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就要好好地读先生著作
昨天是鲁迅先生140岁的冥寿日。
我的同龄者，不少人在少年时不喜欢鲁迅，原因乃是先生的文章选入语文课本太多，而死板的语文教学几乎可以让所有美妙的文章变得面貌可憎。何况，鲁迅文章的深邃思想难以为一般少年所能理解；而当少年长大成人，若再读鲁迅的文章，阅历愈深便会愈喜欢。
我大学学的是中文，鲁迅的著作自然是必读的，但并非每个中文系的学生能读完其全集。我是因为做毕业论文的缘故，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才把《鲁迅全集》读完。出于年轻人的心性，在鲁迅全部的作品中，我最喜欢是他的《野草》和《朝花夕拾》，文辞美妙，充满着诗意，其次则是他的那些收入《呐喊》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描写人物和风景，非常传神。老实说，并不喜欢他后期创作的大量杂文，总觉得文字表达绕来绕去，不那么明白通晓。
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有了些积蓄，便买来了《鲁迅全集》放在蜗居小小的书柜里，在琐碎的日常工作和酒席征逐之余，读完第二遍，但印象并不深。我这代人70后生人，在30岁左右正当年华时，赶上的是世纪之交中国最好的时期，真是蒸蒸日上，繁花锦簇。似乎鲁迅的时代离自己毕竟已经遥远。
近来一段时间，我在第三遍通读《鲁迅全集》，感到的意味和前两次完全不同。特别是前两次读得不仔细的杂文，对自己触动甚大。大概是人到中年、阅历渐深的原因，对鲁迅四十岁后的心境有了体察和理解，对鲁迅用文字鞭挞的时代和社会，也有较为深刻的认知。
鲁迅的时代，远去了吗？鲁迅的文章，似乎仍未过时。他的许多文章中的段落，摘录出来发到今天的互联网上，用来点评某些社会事件，毫不违和。甚至有网友说，先生在今天如果也有自媒体，大约免不了文销号灭，就算他有一百四十多个笔名，也可能会享受永不能用小号转世的待遇。
昨天有一场难得的热闹大戏，有众多人到机场表达欢迎，更有上亿人在看直播，纷纷点赞，以示感动、兴奋与自豪感，有人据此说“民气可用”。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评价的？对许多国人在安全处最勇敢、对强势者拜服以及时易世变后翻脸之快，先生有不少文字进行描述和批评。如在《这个和那个》中说道：
鲁迅先生认定，“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今天不少人批评鲁迅先生，认为他所说的“国民劣根性”是伪问题，认为同样的种族，在不同的制度下其表现是很不一样的。我以为鲁迅先生所言的“国民劣根性”首先是个事实判断，他并未归结为国民太卑贱，不配拥有自由，他批评的是造就这种国民性的文化，而文化和制度往往是相互塑造的。鲁迅对当时的制度多有激烈的批判，只是他比持制度万能者看得更深远。他对中国历史之见解和人性之剖析，同时代的思想者没谁超过他。
所谓国民性，我的理解无非是某个族群的人，生活在一个成型许久、变化缓慢的社会文化中，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而采取的行为模式和所具的集体心理，多数人会被这种如包容鱼虾的海水的文化塑造而浑然不觉。按照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阐述的“社会事实”理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定存在的，不管其表现如何，都叫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三大特性，即外在性（外在于人）、强制性（对人有强制性）和普遍性（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道德观念、官方政策、法律、宗教、习惯、风俗、时尚、舆论等等，看不见摸不着，但对大多数人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具有和实在的物一样的作用。国民性就是由种种“社会事实”共塑而成的，制度和文化若得到改变，国民性自然会随之而变。
有人认为鲁迅的性格过于阴冷、偏狭，对人太刻薄，太过于注重揭露社会的阴暗面。阿根廷和西班牙合拍的影片《杰出公民》，主人公丹尼尔是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回到老家萨拉斯镇，因为其作品总是暴露故乡的“丑与黑”而被乡亲批判。在一次讲座中有听众问他为什么不写一些鼓舞人心的作品，丹尼尔的回答是，作家写作的文本不是宣传品，作家描绘人性与社会之丑恶并非认同这些，一个侦探小说家并不意味着他认同杀人。电影中丹尼尔的这番话可以用来回应一些人对鲁迅的批评。
以鲁迅出生于绍兴官宦家庭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中多年中层官员的经历，他怎么可能不通人情世故，不懂得和光同尘的道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有鲁迅自己的影子，但他终究未能选择像魏连殳那样“转型”——从一位清醒的孤独者转变为一位依附权势的门客。鲁迅在卷入北京女子师大风潮后，和陈西滢等人打笔仗。他在 《我的“籍”与“系”》中说：“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然而，他终究不愿意苟且处世下去，“我既然说过，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为什么又去说话呢？那是，因为，我是见过清末捣乱的人，没有生长在太平盛世，所以纵使颇有些涵养工夫，有时也不免要开口，客气地说，就是大不‘安分’的。”人情练达并未让鲁迅变成油腻、功利的中年男，而依然保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锐气和血性，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也恰恰能体现鲁迅对国族不计个人得失毁誉的深沉之爱。他又何尝不晓得自己那些文字即使再锋利，对社会现状并不可能有太多的改变，因此他的文字里不时流露出悲怆、幻灭之感。但鲁迅没有绝望到干脆不发声了，“来作神州袖手人”，而是不放弃一个独立知识人的言责。前不久去世的余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创刊30周年时寄语：“当时开笔欲回天，今日重思徒悔惭。回首卅年聊自解，有言毕竟胜无言。”余先生的独立和永不言弃的精神，我以为和鲁迅是相通的。
1926年8月，鲁迅先生抛弃公务员饭碗（尽管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开掉他，他在平政院告赢了章士钊，但不可能再安于位），离开了生活14年的北京，前往厦门。离京前，他对年轻的朋友说了一番话：
好好读先生的书，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我以为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附：我最近读《华盖集》撷取的一些段落。
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导师》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论辩的魂灵》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忽然想到七至九》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
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
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 《并非闲话》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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