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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光绪年间一位「资深知县」为例:没靠山升官有多难

十年砍柴公号 文史砍柴 2020-09-11


湖南湘乡人蒋德钧在四川龙安府知府任上第十二个年头时,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时为光绪十九年(1893)。丁忧期满后他厌倦了官场,不再赴朝廷补官复出,而是一直留在故乡兴办教育、实业,成为湖南颇具影响力的绅士代表。


由于湘军的兴起,湘籍官员遍天下,致仕回乡的官员或湘籍官员在老家的亲属多,这些人能量大,导致了晚清湖南“绅权”很大。地方官为政不敢得罪巨室,在湖南当地施政,如果能和辖境内的绅士处理好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办理公事往往事半功倍。


甲午年(1894)前后蒋德钧办理完父亲丧事,收到了湘乡县知县赵宜琛(字景午,贵州福泉人,1852年出生)的一封信。时值湘乡上十三里(今涟源部分地区、娄底市娄星区)都总(清代县以下分都,大约相当现在的乡)、户长(相当于村长)更换,赵知县让蒋德钧推荐都总、户长人选。都总、户长不是朝廷命官,在当地士民中选拔,配合官府做好征粮、治安、兴办公益等事项,有那么一点自治的意思。因为蒋德钧是当地有话语权的绅士首领,又在外地做了那么多年知府,知县向他问计是很自然的事。蒋德钧是个明白人,他不愿意落下以绅士身份干涉官府选拔基层干部的口实,回信曰:“德钧在京、在蜀二十余年,奉讳归来,亲族而外,多不相识,无可保荐之人,惟希谅察。”他在这封信一开头说了句客气话,“大从枉顾,简亵为愆。”应该是他父亲葬礼时,知县赵大人亲自从县城赶来吊祭,他表示感谢,并以招待不周致歉。


这位赵宜琛大人是光绪二年(1876)的殿试的三甲进士——殿试的一、二、三甲在称呼上皆为“进士”,只有官书上才会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那么分明。中进士后,他以知县分发湖南。在清代,进士出身分发到省,是不需要候补的,称“老虎班”,需很快给他找个位置。到湖南后,赵景琛首任祁阳县知县。蹉跎十八年,而今他仍然是湘乡县知县。


这进步实在太慢了,是他官声不好么?能力太差么?非也。1900年,蒋德钧有一封致赵宜琛(当时赵已署理长沙府知府)信的自注曰:


赵景午太守宜琛,贵州人。以进士分发湖南,历任有声。光绪癸巳、甲午间宰湘乡,余适丁忧回里,赵频至苫庐,咨访肫切,并取余龙安告示,一一施行。


在湖南,赵景午做过祁阳、零陵、邵阳、湘乡、善化知县,这五个县都是大县。清代邵阳、湘乡二县所辖,今天差不多有7、8个县区。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因湖南巡抚陈宝箴欣赏,保荐为署理永州府知府,做了二十年的赵知县总算得到升迁。


陈宝箴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上奏朝廷的《府县各员治行卓著请旨嘉奖摺》中如此评价赵宜琛:“候补知府、前善化县知县赵宜琛,学道爱人,忠实恳挚,历任各县,士民爱戴。”他在任邵阳知县时,颇为欣赏当地生员贺金声,后来向湖南巡抚俞廉三举荐贺金声为巡抚管理营务处。但贺才高而不安分,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仍然组织义兵,四处张贴《奉劝各国教士文》、《拿教犯书》,矛头指向外国传教士和信仰洋教的中国百姓,被俞廉三诱杀于湘乡、邵阳交界的青树坪。


今日,永州的蘋洲书院立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以署永州知府赵宜琛名义发布的告谕。永州城外潇水因泥沙淤积形成一块无主地,可开垦出约600亩的良田。赵准当地绅士之请,将这块地划给蘋洲书院作为学田,出租给农民,每年所入作为书院学生的奖学金。此碑申明产权所属,并严禁当地居民侵夺。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二十二日 (详见敖炼《蘋洲书院古碑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6月)。第二年即庚子年,老太后重用义和拳与列国开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幸有“东南互保”使南方半壁江山免于战火。湖南民气强悍,排外之风甚浓。当时赵宜琛已署理长沙府知府,他辅佐巡抚俞廉三,安定了局势,保住了一方平安。据史料载,1902年赵宜琛在长沙知府任上进京引见。行至上海,他本来已经患病,闻所荐的贺金声被杀,受惊而病情加剧,殁于沪上。他幸运的是二十五岁就考上进士,出仕早,能耗上二十年熬到了知府的职位。


