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官办学校，焉能培养出优秀洋务人才
清代笔记《清稗类钞》记载这么一件轶事：
蔡毅若观察锡勇，以幼童入广东同文馆习英文，其后，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抵馆门，方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笑而相迎，慰劳备至。遂导之入，引观各室，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膳堂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蔼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谁也。老翁询诸生以已否午餐，诸生答曰：“未。”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所见者，乃相国文文忠公庆也。
此段文字将“文祥”误写为“文庆”，文祥谥文忠。文庆亦为晚清满族高官，但1856年即去世，谥文端，此时同文馆尚未兴办。蔡锡勇几位来首都进修的广东学生，开始大概以为那位给自己当导游，参观教室、宿舍、食堂的和蔼长者是门房大爷吧？等了解到此人竟然是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瓜尔佳·文祥（即尊称相国），估计惊讶得下巴快掉下来了。要知道，他们的地方长官广东巡抚来京见到文祥都要跪拜的。
这故事说明文祥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也能看出他对同文馆的重视。文祥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进士出身，是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是旗人中的能吏，勤勉正直，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在中枢达十五年之久，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特别倚重。作为总理衙门的直属机构、专司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就是在他会同恭王奕䜣所奏请，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最初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
如此一所高规格的学校，其办学条件是非常好，学生的待遇，今人难以想象。著名的戏剧理论专家齐如山是同文馆肄业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所学校学生所受到的优待，学生不但免学费，而且每月发津贴（膏火费）。
“初进馆每月三两，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彼时每月十二两银子，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
满族作家老舍的父亲是京师护兵营一名士兵，庚子事变时抵抗八国联军战死。他每月的薪水三两银子，要养活一大家子。
生活待遇之高，亦令人咂舌。齐先生回忆：
“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谓煤油蜡烛，微如纸媒洋火等等，都由馆中供给。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此，倘有熟人来亦可留饭，也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也没有。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待同文馆的学生更优了。”
想一下当时大清国弱民穷，多少百姓食不果腹，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所帝国花大本钱培养洋务人才的学堂，教学效果如何呢？可以说很差。光绪八、九年间，清廷因为西北科布多地区与沙俄交涉，俄文翻译吃紧，军机处让同文馆选七个学生去考试，择优作为译员。其中一人学了十三年的俄文，其余六人也学了七年。可一考试呢？只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全，其余成绩最好的，只认识一半字母。军机处大怒，行文同文馆训斥，文中云“学洋文十余年之久，竟连字母都不认识，殊属不成事体”。齐先生回忆说：
“按创办同文馆的年代及耗费款项，都应该有很好的成绩，而且在光绪中叶以后，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广东的同文馆，两处的优秀学生，都要经考试送到北京同文馆，持续肄业，此名曰升学。照这种情形说，本应该训练或造就出来许多外交人才，但可以说是没有。外交官还有几位，而够得上外交家的，是一个也没有。”
真是播下了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三端。
一是学生源质量良莠不齐，其中学渣较多。同文馆设立之初，学生先从旗人中选拔。我以为这是中枢的满蒙亲贵为抑制住湘淮系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队伍刻意为之。洋务运动后，清廷在中枢新成立的机构，都以旗人为主角，汉人顶多是敲敲边鼓。如神机营、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及其同文馆亦如此。大概朝廷的意思一是重点培养旗人中的精英，二是像同文馆这种优厚的待遇，等于给旗人子弟一条出路。可是当时旗人经过两百多年的体制圈养，子弟普遍是颓废、荒嬉，没有上进心，近乎一个“特权废物集团”，再加上其人口基数相比汉族人太小，能涌现出的人才自然也会小得多。而当时旗人的保守比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文馆去旗人中招学生，几乎没什么人报名，大伙普遍认为学洋文，和鬼子打交道，那是辱没祖宗的，一家有子弟进同文馆，这家人便被亲戚和街坊瞧不起。后来不得不向各旗主摊派，旗主强迫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或一些愚笨的旗人青年进去充数。旗人招不满才开始招收部分汉人。
齐如山出生于直隶高阳大族，祖父、父亲都是进士，和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是同乡、世交和姻亲。有一次其父去拜见李鸿藻，李鸿藻得知齐家大儿子已经二十岁了，就说不要再学八股文了，进同文馆吧。齐如山的父亲很开明，明白将来八股文没用，要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知识，正琢磨门路让儿子进同文馆，听了大喜，就请李鸿藻打了个招呼，大儿子齐竺山进了同文馆。他本来想让二儿子齐如山一起进馆学习，只是觉得一下子开后门让两个儿子进去，为难中堂大人。后来才了解，当时生源不足，别说两个人，就是七八个人，李鸿藻一句话都可以进去。齐如山因此晚了几年才进同文馆学习。像齐家兄弟这种出生于汉族书香门第的读书种子，进去后马上名列前茅，年年拿头等奖学金。齐如山说他大哥无论怎么考试，总是第一。
二是教师质量没保证。同文馆聘请教外语的洋人教习，用齐如山的话来说，没有一个称得上学者，在本国连大学都没毕业，多是一些来华捞金的外国混混。如齐如山所言，“在西洋各国中，凡有学问道德之人，总有常久的工作，绝对不会赋闲。凡学问不够，或道德有亏，在本国不易觅工作者，方肯来华找饭碗，虽不能说人人都如此，但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同文馆前期的总教习由英国人把持，齐如山回忆英国总教习，“人极神气极骄傲，可是不但不够学者，而且几乎是不通文，我见他给学生改英文的试卷，一般人看到不好的地方，不假思索，一笔就涂了去，可是他改的时候，就费了事了，憋得红着个秃脑袋，改一次就涂了去，又改一次又涂了去，半天才算改就。”总教习这样的水平，下面一般的洋教习水平可想而知。
三是学校管理混乱，纪律很差。因为招生不易，早期没有退出机制，只能靠奖赏来激励优秀学生。学生别说早晚自习，就是正常的课也可来可不来，老师睁只眼闭只眼。不少学生白天在外胡混，去戏院里看戏，去八大胡同寻欢。待到深更半夜才回馆，而正常的晚餐早过来，学校管理方竟然迁就这些学生。半夜回来的人，随时可以到食堂点菜，开小灶，因此食堂总是有厨师值夜班伺候着这些大爷。
到了光绪年间，国人眼界略开，学洋文、吃洋饭已经不是那么丢人了，一些穷苦子弟（还是以汉人为主，特别是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争着报考同文馆，才有像样的入学考试，生源有所改观。美国人丁韪良任总洋教习后，进行了整饬，曾经有一次40个学生被淘汰掉34个。但在那种大背景下，同文馆教学成就依然相当有限。
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还讲到庚子年一件令人发噱的事。义和拳进京师占各衙门设坛，同文馆亦不免，学生和教师早作鸟兽散。占据同文馆的义和团首领竟然拿总教席的洋文大印盖章颁布军令，他说这是洪钧老祖赐给的印信，上面刻的是天文。没有敢告诉他那是洋文，如果说出真相非被大师兄杀了不可。
比较同时期日本人开办学堂学习外语和现代科学，两国投入产出比之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原因嘛，想必大伙儿都明白。清帝国的腐败已经是整体的、系统性的，不可能存在清朗一角，何况这所洋务人才养成学校本来就是个官办衙门。
往期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