对官员的「团团伙伙」太后也没办法——读沈葆桢之子的一篇寿序
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1892年2月3日），是李鸿章七十大寿庆典日。当时李鸿章圣眷正隆，权势显赫，大清帝国文武百官争相奉献诗文、礼品为之祝寿。在众多的寿言中，已故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儿子沈莹庆所写的《恭祝诰封光禄大夫宫太傅中堂一等肃毅伯七秩寿序》，是很值得关注的一篇。
这篇寿序没有如其他人的祝寿文字那样，一味地赞美李中堂的丰功伟绩，而是着重写了两家三代的交情，以及感恩李鸿章对沈氏子弟的关照与提携。全文感情真挚、叙事清晰、文采斐然，有感染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寿序所具的史料价值，它生动地显现了清朝晚期高层政治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同年、姻亲结成利益同盟相互关照的政治生态。——这是帝制时代人所共知、习以为常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是影响帝国政治、军事等大局的重要因素。
我不揣愚陋，试着逐段分析之。
第一段为全文做铺垫。说像李中堂这样的元勋，一般人看到的只是他的功名事业，而其性情和交友之道，只有在他早年没有显达时相过从的朋友了解。
第二段则提到相国大寿，海内外祝寿的诗文烂若云锦，作为相国故人的儿子，如果和大家一样写文章赞美相国的功业，没什么价值。于是另辟蹊径，讲述两家数十年的交往故事，以及相国对晚辈的关照，来彰显相国的高尚品德，以此来为之祝寿。这一下把阅读者的兴趣提起来了，如果放到现在公号上，可以起一个标题：《中堂大人年轻时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往事》。
第三段叙述李鸿章和他们的父亲年轻时的交往，和两家深厚的渊源。李鸿章和他们的伯父缄西公是优贡同年，李瀚章和他们的叔父滨竹公是拔贡同年。他们的父亲沈葆桢，不但和李鸿章同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及第，而且一个房师，一起选为庶吉士，一起住在“研究生”宿舍，一起留翰林院正式任职。这比其他的同年关系更要亲近。明清两代会试有正主考、副主考，然后下面分若干房，每一房阅卷的考官推荐本房优秀的试卷给主考官，然后定夺，因此房师的选择是最重要的。两人共同的房师孙锵鸣活了八十五岁，一生官场并不得志，他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识拔李鸿章、沈葆桢两人。同治三年孙锵鸣被左宗棠参劾罢官，当年三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延请其主讲苏州正谊书院。光绪四年正月，两江总督沈葆桢延请主讲钟山书院。弟子报房师之恩，在当时视为当然。
这一段还可以看出李、沈二人性格和处事态度的区别，李鸿章圆融通达，沈葆桢则性格刚直清高。翰林留馆，生活很苦的，薪水低，而且不能按时发放，又没有六部主事、御史和知县那样的实权。翰林愿意吃这个苦，就是买“潜力股”，翰林院是高级官员培训基地，只要不犯大错或过早死亡，成为方面大员、侍郎尚书的概率很高，一旦外放是知府起步。沈葆桢在北京的小家庭生活窘迫时，李鸿章劝他向在京外当总督的岳父林则徐求援，沈葆桢笑而谢绝。这种性格和处事的差异，也决定日后他们羽翼丰满时，对待老师曾国藩不同的方式。
第四段则述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岁月里，沈葆桢、李鸿章、李瀚章、李元度四位长辈相扶相持、患难与共的情谊。李瀚章早在咸丰三年初就随曾国藩办理营务，李鸿章在兄长的推荐下，八年入曾国藩幕府。沈葆桢在江西与曾国藩的交集比李鸿章早，他署理广信府知府，广信乃今天的上饶，正当浙江江西交界处的孔道。咸丰六年，太平军围攻广信府城，当时沈葆桢正离城外出募集军粮，其妻林普晴不愧是名臣之女，一方面鼓励守城的兵卒固守待援，另一方面则派人送血书到驻守浙江衢州的提督饶廷选那里求援。饶廷选亦是福州人，还是林则徐的老部下，见此大难，他不能不救。兵贵神速，来不及请示浙江省军政首领，他带兵入江西解广信之围。这惹得当时的浙江巡抚何桂清很不高兴，饶廷选被勒令撤营回到浙江防守，而且被劾擅自出兵，受到处分。