赵景午这样仕途蹉跎的在当时远不是孤例。光绪四年(1878)二月十二日,在山西巡抚任上的曾国荃奉上谕,朝廷令其去核查一个案子。有人参劾已经被免职的前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高振宛勒逼铁商纳税(潞安、泽州二府自古为冶铁之乡),中饱私囊,放纵儿子与门丁纳贿,儿子娶当地焦姓女子为妾等不法情事。


这些事发生在前一年即光绪三年间。这高振宛何许人也?他是河南南阳府邓州人,1813年出生,道光十八年(1838)和胞兄高振洛同时中进士,和曾国藩是同年,且都是名列三甲。曾国藩比他运气好,考取了翰林院庶吉士,为官十年就做到了侍郎,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封侯,晋大学士,死赠太傅,谥文正,位极人臣。而高振宛从分发浙江初授嘉兴府桐乡县知县开始,后调任山西神池、荣河知县。到免官那年,通籍四十年,才是个知府,他的年兄曾文正公已经故去六年了。


不知是高真的被诬告还是曾国荃看在其兄同年的份上,对高振宛被参案的调查以类似“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向朝廷禀报。对铁商索贿的事情不存在,因王姓商人未带执照来潞安买官铁被查获,高知府恐怕有假冒,传案审讯,该商人顶撞,予以戒饬,并令照章纳税完事;高有两个儿子,长子高寅生一直在京读书,上一科考中进士分部行走,后请假回潞安省亲病故,小儿子年幼,都不可能在当地纳贿。高寅生确实在当地买过一位使女,是不是做妾,没法查。


我还查了几位光绪二年恩科中进士的赵宜琛三甲或二甲同年,其升迁速度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赵景琛。如浙江富阳籍的朱彭年,1837年出生。中进士后分发江西,历任兴国、新淦、贵溪知县,两任乡试同考官。在任内审问讼案,清理田赋、皆能洞察民隐,认真负责。可这样一位进士出身且敬业的好官,1896年病逝于南昌,到死还是个知县。


赵宜琛另一位同年尹锡纶(其孙尹仲容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很有成就,被誉为“台湾工业化之父”),乃二甲进士。他是我的乡前辈,湖南邵阳县太平一都(今属邵东流光岭)人。中进士后留在户部任主事,后外放署广西镇安府知府。没能真除,考察的评价是“识暗才疏,难资表率,着以同知降补”。一个从朝廷空降过来的代理市长,最终不但没能去掉“代”字,反而降到副市长。他哪还能呆下去?于是辞职回邵阳,主讲濂溪书院,1892年去世。


在那个时候,没有强硬靠山的子弟即使是进士,在仕途升迁亦是那般艰难。我以为原因大约有这个几个方面。一是到了光绪朝,中国有4亿多人了,但仍然是个科技和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大国,所有的精英除了做官,没有别的出路。而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又提供不了那么多公共职位。以赵宜琛供职的湖南为例,全省知府、道员的职位就那么多,知县要跃上知府的台阶太难了。不像现在,一个省的副厅级、正厅级职位很多(加上事业单位、国企就更多了),一个人做二十年县委书记的现象恐怕是极其罕见。二是清代是满蒙当家的帝国,满蒙旗人做官更容易,升迁快,抢走了这些汉族进士的机会。三是经过咸同年间的大动乱,湘、淮系军功集团崛起,战场上以命博取前途的人当然升官快,军功出身的官员又挤占了这些人的机会。四是因为战争,朝廷缺钱,广开纳捐之门,大量捐班出身的官员又进一步挤占机会,且造成官场逆淘汰。


