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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比邻两文豪 | 北京寻湘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
这是我第一次学唱的国歌歌词。大概是在1978年的冬天，我在读小学二年级，去隔壁邻居家看一位篾匠编织席子，我和两位一起上学的同族兄、姐随口唱起来。那篾匠大约读过几年书，大叫：“错了，错了，你们唱的国歌怎么是这样子？”
我们很自信地回答：“怎么会错？我们老师教的！”
篾匠也不反驳，只是说，我上小学时《国歌》不是这样的，然后自顾自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等我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国歌歌词又恢复成篾匠所唱的那个内容，也知道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叫田汉，是省会长沙人。直到多年后，对中国现当代史略有了解，才了解这首歌的诞生背景，以及作为国歌的歌词“变脸”之缘由。——那是词作者田汉的个人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叠加在一起的时代悲剧。
我来北京的前几年，居住在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出来到北新桥坐公交车，常常打细管胡同经过。在胡同深处的北京五中隔壁，有一个院落，看起来颇为破旧，门楼的瓦片上长满衰草。院落墙上有一铭牌，显示这是“田汉故居”。有一段说明是如此介绍他的身份（显然是官方最终认定的）：“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是中国左翼戏剧、音乐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戏曲改革的先驱者，杰出的剧作家、诗人和艺术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这段看起来很平实的说明文字，其措辞和排序却是很讲究的。“左翼戏剧、音乐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放在最前面，说明在官方那里，这个“谥号”比其专业身份“杰出的剧作家、诗人”重要。国歌的词作者放在最后，亦是恰当的安排。这首歌词是他为电影《风云儿女》插曲所写的歌词，在其一生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仅仅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创作。当然对公众而言，这才是他最大的荣耀。今天能有多少人知道田汉为国歌作词外，对他还有哪些了解？这不奇怪，历史上此种事例比比皆是，一个人的声后之名，是要依靠大众传播彰显。苏东坡一生写了那么多的文字，包括政论、碑铭、游记——也许这些他自己更为看重。可后世多数人知道苏东坡，是通过他写的“流行歌词”，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多情反被无情恼”。
田汉出生的1898年，在长沙周边，还诞生了好几位日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如宁乡县的刘少奇和湘潭县的彭德怀。我总觉得田汉和彭总长得像，特别是晚年，那眉眼、神色是典型的湖南山地农民的一种类型：敦实而朴直。
这个院落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组织分配给这位在文宣战线上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干部的，以示犒赏。据说还是直接秉承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田汉一家1956年搬进来，直到他被抓进监狱，瘐死于内。
离田汉故居很近的张自忠路（原来叫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隔壁，还有另一位戏剧大家欧阳予倩的故居。欧阳予倩是浏阳县人，和长沙县毗邻，都是长沙府的大县。欧阳予倩和田汉是同乡，是好友，还是儿女亲家。
欧阳予倩的独生女欧阳敬如嫁给了田汉和第一位妻子易漱渝所生的儿子田申。两家约定，田申和欧阳敬如若是生两个或更多的儿子，其中一个必须姓欧阳，以承继香火。田申生了一儿一女后，又生了个儿子，便按照约定姓“欧阳”，即现在国防大学教授、博导欧阳维先生。其实早在此前，欧阳予倩过继了侄子欧阳山尊为抚子，并悉心培养，成为一代戏剧大师。大概毕竟是过继的，宗法上是儿子，血缘上还是隔了一层。曾纪泽早年生的儿子夭亡，后来过继弟弟曾纪鸿的儿子曾广铨为抚子，再后来有了亲生儿子曾广銮，一等毅勇侯的爵位给曾广銮承袭，而不是宗法意义上的长子曾广铨。李鸿章亦是如此，四十岁前一直没儿子，过继侄子李经方为抚子，后来和续弦的赵氏夫人生了好几个儿子，死后爵位（由肃毅伯晋封为侯）由亲生的李经述承继。——这便是人性，居高位、做大事者亦难超越。
