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朝鲜遇险者笔下的天朝南北差别
崔溥（1454~1504）是明弘治年间朝鲜王国一位五品官员。此人二十四岁中进士，1487年任朝鲜王国弘文馆副校理，奉王命赴济州岛办公差。次年闰正月初三，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立刻带着随从奔丧回乡，在大海中遭受暴风雨袭击。九死一生后，一行43人漂流了14天，在大明帝国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登陆点今已划归三门县）登岸得救。
上岸后，因为言语不通，崔溥一行几乎被当作入侵的倭寇杀掉。幸亏他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对天朝的典籍、文物很是熟悉。通过笔谈，明朝官员证实了他等不是入侵者，而是朝鲜官员。朝鲜是明朝最恭顺的藩属国，因此他和随行者受到了优待。朝廷得知此事后，令地方官好生护送崔溥一行进京。这一行由浙江启程，顺着刚刚经过大规模疏浚修整、已经全线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北行，经过浙江、南直隶、山东、北直隶进京，弘治皇帝特意接见了这位陪臣，赏赐有加，再命官员护送其东行，经过辽东，跨过鸭绿江回到朝鲜。
回国后，朝鲜国王命令崔溥将这段经历写出来。因为此前虽然朝鲜赴天朝贡使络绎于道，但所能看到的只是朝鲜到北京这一段的风物和社情，他们并不能自由地深入到天朝的腹地考察。崔溥因遇险行程八千里，在中国滞留了四个多月，结识了中国各阶层的人物。崔溥和中国士大夫有着同样的话语体系，可以毫无障碍地笔谈，且诗文酬答，他对中国地理和社会的了解之深度，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位贡使。随便找一个细节可知他对中国典故的深谙，船行到浙江崇德县塘西镇时，有一位姓韩的乡绅问崔溥，“你母奶奶（即母亲）知你到此否？”崔答曰：“海天茫茫，雁杳鱼沉，母必以为我已葬身鱼腹。伤母心，不孝于亲，莫我若也。今蒙大国厚恩生还故乡，则母子相见有胜隧下之融融矣。”这段话用到了《左传》中郑庄公与母亲和好的典故：“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崔溥写就56000字的《漂海录》敬献国王。此书涉及到明帝国地理风貌、政制、海防、漕运、城市建设、司法、民俗等各方面，可谓是对明帝国最强盛时的社会全方位描摹。
对中国南北的差异崔溥很敏感，中国士大夫来眼里，这类差异似乎太正常了，习焉不察，而对一个在狭窄半岛上长大的士大夫，天朝这样巨大的差异让他惊讶。故其在《漂海录》中用不少笔墨描写了这种差异。
在江南，崔溥经过了台州、宁波、绍兴、杭州、嘉兴、苏州、镇江，过江后经过扬州、高邮、淮安等城。
崔溥获救后经过的第一个大城是台州，他的描述是：“牟麦欲穗，笋芽方盛，桃杏满开。又山川高大，林薮屏翳，人物繁伙，第宅壮丽，别是一区天地也。”余姚只是区区一个县，亦是“江山高大，郊野平铺，人烟稠密，景物万千。”
崔溥一行从杭州南门进城，“重城叠门，门有三层楼，入其城，过文魁门、灵顺宫、肃宪门、澄清门、南察院、祐圣殿、土地庙、芝松坊铺至武林驿。自城门至此驿，约十余里矣。”其于书中写道：“杭即东南一都会，连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这样宏伟富丽的大城市，此前他哪里见过呀。
嘉兴府，“其屋宇宏壮，景物繁华，亦与宁波府同。”“苏州古称吴会，东濒于海，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
江北的城邑繁华不及江南，但依然让崔溥赞叹，如他笔下的高邮州，“州城枕大湖，湖即高邮湖也。江湖之胜，人物之繁，亦江北一泽国。”
过了淮安府清江浦后，崔溥对街衢和景物的描写就比较简略了。如到济宁州，此乃鲁地大城，崔溥只把笔墨用在记载运河的水闸如何运行。他对所经过的北方城池唯一不吝称赞的是运河边的临清县城，“在两京要冲、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泊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即使是让朝鲜使臣赞叹其巍峨繁华的北京城，因为有此前经过南方各城池的对比，在崔溥眼中不过尔尔：“魏以来，习成胡俗。厥后，辽为南京，金为中都，元亦为大都，夷狄之君相继建都，其民风土俗皆袭胡风。今大明一洗旧染之污，使左衽之区为衣冠之俗。朝廷文物之盛有可观焉。然其闾阎之间，尚道、佛，不尚儒；业商贾，不业农；衣服短窄，男女同制；饮食腥秽，尊卑同器；馀风未殄，其可恨者。且其山童，其川污，其地沙土扬起，尘埃涨天，五谷不丰。其间人物之夥，楼台之盛，市肆之富，恐不及于苏杭。其城中之所需，皆自南京及苏杭而来。”——崔溥观察得很仔细，他全程走过的那条大运河，就是帝国深入到江南吸取养分的脐带。