这件事也能看出清帝国当时军事机器的失效，各省、府长官为了自己不受处分，首先是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而不愿意救援兄弟省、府，甚至以邻为壑，被太平军各个击破。何桂清这种鸡贼心思后来贻害无穷，在做两江总督驻节常州时，李秀成部队攻城，他竟然开枪打死恳请他留下来守城的百姓，逃窜到上海，后被清廷抓捕正法。曾国藩让李元度的平江营戍守广信府，以防东边的浙江之敌。由李鸿章兄弟做媒，李元度的女儿许配给沈葆桢的儿子沈莹庆。后来李元度防备未密，导致徽州失守，威胁到湘军大本营，李元度不敢回来见曾国藩，后来竟然受湘军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之召，回乡募湘勇八千，帮助王有龄协防，彻底激怒了曾国藩。曾严词参劾，本来要判处流放之刑，又是李鸿章、沈葆桢邀请鲍超等人一起上疏，为李元度求情，李元度才免流戍仅罚金归乡，后来得以东山再起。
沈葆桢本来想辞官回家奉养父母，李鸿章写信劝他以国事为重，来已经被曾国荃收复的安庆两江总督衙门暨湘军大本营效力，在曾国藩的举荐下，他出任江西巡抚。就任江督后，曾国藩的战略思路很清晰，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必须是自己信得过的门生故吏。江苏给了李鸿章，江西给了沈葆桢，安徽巡抚先保彭玉麟，彭未就任，后来李续宜短暂担任，再后来是衡阳的唐训方。以调度三省之力，来支持曾国荃围攻金陵。李鸿章会办事，尽管和老师的意见不尽相同，但他善于和老师沟通，而且重大事项上给曾国藩兄弟的面子，如坚决不让淮军来金陵与曾九帅抢功。而沈葆桢则不然，一到江西巡抚任上，就马上屁股决定脑袋，以本省利益为重。事先他和曾国藩约定，江西全省的田赋留本省而厘金交给两江总督衙门使用。可那时江西打了多年的仗，民财已尽，田土抛荒，田赋即农业税收不了多少，而厘金即商业税是收入主要来源。沈葆桢要在本省养王德榜、席宝田两支军队以资防卫，于是先不通报曾国藩，而向朝廷户部运作，获得同意江西厘金截留一半，然后再向曾国藩摊牌。已有户部背书，无可更改，而金陵围攻正在最艰苦的时候，将士眼巴巴望着粮饷和弹药。感觉到被沈葆桢背叛的曾国藩，心底里将其视为白眼狼，湘军内部一些人则说沈葆桢是“绝无良心科”第一名。今日若换位思考，对沈葆桢的做法应能理解。守土有责，他作为江西省的军政长官，不如此做又能如何？
金陵城破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成不世之功，而幼天王在江西被抓获又使沈葆桢和曾国藩的关系更加恶化。忠王李秀成被抓，天王府被焚，对幼天王的下落不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只是含糊地以“积薪自焚”上报。跑到江西的幼天王被席宝田部队抓获，并押送到南昌交给巡抚沈葆桢，沈葆桢和左宗棠皆上疏主张将幼天王送到京师献俘，这等于打曾国藩的脸，坐实了坊间关于吉字营破金陵后，将士只顾抢劫而使幼天王逃逸的口实，也成为朝廷求之不得的“炮弹”，用来打压担心其拥兵自重的曾氏兄弟。与老师曾国藩彻底掰了的沈葆桢继续在两江地面做官，也确实相当为难，于是再以父母年老乞归故里，朝廷同意了。沈葆桢与曾国藩决裂后，和左宗棠倒是相处很好。或是因为两人性格相近？或是因为两人对曾国藩相似的态度？左宗棠任闽浙总督，规划的福州马尾船政局还没有破土动工，其受命调任陕甘总督，为了不使船政局这个事业半途而废，他极力举荐、并三顾茅庐请在籍守制的沈葆桢出山，主持大事，后担任船政大臣。马尾船政局是造船和育人并举，一面请技师、买设备建造近代的船舰；一面办马尾船政学堂，培养海军的指挥和技术人才。沈葆桢主持马尾船政局达十年之久，成为近代中国海军事业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第五段讲述成为重臣的李鸿章、沈葆桢晚年相互支持和合作的佳话，主要是两件事，保卫台湾和办北洋水师。虽然都是为国事，但两人私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874年，日本以台湾土著居民杀死琉球人为理由，派兵侵略台湾，统兵官为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孤舟一叶登台岛布防。台湾当时无可用之兵，可指之饷。李鸿章派驻扎在徐州的铭军十三营，在唐定奎的率领下去台湾，并令上海招商局准备船只、器械。由于应对及时，更由于当时日本国力尚弱，日本不得已退兵。
