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看水浒（增订版）》序言：边缘人与社会秩序
这本书2004年首次出版，岁月不居，已十六年矣。
书中收录的部分文章，最早是2003年左右发表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和“天涯杂谈”板块上。“天涯”算得上BBS时代中国的人文内容生产最重要、水准最高、最具代表性的网络社区，这里大家云集、精品迭出。作品甚至一两段感言发表在此，总能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反馈。“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天涯网友自动遵循的一种社区规范，这里辩论虽激烈但辩风优雅，持论者和诘难者大多能有理有据，虽不留情面但很少进行人身攻击。——网友们只在乎文本本身而不管写作者是谁。大家蒙面写作，是BBS时代的一大特点，充分体现了网络时代初期的开放与平等。
我评论《水浒传》人物的几篇文章上传到天涯社区后，许多网友不吝给予肯定与夸赞，使那时尚在官方媒体写主旋律报道的我获得了莫大的鼓励，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信心。于是就接着写下去，有了《闲看水浒》这本书，“十年砍柴”也从天涯的一个ID成为我常用的笔名。我能够进入相对自由的写作状态，并以此安身立命，拜天涯社区所赐，《闲看水浒》这本书则是基石。感谢天涯社区，怀念那个时代。
那时候，我的知识实在是贫乏，没有看过萨孟武先生的《<水浒传>与中国古代社会》 ，没有读过王学泰先生《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出版后，才在一位读者的提示下，去图书馆找到萨先生的书读完，也有幸结识了提携后进不遗余力的王学泰先生，向他请益颇多。幸亏如此，如果早就看过萨先生和王先生的书，我是没有勇气写这本书的。一晃王学泰先生已作古两年多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息。现在看来，我写《闲看水浒》找到了一个很讨巧的角度，以《水浒传》这部中国人颇为熟悉的小说为标本，或曰言说的“容器”。以小说里的人物或故事情结为切入点，来论述我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现实问题的看法。如此，写作起来似乎总有一个依傍，一个标尺，不至于言论流于凌虚蹈空。
当然，我知道历史小说不等于历史，《水浒传》只是借北宋宣和年间宋江等人纵横河朔的史实，进行发挥、联想，演绎出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但我也隐隐约约觉得，写历史小说的人不可能凭空想象，必须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做依托。故事虽发生在北宋末年，但作者是元明之际的人物，我更愿意将《水浒传》所描写的世界看作元末动荡之际的社会状况。朝廷对底层社会失去了控制力，流民人数庞大，纷纷抱团自保，读书人彷徨迷茫在寻找建立新秩序的“真命天子”........后来，我看到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论述，将我的那点感受说透了。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言：
“.......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真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他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揣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2010年，这本书经过我较大幅度的修订，重新出版。前不久有出版商找到我，希望再一次出版此书时，说实话我有些迟疑。我一向不喜欢再版自己的作品，总认为那是写作能力枯竭的标志，自己还未到一次次整理、再版作品的时候。但出版社认为这书还有一定的价值和是市场，让其沉睡在过去的时光里，未免可惜，于是遂其所求。
从此书的初版至今，我经历由青年到中年，这是一个人最忙碌、最劳累也经事尤多、阅世愈深的时期。我对人与事、文学与历史的看法，和写作《闲看水浒》书稿时有所不同，如果我现在再来重新写这本书，可能大不一样，但没到悔少作的地步。
过去的十几年内，中国和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于国内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于世界而言，全球化程度提速。乡村和小城镇的人大批涌向城市，发展中国家的人移民到发达国家。人的迁徙会带来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移民及其后代对新环境的适应性难题。原有文化环境与新的文化环境冲突带来心理和生存的冲击，移民及其移民二代的骚动在过去十几年内，国内与国外均有不同规模的爆发。这些人对一个城市原来的居民来说，是外来者，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算是边缘人吧。这些边缘人的命运将对一座城市或曰一个日益城市化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今天，这类边缘人如果对现实不满，不可能啸聚山林了，现代社会的管控能力使世上没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间，但一些通衢大都的街巷，可能会成为这些人的“梁山水泊”。香港7、80年代的古惑仔，和梁山水泊上的好汉，某些行事方式和精神气质是相通的。
