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的顽强生命力，令人感到窒息
“秦制”（或曰秦政）这个词，对今天中国人来说不陌生。稍具历史知识的人应听说过，并大致对其内涵有所了解。望文生义，这是在秦朝（也包括统一六国之前的秦国）就确立的统治国家、控制社会的制度，由不同时代的多人集体创制，但“专利证书”上，专利拥有人写着的大约是秦始皇嬴政的名字。
近世有两位出生时间相差一个世代的湖南人对秦制（秦政）有过评价。一位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另一位则说：“百代犹行秦法政”。在对历史的事实判断上，两人是相同的，但对其价值判断，却相差甚大。前一人对其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说秦制是强盗制度；后一人则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青年史学家谌旭彬（笔名“言九林”）也是湖南人，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惠赐于我。我读完已有一段时日，想说点什么，每每持笔，便感觉到心情沉重，笔端凝滞，胸口像被一块重物堵住似的。原因无他，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慨是：秦制在中国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窒息。
本书副标题“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应该是编辑商与作者遵从通行的历史话语体系，将秦始皇以后的帝制两千多年名之为“封建时期”。正是在这本书中，谌旭彬以相当多的笔墨，论述了秦制的一大特点是不再封土建邦，而是郡县天下。
这部书不是一部论述秦制的通论性专著，而是由十六章历史随笔汇集而成。时间跨度从商鞅、韩非对秦制做早期的设计，到清室逊位，帝制覆亡。这十六章选取了不同时期各个王朝的代表性人物和重要事件展开论述，犹如在秦制这条长龙身上，截取了十六个病理切片进行分析。
何谓秦制？作者在书中概括了其两大特征：1. 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官僚集团既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又是秦制政权时时防范压制的对象。2. 施政的核心诉求是尽可能提升人力和物力的汲取强度和总量。为此，必然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消灭对象不但包括民间组织，也包括官僚集团的“朋党化”，简而言之就是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活力。
我认同谌旭彬的对秦制的这段总结，如果再精简，可以浓缩为两个关键词：控制，汲取。不过在古代，世界各地的统治者大约都有这样的目标，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并进行高效汲取。但对许多地区的统治者来说，想达到这样的目标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们做不到。从秦朝开始，中国历代帝国的统治者做到了，而且能延续两千多年。何以至此？
中国政治制度早熟，世所公认。在先秦的时候，华夏就出现了成熟的国家组织制度，对社会的掌控力、对资源的动员能力惊人，到了战国后期，控制和汲取能力最强的秦国一统天下，秦制经过此前的试验、磨合，终于瓜熟蒂落，成为秦帝国及此后各朝代的标配。我认为这并不是地处西北的秦国胜出的偶发事件。从春秋到战国，列国进行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术探索与竞赛，诸国都有过制度创新，而且相互影响，直至选择趋同。譬如县制的出现，从县鄙之县到县邑之县，再到郡县之县的演进，晋、楚等国有过类似的路径。假设一下，如果是自称“南蛮”而不服周的楚国统一天下，所选择的大概仍然是秦制——别忘了对秦制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李斯就是楚人。可以说，秦制在战国末期，成为了华夏大地上列国的必选项。这是什么原因呢？分析文章和专著汗牛充栋。如有人认为中国黄河、长江两条大河流域面积大，流域内居住的先民多，而又农耕业发达，水患频发，需要集体协同。以强大的权威来整合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类分析有没有道理且不做评价，但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专制为核心要素的秦制确实不争的事实，其生命力顽强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秦制”只是对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统治术之共同点的概括，并不是说“秦制”在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变化。秦制在各个时代皆有所损益，谌旭彬的这本书在各个章节已详细地分析了不同时代秦制如何因时而变。如在“‘白马之盟’的玄机”中，作者分析了西汉建国的游侠底色，秦帝国的暴虐和六国遗民对秦帝国的反抗导致秦二世而亡，刘邦称帝后与下属即立下功勋的军头们并非秦制下尊卑分明的君臣关系，而更类似一种带头大哥和众兄弟的契约关系。“封建”的回潮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秦制强化了皇帝对臣民的无上权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一俟条件允许，秦制一定会乘风归来，并进一步得到加强，汉武帝完成了这项重建工程。在唐宋时期，科举制又为秦制大厦增添了更坚固的支柱，本书第九章即以“控制与汲取的‘进化’”为题，来说明科举对维系秦制的重要性。如本章所言：“科举取士与历次变法是秦制最成功，也最重要的‘进化’。”具体而言，科举有两大作用，一是“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二是“科举还有一重功能，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皇权自此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用来更新官僚集团”。