田汉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欧阳予倩则诞生在浏阳一个显赫的文化世家。欧阳予倩的祖父欧阳中鹄是大学者，谭嗣同的老师；其外祖父是谭嗣同的另一位老师刘人熙。1901年，他随祖父到北京读书，曾经跟曾宗巩先生学习英文 。1902年，进入长沙经正中学；是年冬季，前往日本东京，进入成城中学。1903年，毕业于成城中学。他先后在日本的明治大学学习商科，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文科。这样的家世和教育背景，是田汉很难企及的。1907年欧阳予倩开始演艺生涯,加入春柳社。1911年回国，加入南社，并组建春柳剧场。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之一。
欧阳予倩比田汉大9岁，在戏剧圈的资历也更老，可谓田汉的乡前辈。但田汉后来居上，其活动能力和对政治的热情远非出生旧官僚家庭的欧阳予倩可比。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为了影响文艺圈的重量级人物田汉，排遣安娥做田汉的秘书。安娥后来成为他第四任妻子，陪伴他到去世。1932年田汉冒着极大的风险加入中共，从此，他是中共在国统区文艺战线的重要领导人，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成员，为鲁迅戏称的“四条汉子”之一。欧阳予倩虽然也在1933年加入“左联”，但身份是比较单纯的文人、艺术家，而田汉是组织者和领导者。
建国后，领导者和专家的分野很明白地显示出了。田汉是戏剧界的领导，代表执政党来管理戏剧、戏曲同行的。欧阳予倩是统战对象，只能成为专家、教育工作者。他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直到1955年才入党。
有一张两人的合影颇能反映出两人在中国戏剧界扮演的不同角色。照片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拍摄的，大约是田汉去探望亲家欧阳予倩，两人在院落里照的，背后是葡萄架。欧阳予倩仍然是西装领带，文雅温和的样子。田汉则是一身中山装，表情颇为威严，是一副领导者的态势。
随波诡云谲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开展，出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组织的“自己人”受的煎熬比统战对象尤甚。欧阳予倩活了73岁，于1962年在京去世。就算他多活几年，活到那疯狂的十年，受冲击是肯定的，但不会太惨，大概遭遇和曹禺差不多。这样一个人畜无害的旧文人，折腾他太厉害也没什么价值。
可是，田汉就不一样了。他那么早就介入了党对文艺界的领导，处在高层太久，必然会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这样的纠葛在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发酵，成为伤人的利剑。在1959年时，作为中国戏剧界的领导人，田汉就被指责为“右倾”。1959年10月，以中国剧协党组的一位负责人的名义整理的一份材料，如此批判田汉：
“田汉同志以中国著名戏剧家自居，以梨园领袖自居，他的秘书黎之彦同志写的《田汉同志杂谈戏剧技巧》一文，经过田汉同志亲自改的，但文首‘田汉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之一，他除了通过创作以外还经常到各地去通过评论、讲演和谈话推动社会主义民族戏剧’等语，田汉同志并未删去。似乎推动戏剧运动的不是党而是田汉同志自己。”（李辉，《田汉手抄档案令人心痛》）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山东进步的文艺女青年李女士，因为爱人俞先生被捕，走投无路的她来到上海，投靠左翼戏剧界的“大哥”田汉。田汉对她很是关照，并派自己的弟弟田沅陪她去上海郊区的“晨更工学团”工作，在上海落脚。田沅对这位漂亮的李女士一见钟情，但追求未果。后来，这位女士去了延安，从此如一鹤凌云，一飞冲天。
当年的关照给受惠者带来未必全是愉快的回忆，因为各种原因，也会有当时难以与人道的委屈，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多年后，这个人发达了，成为文化旗手，那就不一样了。所谓的恩早已忘却，而那些怨怼，则因为权势而被放大。这位女士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仍然对田氏兄弟颇有愤恨。
这大概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田汉身陷缧绁后，就注定不会再出来了。其长子田申如此评价田汉：“我父亲这个人，成也在他太重情，败也在他太重情。”我以为这句话大有深意。
经过这两位乡贤在北京的故居，我时常会想起童年时唱国歌被篾匠纠正的那一幕，偶尔会比较这两位先生的命运。欧阳予倩在那样的年代，能得其善终，是他的福气，而田汉的悲剧最让人痛心的是：他是被他年轻时就热情讴歌的那股力量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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