再回过头来审视《水浒传》中那些人的命运，再来看都市社会的边缘群落，我以为现在值得关注的是边缘人群体对秩序的需要，以及他们需要何种秩序、如何建立秩序。这是《闲看水浒》涉及未深的大问题。
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哪怕对现实再不满，亦有对秩序的需要，秩序让人获得安全感，一个人无论是处于高位或身份卑微，勇敢或是怯弱，都想获得安全感。在《水浒传》的世界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依据身份而尊卑分明。在家族内部以辈分、年齿、性别分尊卑，而在社会公共领域则以职位高低分尊卑。《荀子·君子篇》所言：“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 这是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其核心是尊卑。
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许多人，对社会的现有秩序不满。有些人虽不满，认可这种现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官方认可的方式改变社会地位，即在排序中晋位；而有一些人则以官方不许可的方式来挑战旧有秩序。一种如宋江身在官府，心在江湖那样，建立与官方秩序并行的“暗秩序”。宋江一个面相是郓城县的小吏，另一面相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宋大哥。由“暗秩序”主导的群体和行为构成了黑社会。这种潜行的秩序如果不对官方秩序构成威胁，在许多时期和一些地区是被默许存在的。但官方控制欲太强或者其对官方秩序已构成威胁，那么就会对“暗秩序”进行打击。清朝末期，湘军早期将领罗信南的儿子罗长裿翰林出身，后继父志书生典兵，统率一支新军驻扎在西藏。他获知属下一件事大为震怒，原来军队中数位四川籍的“袍哥”在营外开香堂，其排序和军营里完全不一样。军营里的士卒竟然是大哥，而营中处上位的连长、排长，则是小弟，向大哥跪拜。袍哥社会的秩序已经威胁到治军了，罗长裿手段老辣，杀了几个袍哥首领来威慑，但结怨于广大袍哥兄弟。不久，武昌起义发生了，各地新军附和，罗长裿被兵变的部下勒杀，尸体亦被焚烧。
如果像宋江那样，因为给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通风报信的事露馅，“暗秩序”维持不下去了，一些人的选择就是上梁山，扯开造反的大旗。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类似梁山水泊众头领聚集在一起的造反队伍，他们在破坏旧秩序时，急需建立的是内部的新秩序，非如此无法组织化，不组织化的团队是一盘散沙，没什么战斗力的。所以《水浒传》的故事是围绕“排座次”展开的，即建立新的尊卑格局，这个格局和从前在官方秩序里排序有变动，小吏成了排第一的首领，小牢子成了大将，而官兵的中层军官屈居其下。但本质上和官方的秩序没有什么不一样，梁山就是个小朝廷。从古至今，类似梁山好汉的造反者无非是三种命运：被剿灭，被招安，或成功地建立新政权。但无论哪种结局，最终要回归到旧秩序，分清楚尊卑来确定权利有差。这是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农耕时代的历史宿命。
当中国告别农耕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乡村居民占主流变成城市居民占主流，世无梁山栖宋江，我以为依据身份分尊卑贵贱从而来确定社会秩序已不能持续下去了。由身份到契约是大势所趋，谁也不能阻挡。社会正在经历巨大变化，身处其中或许只是当局者迷，变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只是时间或长或短，代价或大或小。
这些是《闲看水浒》出版后十几年来我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并未系统成文，现芹献于此，但愿能聊补这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感谢老读者对这本书的厚爱，也希望有更多的新读者还能喜欢这本书。若这本书经十几年时光依然有一点存在的价值，对以文字立身的人来说，是最值得欣慰的事。
十年砍柴 2020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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