过了山海关，崔溥的描写更加简略，大约是因为朝鲜有太多的使臣行经这些地方，不劳他多费笔墨。山海关至鸭绿江这片称为辽东的地区，最繁华的当属辽东城（辽阳老城东北隅），“城中有都司、察院、布政司（砍柴按：应该是山东布政使派出机构，明代辽东地区民政由山东布政使司管辖）、太仆分司、阅马司，又有左、右、中、前、后卫。自城西升平桥以至肃清、迎恩、澄清、扬武、威振四路等门，及进士门八座，以至高丽市间民居，可谓繁伙。揆之江南，可与嘉兴府相颉颃矣。但嘉兴城外市阑相接，辽东城外鸡鸣狗吠不得相闻，海子路旁冢土累累耳。”
在书中的最后，崔溥对南北差异有一段长长的总结性文字，对南北从诸方面进行比较。崔氏大约把他经历的地区分成四个单元：大江以南，江淮之间，过淮河到北京的华北地区、出山海关至鸭绿江地区。这四个单元的经济和文教的繁荣由南至北递减。
城乡人烟稀稠、市面盛衰、建筑华陋、物产多寡，崔氏做了这样的比较：
大抵百里之间，尚且风殊俗异，况乎天下风俗不可以一概论之。然其大概以扬子一江分南北而观，其人烟盛衰：则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至若镇、若巡检司、若千户所、若寨、若驿、若铺、若里、若坝所在附近，或三四里，或七八里，或十馀里多，或至二十馀里间，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舳舻接缆，珠、玉、金、银宝贝之产，稻、梁、盐、铁、鱼、蟹之富，羔羊鹅、鸭、鸡、豚、驴、牛之畜，松、篁、藤、棕、龙眼、荔枝、桔、柚之物，甲于天下，古人以江南为佳丽地者以此。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为尤盛。其他，若官府所治之城，则亦间有富盛繁伙者。若镇、若寨、若驿、若铺、若里、若集、若嘴、若厂、若湾、若坞、若闸、若坝、若迁之间，人烟不甚繁盛，里閈萧条。通州以东，人烟渐少，过山海关，行百里仅得一里社，不过二三草屋，唯羔羊、鸡、猪、驴、骆、牛、马之畜笼络原野，杨、柳、桑、枣之树茂翳交柯。八渡河以南，荒旷无人居。其第宅：则江南盖以瓦，铺以砖，阶砌皆用湲东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壮华丽。江北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
对居民穿着打扮的比较：
其服饰：则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裤，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丧者白布巾或粗布巾；或着靴，或着皮鞋、傚翁鞋、芒鞋；又有以巾子缠脚以代袜者。妇女所服皆左衽。首饰于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着短窄白衣，贫匮悬鹑者十居三四。妇女首饰亦圆而尖如鸡喙然。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山海关以东，其人皆粗鄙，衣冠褴褛。海州、辽东等处，人半是中国，半是我国，半是女真。石门岭以南至鸭绿江，都是我国人移住者，其冠裳、语音及女首饰，类与我国同。
对民风的比较：
人心风俗：则江南和顺，或兄弟、或堂兄弟、再从兄弟有同居一屋。自吴江县以北，间有父子异居者，人皆非之。无男女老少皆踞绳床交椅以事其事。江北人心强悍，至山东以北，一家不相保，斗殴之声炮闹不绝，或多有劫盗杀人。山海关以东，其人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风。
对南北的教育程度也有一番比较：
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閈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就是无识人也。
不知道崔溥和朝鲜国王对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京是否有过讨论。从治理成本而言，舍南京而都北京，太不合算了，崔氏也看到了北京市面的物产，多来自江南。可一个幅员辽阔、民情复杂的农业帝国，把首都设在经济欠发达的北方，是为了维持大一统的需要。明朝天子守国门，不得不如此，只有都北京，明朝君臣才能时刻意识到北部蒙古部落的威胁，也才能有效地控制西北和辽东及朝鲜半岛。为了维持这种一统，必须限制南方的发展速度，朝廷通过权力之手在地区之间削峰填谷，劫富济贫，不至于让各地区的差异太大。
明帝国是这样做的，清帝国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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