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中萧让、金大坚假造蔡太师信件说起

《水浒传》中黄文炳向江州知府蔡九举报宋江在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此乃大案。蔡九将宋江收系于狱后，写一封信向东京的老爸太师蔡京禀报，听候处理意见。送信的神行太保戴宗和宋江是一伙的，把信送到了梁山。智多星吴用想出了一番瞒天过海的计谋，截留了给蔡太师的信，让济州的圣手书生仿照蔡京的笔迹写了封回信，再让济州一位篆刻大师金大坚仿刻了“翰林蔡京”的印章盖在信封上。

假冒蔡京的这封回信令蔡九派人押送宋江到东京，由朝廷审讯，而不许将宋江在江州就地正法。梁山晁盖等人做好了在路途中解救宋江的准备。这封假信骗过了蔡九，却被黄文炳瞧出了破绽。理由是：

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转升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

黄文炳这番话的道理，今天的人亦不难明白。现在的爸爸给儿女写信或发短信，落款多半是“父字”或“爸爸手书”，一般不会写自己的大名。我看曾国荃的家书，他给侄子曾纪泽写信（侄子比儿子又隔了一层），落款多是“沅浦”。沅浦是他的字，对晚辈可用，只有对尊长或同僚写信时，才会落名讳“曾国荃”。

魔鬼藏在细节里，萧让、金大坚仿造蔡京的字迹、印章惟妙惟肖，但却忽视了这个特别重要的细节，所以露馅了。说明造假是一门综合技艺，需要诸方面的见识，仅仅是模仿字迹、仿刻印章是远远不够的。

前两年一位造假的高官落马，就败在类似的细节上。山东阳谷籍（没错，就是武松打虎的那个东平府阳谷县）的卢某，一路造假，最后当上了某重要部委的副部级官员。他落马的导火索是上级在清查其档案时看出了破绽。档案上显示他在1992年以前入D，入D志愿书自然是那时候写的。可志愿书中有“认真学习小p南巡讲话精神”的内容。小p是在1992年春天才南巡的，此前谁能学习他的讲话？显然，这一套材料是南巡后假造的，而把入D日期往前填，却忽视了历史大背景，埋了一个巨大的雷，多年后爆发了。卢某和参与造假的人，犯了和《水浒传》中萧让、金大坚同样的错误。

昨日，菏泽一件丑闻被曝出。当地一位校长在1999年通过运作，让自己当时还只有11岁的儿子邱某冒顶退伍军人张健，去菏泽市牡丹区安全生产管理局上班，且一直领着工资。事情曝光后，当地政府对相关人士进行处分，顶替者邱某予以除名，其父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和撤职处分。

这件事在网上热议，有网友不出意料地为维护鲁省形象辩护，其论调不外乎“哪个省份都差不多，只是鲁省被盯住，曝出来多一些而已。”这类话看起来有道理，其实很可笑。近期有关鲁省冒顶案件曝出来确实密集了一点，但都始于被害人在社交媒体上控诉。这和媒体盯着有啥关系？根据蟑螂理论，一只蟑螂被发现，那么那间房子一定有很多蟑螂。

几乎所有这类丑闻，都是由当地官员胡来造成的，他们这样做损害的是普通百姓的利益。媒体去曝光这类丑闻，维护的是当地百姓的利益。把维护当地官员群体的面子等同于维护当地形象，不是蠢就是坏。我是湖南人，我就喜欢转发湖南发生的丑闻，因为我明白这样做是爱我的父老乡亲。譬如多年前邵东罗彩霞被顶替案，我的朋友刘万永调查报道此事，声名鹊起。最早是我从天涯社区看到罗彩霞的自诉，在和刘万永一起乘车去廊坊时，我在车上向他谈到此事，他立刻联系上罗彩霞。新晃县的邓世平被害死埋骨于中学操场的事被报道后，我连续写了几篇评论。——难道是我想刻意抹黑故乡么？恰恰相反，我爱故乡，爱的是那一方水土和那里的乡亲，希望故乡青山绿水无恙，希望故乡法治昌明，父老乡亲活得有尊严。所以，对故乡官场作的孽，才要更加关注。我（大概也包括许多网友）对齐鲁大地的情感类似。因为齐鲁是孔孟之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此地出现冒顶这类缺德事，对情感的冲击尤甚。这心情类似宋代文豪张孝祥在词中所叹：“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张孝祥是安徽和县人，但在他心中，洙泗之地染上腥膻比中国别的地方更令人悲伤。

有能耐的人造假，让自家子弟（甚至未成年）冒功受赏或取得官职，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

古代的冒功受赏的主要方式是搭便车。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平定西北时，这是个公开的陋习。每一场胜仗后，主官向朝廷保举立功人员，会塞进去许多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关系户”。如湘军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一些军官还在穿开裆裤的子弟，都被塞进保举单中授官。主官要部将卖命，睁只眼闭只眼；朝廷也未必不知道，但要湘淮军为他打仗，也默认这种陋习。曾国荃带兵时，因保举太滥广受人非议，他的兄长曾国藩不得不写信屡次提醒他。他在当湖北巡抚时，参劾湖广总督官文，其中一条亦是官文滥保。

清末民初湖南大绅士蒋德钧（1851-1937），其祖父蒋凝学、父亲蒋泽沄，皆很早追随罗泽南参与对太平军的战争，立下过汗马功劳。研究蒋德钧的履历，我很怀疑他是冒功滥保获得官职的。据李超平、杨锡贵整理的《蒋德钧辑》载，清同治二年（1863）即入伍当兵，随祖父先后在安徽、甘肃打仗。当时他才十二岁。同治四年（1865）因巡抚乔松年奏保，奉谕旨：“知府蒋德钧着免其试用，仍留湖北归劳绩班补用，并赏加道员衔”。一个十四岁的娃娃，因战功升到知府并加道员衔（当然只是个官位，并没有实职），再有天赋也难以让人相信。其祖父果真带着十二岁的孙子出生入死，去打仗？多半是列虚名于士卒的名册之间，遇到胜仗后具名冒功保举。光绪八年（1882）蒋德钧的实际年龄虚岁三十一，选任龙安知府后敬呈的履历折上书：“湖南长沙府湘乡县监生，年三十七岁。”他把履历年龄多填了六岁，这属于改了官方档案，变成了十八岁从军，二十岁因战功保举至候补知府。年龄上的破绽被遮住了。

对冒功滥保，我以为不能简单地做道德上的谴责。人爱其子孙是天性，将官的出生入死给朝廷卖命，而打胜仗往往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想趁早给儿孙在官场上占个坑，人同此心。只要是威福出自上面的集权制，官本位文化一定盛行，而在此种文化里，冒功滥保也一定禁绝不了。

像湘淮军那样的冒功滥保，是搭别人的便车。谁也不敢像邱老师或邱校长那样让自己的孩子冒顶别人的高考成绩或入伍的经历去上学或上班，这就是伤天害理，跌破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