就以蒋德钧作为军功集团的例子吧。


蒋德钧1852年出生,和赵宜琛是同龄人。他是湘军将领蒋凝学的长孙,蒋凝学是咸丰初年就随罗泽南征战的骁将,官至陕西布政使。据李超平、杨锡贵整理的《蒋德钧辑》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即入伍当兵,随祖父先后在安徽、甘肃打仗。当时他才虚岁十二。同治四年(1865)因巡抚乔松年奏保,奉谕旨:“知府蒋德钧着免其试用,仍留湖北归劳绩班补用,并赏加道员衔”。一个虚岁十四岁的娃娃,已经因战功升到知府并加道员衔(当然只是个官位,并没有实职)。再有天赋也难以让人相信。他的爷爷果真带着十二岁的孙子出生入死,去打仗么?我以为多半是列虚名于士卒的名册之间,遇到大仗后具名冒功保举。这在当时的湘淮军将官里是公开的秘密,一些人子弟还在穿开裆裤已经是知县、同知或都司、游击官衔了。上奏保举的巡抚、总督睁只眼闭只眼,毕竟得靠这些人打仗。这就叫先占着坑,等孩子一年年读书、长大,然后出来做官,早就赢在起跑线上了。


蒋德钧即是如此,他成年后入京读书,捐个了国子监监生资格,参加顺天府乡试未考取举人,取中为誊录(正榜之外的“安慰奖”)。这个算盘打得很好,已经是因军功保举知府了,如果能考中举人、进士,那么是正途出身。若考不上,再纳捐遇缺候补。清代末年的纳捐十分复杂,名目繁多。可以捐一个虚衔,获得为官的资格;而已经有了候补身份的官员,还可以加钱“插队”,获得更大的补缺机会。蒋德钧就是“由保举花翎纳捐分缺先前选用知府,遵例捐新班遇缺选用”,也就是说他虽是军功保举做官,但缴纳了插队费用。三十岁那年他被选授龙安府知府实职。


我疑心蒋德钧改了档案年龄。一查《蒋德钧辑》,果然。光绪八年(1882)他的实际年龄虚岁三十一,后选任龙安知府后敬呈的履历折,上书“湖南长沙府湘乡县监生,年三十七岁。”他把履历年龄多填了六岁,我猜其在吏部备案的军功保举履历上也一律多填了六岁,这样就变成了十八岁从军,二十岁因战功保举至知府,于社会常识才说得通。《蒋德钧辑》中有其孙蒋再三的回忆文章,言及其年少时问祖父“何不自订一年谱?”蒋德钧回答孙子:“余之所为,尽余国民之责而已,非有功绩足为人道也。”或许蒋公心中有难言之隐,自订年谱无法解释家谱上的年龄和官方档案年龄差六岁呀。


设想一下,赵宜琛在湘乡资讯同龄人蒋德钧治民之道时,对方已经当了十来年知府回乡了,自己中进士十八年了,还是一个知县。情何以堪?


说完军功集团子弟,来说一下旗人升迁远比汉族人容易。


晚清“硬核派”高官刚毅,满洲镶蓝旗人,1937年出身,著名的念白字先生。他连一个生员都不是,笔帖式(负责抄写公文,满人出仕的途径之一)出身,累迁刑部郎中。光绪三年(1877)以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受嘉奖,六年(时年四十四岁)出为广东惠潮嘉道,次年迁江西按察使,一直做到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刚毅同一年出生、且考中进士的朱彭年一比较,真是气死人。


再以和赵宜琛同列三甲的几位满蒙旗人同年为例。裕祥乃镶黄旗人,中进士后留用为内阁中书,上了升迁快车道。光绪十年(1885)外放为广西右江道,光绪十五年(1889)任甘肃按察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云南布政使。此时赵宜琛还是个知县。裕祥后官至云南巡抚,成都将军。另一位镶黄旗人贵贤,官至大理寺少卿、奉天学政。光绪三年二甲进士继昌,是正白旗佐领的包衣奴才出身,官至江宁布政使、甘肃布政使。


到了光绪年间,清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没有较大的变革,在那种情势下,即便如赵宜琛这种万里挑一的汉族读书人精英,考上进士,进入官场,依然处在不利位置。若无特殊的机遇(朝廷大佬提携,或者有军功),大概率是在知县、知府的职位上辗转徘徊。这些人很快就遇到了职场天花板,那么出仕之初的家国情怀恐怕很容易被追逐现实利益之心所替代。像赵宜琛这样做了二十年知县的官员,还能那样兢兢业业,算是坚守初心的徇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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