如果把秦制看作一条复杂的操作系统，那么两千多年中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套系统得到升级。秦汉时期（也有人名之为中华的“第一帝国”）算是操作系统的第一个版本；唐宋时期（“第二帝国”）时期则升级为第二个版本；明清时期（“第三帝国”）又升级到了第三个版本。而在三个重要阶段里，各种变法、变革可视为“打补丁”。无论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建立，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末湘淮军的创建和厘金制度常态化，都是一次次在系统出现问题后打补丁来维持运行。所谓“救时宰相”，就是在系统出现重大BUG导致病毒侵入，庞大的帝国运行受到影响时，一个技术高明的工程师给系统打一个或几个补丁，度过危机。
在谌旭彬的笔下，这类“打补丁”是最高统治者吸取了“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从而不断完备对社会的控制术，“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遗憾地说，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
古老的系统不断迭代，不断修补，竟然运行了两千多年，确实算是一个奇迹。不过略加分析，会觉得原因并不复杂。一个系统从建立开始，就显示出稳定、高效的优势，那么“柄国者”即操作这系统的人，必然产生一种路径依赖——系统尚好使，谁愿意闲得没事去重起炉灶，换一套系统？王莽之亡就是以复古为名企图换操作系统。操作者顶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吸取前朝的教训，升级或优化系统，使之控制力更强。
无论是大臣盗国，还是流民起义领袖建立新朝，抑或是胡人入主中原，只要外部和内部社会生态没有巨大的变化，新的统治者一定会拾取旧的制度，有所变革，然后奉为治国之圭臬。传统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是洪、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古老的帝国已被列强敲开，洪秀全用来组织、动员的理论体系是“拜上帝教”——其源头不在中土而是来自西方。这个武装集团在壮大的过程中，越来越呈现中国化，特别是“天京事变”发生，天王洪秀全借北王韦昌辉之手除掉了最高军政权力实际的掌握者东王杨秀清，精神领袖和行政领袖“双首长”制随之消亡，代之为天王洪秀全乾纲独断——这是一个披着“洋外套”的政权对秦制的回归。如果太平天国成功了，打下北京城建立全国性政权，它依然只能是一个秦制帝国。
秦制和制度下的老百姓是相互塑造的。统治者用秦制来控制社会，教化百姓，营造更适合秦制运作的土壤，而一代代百姓中的大多数人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者和支撑者，他们的价值取舍有意无意是在拥护秦制，比如对官员的畏惧和艳羡，对大一统和朝廷、皇帝的迷思。即便民不聊生，往往只怨恨贪官污吏，却相信皇帝是圣明的。只有到了清季，古老的帝国在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威力下，不堪一击，随着一场接着一场失败，清帝国脸面丢光，而国内有识者看到了西升东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的竞争结果。借用前文的比喻，装了新系统的政权对一个还用古老操作系统的政权实施了降维打击。到了这时，古老的操作系统靠升级迭代、靠打补丁已经难以维持下去，遂有辛亥革命导致的清室逊位，民国诞生，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结束。
我以为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在中国，“帝制”和“秦制”之间可以划约等于号，但并不完全等同。“帝制”或许可以将之看作为一种商标，其最高统治者是皇帝，其道义合法性是“受命于天”，其最高权力交接是根据血统来代际继承（也有少数是兄弟之间继承）。秦制是一套内部系统，是以控制、汲取之绩效为目标的制度。中国历史上帝制一定是秦制，但秦制未必是帝制。宣统帝宣布逊位后，帝制在中国多数人心中，已是臭不可闻的一种标签，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失败了，原因就在此。秦制则不然，有合适的气候、土壤，其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不小。——这便是使我觉得窒息的顽强生命力。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购书可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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