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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的劝捐艺术

十年砍柴公号 文史砍柴 2020-09-08


咸丰二年(1852)春天,太平军围困广西省会桂林达一个多月。桂林之围,不仅使远在北京的咸丰帝心急如焚,对与广西毗邻的湖南士绅而言,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让人寝食难安。不论是否攻下桂林,太平军兵锋北指,由广西进入湖南是大概率的事情。


这一年四月初一,正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的曾国荃给在京做官的长兄曾国藩写信,报告家乡的情形:

 

广西不靖,恐非目前所能荡平。缘以太平已久,民不知兵,而司命者又未必悉能调度有方,以故望风而靡,不战而北。

........

长沙各宪出示修理城垣,命各绅士在城内劝捐。愿出赀者颇少,惟贺少庚现出一千二百金,陶少云、李黼堂、劳世兄及各位有钱之家均尚未定,其余颇观望不前。良由大吏平日不能为百姓分忧,而此次经济又惟有修城一端,余则无事也,何能结众庶之心,令其踊跃乎?

 

这封信对清军毫无战斗力的分析颇为精到,其原因主要是官员阶层的腐败无能。长沙城的官吏和士民感觉到危险了,官员的对策只是修城墙,以冀被动防守。长沙的藩库没钱,只能找富家劝捐,富家对地方官的不作为,颇为生气,不愿意掏钱。

 

省城富户惟一捐款一千二百两的是当过云贵总督的贺长龄之子贺少庚。其他几个显宦之家,如做过两江总督的陶澍之子陶桄(字少云,左宗棠的女婿)、做过陕甘总督的李星沅之子李桓(号黼堂),以及广西巡抚劳崇光的儿子,都在观望。

 

此时曾国荃只是一介书生,以旁观者的态度忧国忧民。他可能没想到自己和长兄将会成为平息这次大乱的重要角色,真是时势造英雄呀。

 

湖南的主要官员想大富人家劝捐修城,是地方政府想出的招数。到了咸丰三年,局势变得更加恶化。太平军顺湘江北上,围长沙久攻不下,撤围再北进,攻陷武昌。进而顺江东下,攻占金陵作为首都。广西一隅之祸已经成为清帝国的心腹之患,朝廷下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动员。打仗就是拼财力,可朝廷早就在前三年广西“剿贼”花费了一千多万两银子,国库没钱,只能让高官富商家出血,捐款以做军费。咸丰帝明发上谕,令各地官员向富户劝捐,并言“此举乃出于万不得已”——看来咸丰帝心里还是很明白,也知道让富人在赋税之外再掏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让各地富人捐钱,朝廷当然要做个表率。都察院副都御史文瑞给皇帝开了一个名单,列举首批十八位朝廷高官的家族,其中穆章阿、潘世恩等五人做过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于是皇帝令惠亲王、恭亲王召集这五位退休官员本人或子弟,让他们带个好头。最终这十八户朝廷大臣共捐了二十万两银子。(参见拙文《看咸丰帝怎样勒索高官》

 

浙江省宁波府是富庶之地,《南京条约》签订后作为五口通商之一已有二十余年,富商多,油水大,是劝捐的重点地区。因处理鄞县民变而有功的段光清此时署理宁波知府并兼任鄞县知县。他在《镜湖自撰年谱》详细地讲述了咸丰三年他负责的劝捐经过。

 

浙江巡抚在信中对段光清指示:“务令富室慷慨书捐,即代我跪求,以稍纾国家之难。”接到皇帝的诏书和上司的书信后,段光清办了几桌酒席,请宁波城的富户来赴鸿门宴。一提到捐款,各富户都说,宁波城里的大户首推陈、吴两家,这两家先各捐三万两,其他人家就会跟着捐,捐款的任务大概能完成。


吴家答应自己先捐两万,并说不管陈家捐多少,我一分不少。——官府劝捐富商,必然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出价三万,人家还价两万,相当不错了。其他富户说陈家也不能少于两万。而陈家鸡贼,也不说自己不捐。若如此,他大概在宁波舆论界会成为汶川地震后的王石。可陈家就是不愿意承诺具体数目。官府几次派差役去陈家催促,陈家当家人也不来衙门。


没办法,段光清只得在一天带着书吏、差役十名去陈姓宅中催捐,陈家仍然不应允。于是,段光清老爷戏精附身了。据他所述:

 

余命号房先跪阶下,余再跪堂上,谓陈姓曰:“皇上不得已而有是举,抚宪不得已而有是信,我亦不得已而有是跪,尔家不允是捐,我只跪尔堂上不起。”陈姓亦跪,且叩首曰:“公祖请起,不敢不捐。”余起,随命号书曰:“尔等代我跪此,俟陈府捐数书定再起而回署告我。”(中华书局 1980 版 p81、82)

 

