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光绪年间一位「资深知县」为例：没靠山升官有多难
湖南湘乡人蒋德钧在四川龙安府知府任上第十二个年头时，父亲去世，他回乡丁忧，时为光绪十九年（1893）。丁忧期满后他厌倦了官场，不再赴朝廷补官复出，而是一直留在故乡兴办教育、实业，成为湖南颇具影响力的绅士代表。
由于湘军的兴起，湘籍官员遍天下，致仕回乡的官员或湘籍官员在老家的亲属多，这些人能量大，导致了晚清湖南“绅权”很大。地方官为政不敢得罪巨室，在湖南当地施政，如果能和辖境内的绅士处理好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办理公事往往事半功倍。
甲午年（1894）前后蒋德钧办理完父亲丧事，收到了湘乡县知县赵宜琛（字景午，贵州福泉人，1852年出生）的一封信。时值湘乡上十三里（今涟源部分地区、娄底市娄星区）都总（清代县以下分都，大约相当现在的乡）、户长（相当于村长）更换，赵知县让蒋德钧推荐都总、户长人选。都总、户长不是朝廷命官，在当地士民中选拔，配合官府做好征粮、治安、兴办公益等事项，有那么一点自治的意思。因为蒋德钧是当地有话语权的绅士首领，又在外地做了那么多年知府，知县向他问计是很自然的事。蒋德钧是个明白人，他不愿意落下以绅士身份干涉官府选拔基层干部的口实，回信曰：“德钧在京、在蜀二十余年，奉讳归来，亲族而外，多不相识，无可保荐之人，惟希谅察。”他在这封信一开头说了句客气话，“大从枉顾，简亵为愆。”应该是他父亲葬礼时，知县赵大人亲自从县城赶来吊祭，他表示感谢，并以招待不周致歉。
这位赵宜琛大人是光绪二年（1876）的殿试的三甲进士——殿试的一、二、三甲在称呼上皆为“进士”，只有官书上才会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那么分明。中进士后，他以知县分发湖南。在清代，进士出身分发到省，是不需要候补的，称“老虎班”，需很快给他找个位置。到湖南后，赵景琛首任祁阳县知县。蹉跎十八年，而今他仍然是湘乡县知县。
这进步实在太慢了，是他官声不好么？能力太差么？非也。1900年，蒋德钧有一封致赵宜琛（当时赵已署理长沙府知府）信的自注曰：
赵景午太守宜琛，贵州人。以进士分发湖南，历任有声。光绪癸巳、甲午间宰湘乡，余适丁忧回里，赵频至苫庐，咨访肫切，并取余龙安告示，一一施行。
在湖南，赵景午做过祁阳、零陵、邵阳、湘乡、善化知县，这五个县都是大县。清代邵阳、湘乡二县所辖，今天差不多有7、8个县区。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因湖南巡抚陈宝箴欣赏，保荐为署理永州府知府，做了二十年的赵知县总算得到升迁。
陈宝箴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上奏朝廷的《府县各员治行卓著请旨嘉奖摺》中如此评价赵宜琛：“候补知府、前善化县知县赵宜琛，学道爱人，忠实恳挚，历任各县，士民爱戴。”他在任邵阳知县时，颇为欣赏当地生员贺金声，后来向湖南巡抚俞廉三举荐贺金声为巡抚管理营务处。但贺才高而不安分，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仍然组织义兵，四处张贴《奉劝各国教士文》、《拿教犯书》，矛头指向外国传教士和信仰洋教的中国百姓，被俞廉三诱杀于湘乡、邵阳交界的青树坪。
今日，永州的蘋洲书院立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以署永州知府赵宜琛名义发布的告谕。永州城外潇水因泥沙淤积形成一块无主地，可开垦出约600亩的良田。赵准当地绅士之请，将这块地划给蘋洲书院作为学田，出租给农民，每年所入作为书院学生的奖学金。此碑申明产权所属，并严禁当地居民侵夺。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二十二日 （详见敖炼《蘋洲书院古碑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6月）。第二年即庚子年，老太后重用义和拳与列国开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幸有“东南互保”使南方半壁江山免于战火。湖南民气强悍，排外之风甚浓。当时赵宜琛已署理长沙府知府，他辅佐巡抚俞廉三，安定了局势，保住了一方平安。据史料载，1902年赵宜琛在长沙知府任上进京引见。行至上海，他本来已经患病，闻所荐的贺金声被杀，受惊而病情加剧，殁于沪上。他幸运的是二十五岁就考上进士，出仕早，能耗上二十年熬到了知府的职位。
