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评再读 | 依稀廿载忆光宣 犹是开元全盛年
【砍柴按：昨天中午，在朝阳路边上一家餐馆和朋友喝酒聊天，说起了现在特别拥挤的北京地铁6号线。
我家就在6号线旁。我对朋友说，原来6号线的规划是过青年站后到通州这一段变成高架，后来历经曲折终于全线入地。对这件事，本人尽过绵薄之力。
2007年我搬到朝阳区某新小区后，地铁6号线准备施工，召集沿线居民开“环评会”，当时还真不是走过场。得知按照规划从我们小区前面经过时将走高架（朝阳北路中间那一长溜绿地就是为两道铁轨留下的），这对小区的环境影响很大。小区居民坚决反对，要求北京市修改规划，全线入地。于是成立了一个小组，我和几个人成为小组成员，召集业主开会，商量方案。物业经理——一位满口张家口蔚县口音的胖子说，北京市已经定下的规划，你们折腾，不会有什么作用的。我说：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成？万一成功了，将来我可以对孩子吹牛：你爹和叔叔阿姨们生生地把地铁走高架按到地下去了。——我儿子那时候还没出生。
为了6号线全线入地，我们什么合法的招都使出了。我为此在报纸、网络上（包括人民网）发表了6篇稿件，并请来了记者现场采访。隔壁小区的一位同行托人向当时的市委书记递交居民的呼吁信。等等。记得有一位退休的大妈说，我们这些老人没什么关系，又不会写文章，能做什么？我说，大妈，你们有的是时间，晨练结束后，就打“市长热线”，说“我们是朝阳区某某小区的居民，我们要求地铁6号线全线入地”，每天重复。大妈们真的这样做了。
后来这事成了，我在2008年10月写了一篇“表扬稿”发表在《新京报》上，次年，中新社记者采访我，将此事作为良性维权的正面案例报道。
现在，我常常坐6号线送儿子去学校，但是，我没有向他说过这件事。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向儿子吹嘘的，他父亲当时并不是多么勇敢和能干，只是因为碰巧在那个时期，知道政府的底线在哪里，也明白自己是安全的，生活并不会因之受到什么影响，所以才站出来当了一回头。如果搁在今天，碰到同类事情，我大约是远远地看着了。
转眼十三年过去了，想起陈寅恪先生两句诗：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
十年砍柴：公共事务决策需政府民众良性互动
（新京报 2008-10-21）
北京地铁6号线原规划走高架的三站线路，全部改为地下。不同利益群体可以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公民社会就是一群理性的公民和一个公正的政府共同参与，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日前，北京地铁6号线设计单位透露，原规划走高架的三站线路，全部改为地下。(10月20日《新京报》)作为这三站沿线的居民，笔者和其他居民曾向政府有关部门提起全线走地下的诉求，对此理想的结果，高兴之余，尤其感觉到在公共事务决策方面，民众理性诉求与政府善意回应之重要。
去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地铁6号线初步方案后，没有匆忙开工，而是在沿线特别是规划高架线路旁边的小区召开听证会，许多居民收集了高架相对地下铁道对环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等方面的详细资料，并在听证会上有理有据地提出，三站走高架是数年前的规划，当时五环外人烟稀少，高架可以节省成本，而今已发展为大型居民社区，本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地铁规划不应刻舟求剑，应该全线走地下。尽管为此增加成本，但从长远来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正面的，不但使当地的环境免遭破坏，有利于居民健康，而且对整个朝阳区东部的商业环境、房地产价值大有裨益，全线走地下的成本增加是完全值得的。
值得欣喜的是，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将这样的听证会开成走过场的“听证秀”，而是认真地对待居民的意见；该地区的居民自始至终保持依法理性的维权姿态，以函件、电话的形式不断向政府和新闻单位呼吁；新闻单位客观报道了居民的诉求和政府的诚意；朝阳区选举的部分北京市人大代表，也履行了反映选区居民诉求的职责，向北京市和朝阳区政府提出高架改地下的建议。从第一次听证会至今已快一年有余，在各方面不断的协调下，终于有了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
这一年内，中国一些地方发生了没有赢者的群体性事件，检讨这类事件，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不相信公众，低估了公众的理性，在重大公共政策出台前，过于相信自己的决策水平，对群众的意见不重视或者仅仅是形式上予以重视，在没有认真考虑到各个利益方的立场之前，就匆匆付诸行动，等到矛盾激化时，再想修正决策，已为时过晚，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北京地铁6号线部分线路走高架到改变为全程走地下的决策过程表明，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不同的利益群体其诉求很可能不同，甚至有冲突。但这个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希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活幸福，多数人希望在公开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下解决分歧，这是最大的共同点。只要政府充分体察民意，尊重民意，诚心善意地解释，及时合理地调整行政行为，对政府的投之以桃，绝大多数民众一定会报之以李，以理性守法回应之。不同利益群体可以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公民社会就是一群理性的公民和一个公正的政府共同参与，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中产阶层：智性依法维权 理性柔化社会
【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九日电 记者 周兆军 】二00八年对于李勇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写完了自己的第四本随笔集，二是一不小心做了一次“维权领袖”。
“某某家园”的社区网站开辟了专门的维权板块，制定了详细的维权方案。李勇和其他几位业主还与北京市人大代表取得联系，转交了数百位业主签名的呼吁信。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北京市规划委作出答复：“地铁六号线一期工程均设置为地下线。”
“这是一次典型的中产阶层式的维权行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对本社记者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层，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更多的是通过法制、妥协、理性博弈的方式来实现。
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壮大，中国社会从内部转型的漫长过程也在发韧。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中产阶层正在更多地参与决策过程并为他们的权利抗争。新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随着中国的进步也在强化，他们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已经有多种途径得以实现。
孙立平表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表现出强烈的公共精神，近年来，有几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二00七年，厦门市民以“散步”的方式促成了PX项目的搬迁，让人们见识到中产阶层的理性、宽容、勇敢和节制。同年，上海的中产阶层持续发声，使延长磁悬浮铁路线的计划受阻。孙立平说，尽管公开反对政府决策的事情在农村比在城市地区更为常见，但城市的中产阶层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在孙立平看来，中产阶级的维权行动的特点是稳健和追求实际效果。在上述两起维权事件中，厦门和上海的市民实事求是地强调PX项目和磁悬浮对健康的影响。他们请了环保和法律方面的专家解答疑问，并且善于运用媒体的力量。他们从容地使用互联网，设立了QQ群、专门的论坛或博客，技术纯熟者还上门教那些不会使用电脑的居民上网发表意见。
中产阶层日益被唤醒的权利意识，不仅表现在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在与自己并无直接关联的社会公共事务中，他们也越来越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在前不久的“邓玉娇案”中，一些以律师为代表的志愿者组成“法律后援团”赶赴事发地，通过互联网介绍案情的进展情况，为邓玉娇提供法律和舆论方面的援助。
“在这些志愿者当中，中产阶层是主流。”孙立平说，中产阶层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记者等，他们对底层社会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作为介于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探索出一种新的路径，并且促使政府于民间社会一同成长，推动政府转变执政观念，在决策过程中广纳民意和汲取民智。“中产阶层在维权的同时，也让政府学会了思考，这在中国特色的政治语境中殊为不易。”孙立平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