知府高举皇上和巡抚的政治大纛,还亲自向一个商人下跪,再坚硬的铁公鸡也扛不住呀。陈姓只得答应捐款两万两。鄞县、慈禧、镇海诸县的富户就跟着捐款,此次宁波一府捐了五十万两。

 

官府劝捐不能一味漫天要价,不给商家留余地,必须有礼有节,有章有法,知己知彼。

 

当时宁波府最大的富豪是慈溪县的冯姓(姓冯不姓马),全国知名,他被单列出来,重点照顾。有御史对皇上上奏言,冯家资产有两千万两(清朝户部的存银在道光时期最多才三千三百万两)。于是皇帝特旨让慈溪冯家捐银一百万两。浙江省的司、道官员也说,冯家至少得出三、五十万两。冯家老板一看傻眼了,哪能一下子掏出这么多银子呀。他的应对措施是:

 

冯姓将收一切生意,自呈其家底账,实有家资若干,请抚台奏伊家应捐若干。宁波码头大小店户,多行冯姓本钱,闻冯姓收生意,皆云:我等不能不歇生意,宁波歇生意,则宁波之码头倒矣;各省皆闻冯姓因捐输歇生意,则天下富户皆畏葸,而商贾萧索矣,此其关系不小。(p.82)

 

冯家人这么做也是不得已。他干脆关门歇业,不做生意了,把底账全交给官府,让浙江巡抚派人来查账,再决定他家应该捐多少。冯姓是宁波众多商行的股东,这些商行一说大股东歇业了,也要跟着关门。这相当于罢市呀,如此宁波这个繁华的商埠会倒掉。各省富商如果听说冯姓被官府逼捐,也都心生畏葸,整个国家的商业会变得萧条。

 

段光清就此事写信禀告巡抚,说明此事的利害关系。段氏信中言,御史的话未必能当真,冯家在各省有生意,只是富豪之名在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现银堆在家里?捐输军饷,必须要现银,怎么可能让人一下子拿出上百万两?莫说上百万两,就是几十万两,也难让人家一次就捐出来呀。要平粤乱既然开了捐例,军旅不息,捐输岂能一下子就停止呢?何不留有余地,以后仍然可以年年向冯家劝捐。

 

段太爷比京城的御史脑子清楚,至少他明白总资产和现金流区别很大。他对巡抚的建议是摊派、劝捐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一下子把富户榨干,破坏了整个商业生态。必须可持续发展,放水养鱼。巡抚认为段光清的话合乎情理,最终冯家此次捐输了十二万两银子。

 

官家让商家捐钱,不管用政治大帽子压人,还是以情动人,其实差不多,都带有强迫性质,没多少商家真能痛痛快快掏银子。曾国藩咸丰三年在湖南办团练,让富户捐款,富户不响应。他的手法比段光清强硬多了,把长沙城内官宦子弟的代表人物陶桄给扣留,让他家拿钱赎人,陶家一就范,其他家也就老老实实出钱。多年后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谈及他和左宗棠(字季高)的过节说:“左季高以我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致仇隙。”左宗棠为女婿求情未允,心中恼怒曾国藩。等到他能和曾国藩分庭抗礼时,便把早年的怒火发泄出来了。


左宗棠本人呢?他带兵打仗,筹款筹粮,亦是这样的套路呀。


同治二年(1863),同左宗棠率领楚军收复了浙江兰溪。战后兰溪,满目疮痍。据光绪朝所修《兰溪县志》载:“惟城内城外廛庐被贼焚毁一空,四乡民储被贼搜括殆尽。”“城复后,饥民嗷嗷,无楼栖处,僵卧街途,雨沦日炙,百端受病,疫作时有遍体溃烂者。”


左帅要筹集买粮救助饥民的银子,向大户人家劝捐。当地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不但不捐钱,还趁战乱后田地房产价格低廉,大肆吃进。左宗棠大怒,上奏皇帝,请批准他对这样的富户“上手段”。朝廷很快批示:

 

浙江此次之变,吾民颠沛流离,千里赤地。朝廷轸怀民瘼,哀悯殊深。左宗棠现拟散钱煮粥,拯救饥民,招集流亡,给赀耕种。具见该抚能体朝廷德意,惠我烝黎。而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员,非但膜视邦族不加拯恤,且欲乘机贱置产业,实属忍心害理,为富不仁。著照所拟,饬令力措钜款,广购米石,迅救阽危。如敢不遵,即行严办。(《同治朝实录卷之五十八》)

 

一旦给这些富户戴上“忍心害理,为富不仁”的帽子,“严办”就有了道义根据。富户再不乖巧地出血,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破家之祸。兰溪县的富户们马上知趣地捐钱捐粮,毛象贤一家即认捐米六千石,并先行缴到洋银一万零三百元,银一百三十九两三钱五分。

 

“劝捐”只是官家客气的说法,商家如果不听“劝”,接下来就必定是“勒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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