赵景午这样仕途蹉跎的在当时远不是孤例。光绪四年（1878）二月十二日，在山西巡抚任上的曾国荃奉上谕，朝廷令其去核查一个案子。有人参劾已经被免职的前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高振宛勒逼铁商纳税（潞安、泽州二府自古为冶铁之乡），中饱私囊，放纵儿子与门丁纳贿，儿子娶当地焦姓女子为妾等不法情事。
这些事发生在前一年即光绪三年间。这高振宛何许人也？他是河南南阳府邓州人，1813年出生，道光十八年（1838）和胞兄高振洛同时中进士，和曾国藩是同年，且都是名列三甲。曾国藩比他运气好，考取了翰林院庶吉士，为官十年就做到了侍郎，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封侯，晋大学士，死赠太傅，谥文正，位极人臣。而高振宛从分发浙江初授嘉兴府桐乡县知县开始，后调任山西神池、荣河知县。到免官那年，通籍四十年，才是个知府，他的年兄曾文正公已经故去六年了。
不知是高真的被诬告还是曾国荃看在其兄同年的份上，对高振宛被参案的调查以类似“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向朝廷禀报。对铁商索贿的事情不存在，因王姓商人未带执照来潞安买官铁被查获，高知府恐怕有假冒，传案审讯，该商人顶撞，予以戒饬，并令照章纳税完事；高有两个儿子，长子高寅生一直在京读书，上一科考中进士分部行走，后请假回潞安省亲病故，小儿子年幼，都不可能在当地纳贿。高寅生确实在当地买过一位使女，是不是做妾，没法查。
我还查了几位光绪二年恩科中进士的赵宜琛三甲或二甲同年，其升迁速度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赵景琛。如浙江富阳籍的朱彭年，1837年出生。中进士后分发江西，历任兴国、新淦、贵溪知县，两任乡试同考官。在任内审问讼案，清理田赋、皆能洞察民隐，认真负责。可这样一位进士出身且敬业的好官，1896年病逝于南昌，到死还是个知县。
赵宜琛另一位同年尹锡纶（其孙尹仲容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很有成就，被誉为“台湾工业化之父”），乃二甲进士。他是我的乡前辈，湖南邵阳县太平一都（今属邵东流光岭）人。中进士后留在户部任主事，后外放署广西镇安府知府。没能真除，考察的评价是“识暗才疏，难资表率，着以同知降补”。一个从朝廷空降过来的代理市长，最终不但没能去掉“代”字，反而降到副市长。他哪还能呆下去？于是辞职回邵阳，主讲濂溪书院，1892年去世。
在那个时候，没有强硬靠山的子弟即使是进士，在仕途升迁亦是那般艰难。我以为原因大约有这个几个方面。一是到了光绪朝，中国有4亿多人了，但仍然是个科技和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大国，所有的精英除了做官，没有别的出路。而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又提供不了那么多公共职位。以赵宜琛供职的湖南为例，全省知府、道员的职位就那么多，知县要跃上知府的台阶太难了。不像现在，一个省的副厅级、正厅级职位很多（加上事业单位、国企就更多了），一个人做二十年县委书记的现象恐怕是极其罕见。二是清代是满蒙当家的帝国，满蒙旗人做官更容易，升迁快，抢走了这些汉族进士的机会。三是经过咸同年间的大动乱，湘、淮系军功集团崛起，战场上以命博取前途的人当然升官快，军功出身的官员又挤占了这些人的机会。四是因为战争，朝廷缺钱，广开纳捐之门，大量捐班出身的官员又进一步挤占机会，且造成官场逆淘汰。
就以蒋德钧作为军功集团的例子吧。