在李鸿章的举荐下，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江南地面驻防了许多淮军，他们历来惟李鸿章之命是从，两江总督只能待之如宾客。李鸿章手书给淮军各营，让他们老老实实听沈葆桢的指挥。沈葆桢投桃报李，当朝廷摊派各省拿出厘税的一部分分配给北洋、南洋，各练一支近代舰队，沈葆桢高风亮节，请求朝廷将南洋应得的那部分钱全部给北洋，先成北洋水师以拱卫京师，然后再办南洋水师。而今，北洋水师已成，沈莹庆文中曰：“岁巡边海数千里有常期，水师之盛，为外人指目。”确实不是虚言，当时让日本等国很是忌惮。李鸿章在北洋水师中任用大批马尾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也即沈葆桢的门生做海军的将领，以至于引起淮军老将的埋怨，说“客卿用事”——显然，淮军上下把北洋水师看作自家的海军，而非国家的海军，李鸿章不得不开导这些发牢骚的淮军将领。马尾船政学堂培养的海军人才以福建籍为主，这个地缘集团对中国近现代海军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
这一段说的是李、沈两位同年的肝胆相照，而今天分析，却能看出晚清政治的一大痼疾，尽管朝廷非常不乐意，想方设法破解，但督抚隐然有藩镇割据之势，兵将私有成为常态。虽然在名义上淮军早就是朝廷的经制之师，李鸿章也在直隶做了二十多年的总督，但驻扎在两江地面的淮军旧部，两江总督指挥不动，只听他的命令。公事要靠私谊来推动。
第六段说的是沈葆桢去世后，李鸿章对故人子孙周全的照顾。沈瑜庆会试落第后，找年伯李鸿章讨要个饭碗，李鸿章写信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推荐沈瑜庆去南洋水师学堂，先做会办，第二年升总办。他给闽浙总督卞宝第去信，推荐沈葆桢的长孙沈翊清掌管学生出洋肄业局。沈葆桢的另一个孙子沈赞清，以诸生游广东，被两广总督李瀚章招致进幕府。这种恩德，沈家子弟当然没齿不忘。从这段叙述亦可看出晚清督抚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权。太平天国、捻军平息后，中枢一再想办法收回旁落的人事权，各地督抚对占编制的文武官职，如知县、知州、知府、游击、副将、总兵等，只有保举权，决定权操之于吏部（兵部），若吏部（兵部）不点头，只能署理不能实受。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启，官方兴办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机构，如工厂，学堂，厘卡税局，等等。这些不在编制的职位是“差使”，可以由督抚私人委派，而其油水一点不比在编的朝廷命官差。做得好，可以由这样的差使变为命官，如曾国藩的小女婿聂缉椝从江南制造局起步，后来官至浙江巡抚。这些“差使”是用来安排私人的好去处。
今日看沈莹庆这些文字，简直就是一份交待托关系、走后门，大佬任人唯亲的“自供状”。官宦子弟因为有父辈的照顾，能轻而易举地谋得好差事，他们中间固然有品行、能力不错者，可贫寒子弟中同样有能力甚至能力比他们强的人，又如何出头呢？同年、同乡、师生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互相关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团团伙伙”，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态。可是在晚清那个时期，李鸿章如此关照故人的子弟，是被士林传颂的官场美德，是有情有义、居高位而念旧的君子。所以，沈家子弟不但不回避这些，而且在李鸿章寿庆时，撰写成文，装裱成轴，公然挂出来，以彰显李中堂的盛德。
历朝统治者对臣工拉帮结派是很防范的，尤其是明清两代，皇帝最恨大臣“树党”，对以同年、同乡结成的集团很是头痛，也曾有过整肃，但是没用。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核心就在于讲贵贱尊卑，辨远近亲疏，把这些打掉了，社会都无法运转了。因此，官场存在“团团伙伙”是公然的秘密，强悍精明如慈禧太后者，也没法破。即便清朝灭亡了，这种政治文化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附：恭祝诰封光禄大夫宫太傅中堂一等肃毅伯七秩寿序「1」
