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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读书 | 声音里的陕北民间史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2021-11-14

狄马是个作家,也是位歌者。我有缘和他同宴数次,酒至酣处,在朋友的鼓动下,他常从席间站起,一曲信天游从一位双鬓微霜的虬髯客胸腔迸出,苍凉悠远。他面对的似乎不是满桌杯盏和食客,而是黄土高原连绵的峁梁和沟壑。

对狄马而言,写和唱的功能是一样了,都是为了表达,看完狄马的新著《歌声响处是吾乡》,我能感觉到身兼作家和歌者的他,对故乡陕北那些唱歌的、说唱的、演奏的民间艺术家理解尤深。


这部书是狄马对陕北历史文化、民间艺术的一部笔记,他断断续续记了18年,其中占最多篇幅的是关于口头文艺的访问、记录、剖析,如信天游、大型套曲、酒曲、秧歌、陕北说书。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字诞生早且同一种文字系统数千年延续至今没有中断,今天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读唐诗宋词,文字上没有太大的障碍。因为中国文字诞生早且稳定,和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不一样,中国的文学艺术,以文本传播为主。远在春秋时代的各国民歌,也通过圣人删改,载之于文字,成为《诗经》,传诸后世,由此文化传承的另一种形式即口头传承,往往被忽视。狄马在此书的《后记》里说:


“那些在历史上存活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它的传统必然是多层次的。比如,判断一个文明古老的重要标志,就看它是否有文字;但在文字诞生以前这个民族必然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口头叙事阶段。后来虽然发明了文字,但这种口头叙事的传统并没有随着文字的诞生而消失,而是静水深流,汇入到一条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文化洋底中。这条洋底没有名字,姑且叫他‘小传统’。其实,‘小传统’不小,‘大传统’不大,无以名之,是名为小。‘小传统’是以口头语言为载体,主要由农民和乡村小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以口授心传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民间文化系统。它与‘大传统’,也就是那些以文字为载体,主要由官方文人和大知识分子创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读完《歌声响处是吾乡》,我对民间文艺的一些认知有豁然开朗之感。我以前疑惑于生活在边陲的人们为什么比繁华城市的民歌更丰富,同为汉族,西北、西南偏僻之地的又比江南地区的口头文艺兴盛。原因乃是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能用文字表达的人较多,且才俊辈出,那么口头表达的文艺空间必然被压缩。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在自然条件恶劣、战乱频仍、民生艰苦的陕北高原,口头文艺曾是那样兴盛。当羊倌日复一日在山坡上放羊,当行脚汉寂寞地走在河川里,当庄稼汉耕种几亩薄地时站起来歇息一阵……这些多数不识字的乡亲们忍受着贫苦与艰难生存下去,总有情感需要表达,于是对着亘古不变的山川,吼出了心中的悲苦与期盼。这就是“信天游”乃至所有民歌的起源,如《毛诗序》所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亦如陕北民谚所说,“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没法解忧愁”。狄马如此定义信天游——“它是穷人的口粮,是受苦人的永恒故乡。”


信天游侧重用来表达陕北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每一代人无论贵贱都具有的情感,坦率真挚,直白火辣。而酒曲,则多用来应酬,是社会交际文化的一部分。陕北说书(也叫“说唱”),是一种“商业演出”,民间艺人(多为盲人)走村串户说唱以糊口,它比起信天游和酒曲,具有更多的公共性,需要取悦于观众,必定要受到大众审美趣味和伦理道德观的形塑。


无论是这本书介绍的时序歌《悠悠》,还是说唱艺人正场开始前的“书帽子”(即开场白),很能体现陕北人或曰中国传统社会老百姓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这类广受欢迎的说书内容是“讲古”,讲的是古代的文臣武将、才子佳人,而体现的价值观是忠孝节义,历史观是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盛于民间的口头文艺所呈现的“小传统”,其内核和文人雅士用文字书写的“大传统”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这些口头文艺中的历史以正史中的人物和时代为纲,杂以各种民间传说甚至神话,构成老百姓所相信和所接受的历史,和历史真相差别甚大。《悠悠》里唱到“正月里的悠悠是新年,美良川一马跳三涧”,“二月里来龙抬头,唐王爷过海泪长流”,说唱的“书帽子”道:“三月里来桃花红,白马银枪赵子龙”。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物候变化、时序轮换和中国历史上兴亡与治乱循环的历史事件相对应,可看出中国老百姓对历史的某种敬畏与无奈——大历史的无常与个人历史的宿命感交织在一起。老百姓试图用自己的爱憎来诠释历史,如“书帽子”所言:“为什么要把这些好汉讲?这都是些前朝的好汉王。留在世上做些影响,一代一代往下扬”。这个现象不独在陕北也在全国的民间存在,我少年时在湘中乡村观看正月里舞龙灯,接龙灯的东家和舞龙灯的人对唱“龙灯歌”,内容和陕北说唱一样是经过民间艺人加工过的“历史”,如关公的胡须有多长,青龙偃月刀有多重,等等。如果以专业的历史学标准来衡量,这种“口头传承的历史”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这种内容的荒诞正映射了真实的民间心理和集体价值观。


狄马在这本书里为我们记录了陕北一些有名的口头文艺大家:韩起祥、张俊功、王学诗、苗永须等人。这留下姓名的寥寥数人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只是陕北高原上一代代涌现出的无数民间艺人的代表。大多数民间歌手和说唱者,就像信天游的歌声一样,曾经响彻在荒原上,但随风消散了;就像黄土地上的山丹丹一样,曾短暂地绽开而又飘落在山涧,与草木同腐。但正如狄马所言:“每当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正是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盲人或口头文学记录者保留了一个种族最后的记忆。一个种族的文化芯片就储存在这些人的喉咙里。”


由于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信天游、陕北说唱等民间口头文艺,很可能终将脱离其生存千百年的田野,成为只能在城市剧院里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有幸生长了狄马,他用文字为我们记录下来这些由歌声、说唱和鼓声承载的陕北历史。


【文章来源:长沙晚报2021年9月22日版《歌声响处是吾乡》,狄马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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