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眼中的旧时湖南：落后而尚学
何兆武先生是湖南岳阳人，这是通行的说法。其家族数代住在岳阳，他的父亲大学毕业后出省谋职，最后定居北京。何先生在北京出生并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他心目中北京是真正的故乡。
传统中国看重籍贯甚于出生地和成长地，何兆武自己填各种表格或是媒体介绍他，其地域标签必定是“湖南岳阳”。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华北，何先生陪着母亲和妹妹逃出北平，辗转回到岳阳老家，这是何先生第一次返乡。
何先生年少聪慧，在小学和中学阶段读过很多书，在北平他接受着当时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教育（他在北师大附中读完初中和高一）。16岁的他善于观察和思考，以一个北京二代移民的视角看故土湖南，很有意思。他和在湖南出生长大、外出谋生再回乡的人不一样。比如他的父亲回岳阳，沈从文先生回湘西——这才是不折不扣的游子回乡，故乡有青少年时代的记忆，有熟悉的人和风物，看故乡难免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回乡很快融于故土的文化氛围。同时，也和与这块土地没什么瓜葛的外乡人的观感大不一样。外乡人来某地就是一个游客的视角，他们对此地完全是个旁观者，心理上的保持相当的距离。何兆武虽然16岁之前从未踏上过故土，但从小他会被不断地提示着自己是个湖南人，他的父母和来往的亲戚想必总不时地向他传递着故乡的点点滴滴。
何先生看湖南，这个距离和角度正合适。保持一定的疏离感和旁观的角色，但又不是完全地隔膜，将她当作异乡。
当时北平的繁华和现代化程度虽不如上海，但毕竟是连续做过七百多年首都的大城市，仍然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少年何兆武可以随意地去北海边的北平图书馆借书，可以随同学、世家子弟关崇焜上他家那个深宅大院里看藏书，可以在课余时间去电影院看美国拍的电影或去戏园子听京戏。其接触的人物，接受的信息远非湖南一个乡下伢子所能比。
和大多数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的少年一样，刚回湖南的何兆武先生有心理优越感，对故乡抱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他在《上学记》中回忆：“到了长沙后还得继续上学，因为我是北京去的，总觉得我们湖南的学校土气，虽然他们的国学根底很好，可是有关近现代方面的知识就闭塞一些，所以我不想去长沙入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整个湖南中学水平是很高的，尤其古文非常之好。”确如何先生后来了解的那样，当时长沙城里的省立第一中学、雅礼中学、长郡中学等校的教学质量很好，不亚于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名校。
“年轻时我对这些不太了解，虽然也考了长沙的高中，可是不想去上，恰巧南京的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在姐姐的建议下，何先生考进了中央大学附中，后来随学校迁到贵阳，在贵阳考上了西南联大。1952年院系调整时，中央大学附中跟着独立出来的师范学院走，成了今天的南京师大附中，何先生很自豪地说：“所以我上的两个中学是南北两个师大附中”。——袁隆平先生也是中央大学附中毕业的，何先生是袁先生的中学学长。
何兆武先生对湖南的最初观感，就是闭塞、落后。他说，“我的老家岳阳就在长江湖口那个地方，按说交通枢纽应当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实际上却非常之小。30年代初，电灯只有在商业街才有，普通家里还是点煤油灯。只有石板路，没有柏油路，没有看见过小汽车，大卡车也没有。还有各种很落后的风俗习惯，比如寡妇改嫁在今天已习以为常了，可是我回老家听大人们谈天，说起某某家寡妇改嫁了，总觉得那是最丢脸的事情。而且寡妇改嫁，财产照例都得留下，不能带走。”
少年何兆武从北平甫回岳阳，落差巨大，如果他此前去过湖南中部的邵阳、南部的永州和湘西等地区，估计会觉得岳阳还很不错。毕竟交通便捷，外地货物运抵的成本低，普通人家还能用煤油灯，而在那时候的湘中、湘西地区，一般的人家点桐油灯和松节油照明。我少年时在老家，直到读初三家里才告别煤油灯用上了电灯。
对湖南巫风盛行、神秘主义气息浓厚，何先生印象深刻，在《上学记》中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距离何兆武先生所睹的情形已过了五十年，其间经历过政治体制、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巨大的变化，但何先生所描写的这些，仍然存在于湘中乡村。比如当时我就听老人说过一句话，“孝子不养下堂母”。什么意思呢？丈夫去世后如果妻子改嫁了，她不但带不走任何财产，儿女往往留在原来的家族（当然也有因为家族无力供养随母改嫁，那要随继父姓，是终身耻辱。这人若是有出息必定恢复原来的姓氏）。儿子长大后再怎么孝顺，也不能赡养已改嫁的母亲。
至于捉鬼、打卦、叫魂的风俗，在改革开放之初，似乎一夜之间就复苏了。何先生所分析的“排教”之来由，应该是正确的。在资江流域这类木排叫“毛板船”，放排者胆大、见识广，因为这一行风险大，故有颇多禁忌，从业者和民间帮会如“哥老会”以及神秘宗教有紧密联系。何先生说的“师教”，就是“师公教”，主持仪式的巫师叫“师公”，此为道教传入湘中地区和当地原始巫教结合而成的一种神秘宗教，湖南邵阳、娄底一带也叫“梅山教”。我小时候就分不清道士和师公有什么区别，似乎他们都是做法捉鬼的。至于“打卦”，现在湘中丧葬和驱邪仪式上还常用，和何先生的描述的一样。吾乡把扔出的两块卦片一阴一阳叫“保卦”。道士或师公替主人家在祖灵前祈福，扔卦前以猜测的口吻说出祖灵对某某后人的叮嘱，如说某儿子“要兄弟和气”，某孙子“不要出去打架”，扔出去若是“保卦”，说明猜对了，被叮嘱者须铭记在心。若扔出去的是阳卦或阴卦，说明没说对，继续猜，直到“保卦”出现。——这就是个概率问题，总有一次会变成“保卦”的。
何先生第二次回到故乡是十年之后，抗战已经胜利。1947年，他从台湾把就养在二姐、二姐夫家的老母亲送回岳阳——估计年老多病的母亲想叶落归根，不愿客死他乡。何先生的大姐夫正担任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创办于武冈，抗战时在湘西各地办学，1946年迁到岳阳）校长，便聘请何先生教英文。何先生回忆说：“湖南学生都很努力用功，但是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条件要差一些，连《大公报》也没有，图书、杂志和其他文化活动都少得多。”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全方位溃败，通货膨胀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法币几乎成了废纸。银元重新流通，成为硬通货，湖南教育行政部门给教员发工资也用银元，何兆武一月薪水二十几个银元。用银元结算，物价并没有太多上涨。《上学记》中记述何先生经历的一件小事：
由这个细节能看出生意人的变通和诚信。一个面馆老板的信用竟然强于国民政府，国民党焉能不败呀。
何兆武先生的父亲身上颇能体现湘人之崇文尚学。何先生之外，他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毕业于北京大学或西南联大（专业分别为化学、经济和中文），其父只是一个中级技术人员，收入并不高。在那个时代，父母愿意省吃俭用花钱送儿子读书，希望其光耀门楣，是正常的事，可像何父对女儿的教育都那么重视，不惜钱财，并不多见。由此亦可见何父十分开明。
谨以此文，悼念何兆武先生，感谢他写和译的书，给我带来阅读的乐趣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