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孤陋寡闻，直到读《流逝的岁月》这本书时，才知道李新先生是何许人也。作为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这个官衔不是我关注这本回忆录最重要的因素，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首先这位老先生是属于一二九运动后向左转的知识人群体，而且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人生磨难，他依然能出真话而非官话。——这大约是那个知识人群体能让后世人保持尊重最主要的原因。
京）回到北京，当时我还不到六岁，不久便在邮电部幼儿园整托入园。每周六下午从幼儿园坐部里接送孩子的播种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结胎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主、科学”之果，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早产了，因为救亡压倒启蒙，这个“早产”群体先天不足，日后有过很多波折。但宿缘犹在，这个群体在晚年相当一部分人有了反思的自觉和直言的勇气。这点在李慎之和李锐先生的文章中读到，在韦君宜的《思痛录》、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中读到，而今，在李新先生的回忆录里依然能读到。李新那代知识人，是中国告别帝制，艰难地向近代化转型的过渡时期成长的，他们在取法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完全确立后读小学、中学或大学，他们基本上没有了前辈知识人刚从中国传统教育挣脱出来的羁绊，又不像后一代知识人那样所受的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教育。他们是中国最有可能从传统士人转为现代知识人的一代人。可惜，日寇入侵，不仅打断了中国整个社会转型的进程，也打断了这代知识人的转型进程。也是格外小心，不敢让孩子蹭同僚的车。以徐传贤一贯自律甚严的处事风格，即便他不是“右派分子”，还身居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思想本就容易“左倾”。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强敌凌辱，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不满政府的软弱亦属正常。尽管日后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在当时很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软弱。以“一二九运动”为契机，刚刚经过九死一生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分子中建立起很好的道义形象。纵观历史，中国任何一次农民群体运动，最终要脱胎换骨、登堂入室，能否被士人阶层接纳是关键。以往史界多注意“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学生投奔延安的风潮。其实，在当时中国广阔的国土上，能进清华、北大青年毕竟是少数。李新、王方名、李成之这类接受中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群体是主流，他们亦成为中共革命、建政的重要智力资源。来的？”我说：“是坐宋叔叔的车回来的。”父亲听后对我说：“你不该坐他的车，那车是组织上为了工作给他安李新这类小知识分子，今天看来所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的“童子功”很好，他们是第一代从小学开始就完整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人，独立思考、思想自由、真理重于权威这样的信念深深地扎根。所以“一二九”这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出自平津沪的名牌大学，还是像重庆、长沙、昆明这些内地城市的中学生，他们汇入革命的洪流后，尽管有的身居高位，但是他们是整体能保持真正理想主义色彩并不断反思的一代人。——这个特点，成为他们身上的“原罪”，这代人和工农干部相比，在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最大，命运也最坎坷。以李新、王方名、李成之、胡其谦等几位一起去延安的川东师范同窗为例，李新关键时刻得到吴玉章老人的点拨和保护，逃过大劫，其他几人的结局都很惨。王方名开除党籍，被压制一辈子；胡其谦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受不了非人的对待不得不诬陷好友李成之加入特务组织；李成之因此在“文革”中惨死。比起同一代人，李新算是晚景很好，他才有可能为后人留下一个“一二九”知识人沉重的人生回忆与反思。而他那几位少年结交一起参加革命的挚友，在痛苦和寂寞中辞世。幸好，有时候血脉和思想能以奇妙的方式延续下来。李成之的儿子、现居山西的著名作家李锐这些年一再呼吁“讲真话”，在读完这本父执辈回忆录后，他颇有感触地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铲除、打倒。可是，那个一次又一次被打倒的历史，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王方名的儿子王小波英年早逝，可他的思想、他的文风、生活态度至今影响着众多的中国年轻人。——也许，上天总会有某种补偿方式吧。一代人的韶华可能被耽误，一代人可能被历史的大潮拨弄。但整个历史如李锐所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一个民族也不可能永远在走弯路中摸索前进。
徐传贤虽然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组织的眼里，其政治上的可靠性是大打折扣的，再在部机关负责国际关系，已经不合适了。摘帽后，他被挂了两年，在1960年10月，正式调入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难时期，需要进行一番大调整。据《中国邮政简史》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