开年正月五日为我合肥伯相年伯[2]暨年伯母爵夫人七十揽揆之辰[3]，海内人士作诗，歌以赓燕喜[4]者，烂若云锦。莹庆兄弟，故人子也，若即众人之言以为言乎？既晨露之于山海，亦非莹庆兄弟所以为言之道。无已，则请述两家故事，并今日小子所由蒙恩知者，以明受祉之原，而致难老[5]之祝，可乎？
相国为世父缄西公癸卯同年[6]，先文肃公过夏[7]，为定交之始。丁未会试同出瑞安孙蕖田[8]先生门下，改庶吉士，同居庶常馆。时吾乡陈心泉观察[9]、舒城孙省斋方伯[10]，皆同年翰林应馆试者。先叔父滨竹公与相国兄、今两广督部筱泉公[11]为己酉拔贡同年，相从居馆中，盍簪[12]之雅，盛于一时。先公留馆后，赁屋居长安，寓庐庳薄，器用空乏，客位坐具有缺落者。时舅氏林文忠公[13]开府在外，值岁饷未至资斧时或不继，相国时相过从，从容语先公：曷以情言舅氏乎？笑谢之，顾以其安贫乐道，情好弥竺。
先公转御史出守九江，调署广信[14]。其时，湘乡曾文正公[15]以侍郎督师江西，相国以编修佐曾公幕，长公筱泉制府亦以拔贡知县留军中。先公广信解围后，卸郡事，调管营务处，始与相国兄弟重叙京国之欢。平江李次青[16]先生亦癸卯同年，同在曾公幕中。方广信之以浙兵解围也，浙中大吏意微不嗛，严檄撤援回防，先公乞师填扎大府，久不报，曾公檄次青先生以所部平江营来戍。及兹同时袍泽毕集幕府，次青先生以道义之交，申婚姻之好，相国兄弟实合二姓之成，此莹庆所由婿于平江李氏也。厥后先公由九江道乞归养，曾公疏调，辞未赴。相国私函敦促，乃赴安庆大营，中途拜抚江之命。时相国淮军特起，复苏、常，巡抚吴中矣。江西以客军肃清全省，逆竖洪福瑱[17]就擒豫章。先公申前请乞归。相国既平捻由两湖移督畿辅，而先公在籍主船政垂十年。
甲戌日本构衅台湾，廷旨命先公综台防，即日单舸东渡。台地无可用之兵，可指之饷，日人方窥台事亟甚。相国以所部驻徐州之铭军十三营，由提督唐定奎[18]率之来台，并饬上海招商局部署船只、器械利师行，手书月必数至。台地练土勇亦以向导淮军，台防屹然，倭人以淮军之急难也，始气夺输款。先公疏谓生平得人之力易危为安者，凡三事，一即此役。先公所不忘者，而谓莹庆兄弟忘之耶？值两江虚席，廷议难其人，相国言先公，旨属焉。先公疏辞衰惫，相国复贻书以主恩之隆、时事之棘，重相劝勉。既不得请，始于乙亥冬履两江任。时江南留防淮军皆相国旧部，历任督部处之若宾客。相国令诸营听指挥，军政之隙，捕蝗浚河，诸役无弗从者。先公恒言，相国于我深故，我亦深得淮部之力也。中旨划诸省税厘收入，分储南北洋，供制船购械之资。先公请以南洋应有者尽归北洋，先成一师以巩畿辅，而后推广南洋。事未就，先公薨，遗疏犹以为请。未几，北洋开学堂，成铁舰，岁巡边海数千里有常期，水师之盛，为外人指目。所拔海军将领，皆船政学堂书生。淮右老将，闲以客卿用事、少年积薪[19]为言，相国向之弥笃。北洋舟师既成军，至是南洋亦奉廷旨推办水师学堂。
昔年瑜庆[20]偕侄辈礼闱报罢出都，就相国谋所以赡其身家者。相国进而抚之，与谈曩事甚悉，亟称先时交谊，并先公处约之时事以勖小子。作书商前江督曾忠襄公[21]，以南洋水师学堂见属。瑜庆改官江南，仍执前役，志广术疏，常用懔懔。相国驰书开视，勉其学识之未逮者。先公任船政时，设学生出洋肄业局，今夏任是役者，及瓜请代[22]。相国函商闽督卞颂臣[23]制府，以翊清[24]充其选。提挈故人子弟，必使之各有以继志若此。瑜庆又忝与相国二公子仲彭[25]为乙酉乡榜同年。璘庆[26]、翊清又与相国犹子[27]为戊子、乙丑乡榜、优贡同年。赞清以诸生粤游，为筱泉世伯招致幕府。羊舌、郈成[28]之义，奚以加此。虽然，此非莹庆兄弟之私言也。趋廷之日，先公诏之；侍座之日，相国又诏之。其后之事，则为先公之所以不及见而相国固见之，此莹庆兄弟所为愈不能已于言者也。
闻之寿者，醻也，醻其德也。相国功在天下，为世所共见者。如此而其性情行谊为莹庆兄弟所闻，诸先训而躬被之者，又如此然，则醻德之券当于是乎？在相国或为欣然引一觞，而以为知言也。
谨序。
【注释】
[1] 此文乃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五日李鸿章七十寿庆时，沈葆桢之子沈莹庆代表沈家子弟撰写的祝寿文。沈葆桢，（1820年—1879年），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晚清时期的重要大臣，官至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与李鸿章会试同年登第。此时沈葆桢及其长子沈玮庆已去世，故以沈莹庆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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