蒋德钧1852年出生，和赵宜琛是同龄人。他是湘军将领蒋凝学的长孙，蒋凝学是咸丰初年就随罗泽南征战的骁将，官至陕西布政使。据李超平、杨锡贵整理的《蒋德钧辑》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即入伍当兵，随祖父先后在安徽、甘肃打仗。当时他才虚岁十二。同治四年（1865）因巡抚乔松年奏保，奉谕旨：“知府蒋德钧着免其试用，仍留湖北归劳绩班补用，并赏加道员衔”。一个虚岁十四岁的娃娃，已经因战功升到知府并加道员衔（当然只是个官位，并没有实职）。再有天赋也难以让人相信。他的爷爷果真带着十二岁的孙子出生入死，去打仗么？我以为多半是列虚名于士卒的名册之间，遇到大仗后具名冒功保举。这在当时的湘淮军将官里是公开的秘密，一些人子弟还在穿开裆裤已经是知县、同知或都司、游击官衔了。上奏保举的巡抚、总督睁只眼闭只眼，毕竟得靠这些人打仗。这就叫先占着坑，等孩子一年年读书、长大，然后出来做官，早就赢在起跑线上了。
蒋德钧即是如此，他成年后入京读书，捐个了国子监监生资格，参加顺天府乡试未考取举人，取中为誊录（正榜之外的“安慰奖”）。这个算盘打得很好，已经是因军功保举知府了，如果能考中举人、进士，那么是正途出身。若考不上，再纳捐遇缺候补。清代末年的纳捐十分复杂，名目繁多。可以捐一个虚衔，获得为官的资格；而已经有了候补身份的官员，还可以加钱“插队”，获得更大的补缺机会。蒋德钧就是“由保举花翎纳捐分缺先前选用知府，遵例捐新班遇缺选用”，也就是说他虽是军功保举做官，但缴纳了插队费用。三十岁那年他被选授龙安府知府实职。
我疑心蒋德钧改了档案年龄。一查《蒋德钧辑》，果然。光绪八年（1882）他的实际年龄虚岁三十一，后选任龙安知府后敬呈的履历折，上书“湖南长沙府湘乡县监生，年三十七岁。”他把履历年龄多填了六岁，我猜其在吏部备案的军功保举履历上也一律多填了六岁，这样就变成了十八岁从军，二十岁因战功保举至知府，于社会常识才说得通。《蒋德钧辑》中有其孙蒋再三的回忆文章，言及其年少时问祖父“何不自订一年谱？”蒋德钧回答孙子：“余之所为，尽余国民之责而已，非有功绩足为人道也。”或许蒋公心中有难言之隐，自订年谱无法解释家谱上的年龄和官方档案年龄差六岁呀。
设想一下，赵宜琛在湘乡资讯同龄人蒋德钧治民之道时，对方已经当了十来年知府回乡了，自己中进士十八年了，还是一个知县。情何以堪？
说完军功集团子弟，来说一下旗人升迁远比汉族人容易。
晚清“硬核派”高官刚毅，满洲镶蓝旗人，1937年出身，著名的念白字先生。他连一个生员都不是，笔帖式（负责抄写公文，满人出仕的途径之一）出身，累迁刑部郎中。光绪三年（1877）以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受嘉奖，六年（时年四十四岁）出为广东惠潮嘉道，次年迁江西按察使，一直做到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刚毅同一年出生、且考中进士的朱彭年一比较，真是气死人。
再以和赵宜琛同列三甲的几位满蒙旗人同年为例。裕祥乃镶黄旗人，中进士后留用为内阁中书，上了升迁快车道。光绪十年（1885）外放为广西右江道，光绪十五年（1889）任甘肃按察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云南布政使。此时赵宜琛还是个知县。裕祥后官至云南巡抚，成都将军。另一位镶黄旗人贵贤，官至大理寺少卿、奉天学政。光绪三年二甲进士继昌，是正白旗佐领的包衣奴才出身，官至江宁布政使、甘肃布政使。
到了光绪年间，清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没有较大的变革，在那种情势下，即便如赵宜琛这种万里挑一的汉族读书人精英，考上进士，进入官场，依然处在不利位置。若无特殊的机遇（朝廷大佬提携，或者有军功），大概率是在知县、知府的职位上辗转徘徊。这些人很快就遇到了职场天花板，那么出仕之初的家国情怀恐怕很容易被追逐现实利益之心所替代。像赵宜琛这样做了二十年知县的官员，还能那样兢兢业业，算是坚守初心的徇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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