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难逃宿命，然品行有高低之分
今日一个新闻“大瓜”打破了平静的长假。在政法系统工作四十多年的某高官被查，网上一片欢腾。
有人说，这人的落马符合酷吏难有好下场的宿命，此为的论。考诸历史上的酷吏，其品行却有高低之分。
太史公《史记· 酷吏列传》中记述了众多酷吏，他们一茬比一茬残忍，越到后来越没有底线，品行也更烂。从文、景二帝到汉武帝时期，一代代酷吏呈现了没有最狠只有更狠的竞争状态，后来者要超越前辈，必须手段更残酷、更没有底线才能胜出。
汉景帝在位时有一位酷吏叫郅都，其身上颇有些原教旨法家的色彩。以今人眼光看起来，这人“二二乎乎”，不够精明，办起案来不怕得罪人，手段严酷，什么硬茬都敢碰。
郅都是杨人（今天山西洪洞），这种古典派的酷吏后世是很难找到了。太史公毫不掩饰对其赞赏。此人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为官，“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对他的品行，太史公如此评价：
郅都为官清廉，不写私信请托，对别人赠送的礼物一概拒绝，也不理睬别人的请托。他做济南太守时，将郡内豪强大族给收拾得服服帖帖，回朝廷做中尉，“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此人最牛的一件事是逼死了废太子临江王刘荣，被窦太后恨之刺骨，后找了个理由斩杀。
另一个有名的酷吏张汤的墓前些年从西北政法大学新校区出土，被戏称“找到祖师爷了”。此人比郅都精明，张汤办案“务在深文”，就是善于罗织罪名，总能将无罪的人弄成有罪。如抱怨一下长安城官舍的伙食不好，也能治你一个“挑食罪”。其为人阴险，“舞智以御人”。后来他入了汉武帝的法眼，汉武帝要打击豪强，让大臣们服服帖帖，正需要这样的酷吏。张汤一路升迁到御史大夫，此人办案的诀窍是：揣摩上意。据《史记》所载：“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
因为得罪人太多，张汤被其他大臣合计做局，惹怒了汉武帝。张汤以自杀以证清白。张汤也很清廉，其死后家产累计不过五百金，而且皆为天子所赐。其儿侄辈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汤为天子大臣，被谗言恶语攻击而死，有何可厚葬的？”于是牛车拉出灵柩，有棺而无外面的椁。汉武帝听说后叹：“不是这样的母亲也生不出这样的儿子！”
有些酷吏治民严酷，而自己贪墨，还善于处理官场的关系。如景帝、武帝两朝为官的宁成。宁成有句很励志的名言：做官不到两千石，经商不挣上千万，就没什么可夸耀的。他在景帝时，先后任济南都尉、中尉。因贪暴残酷，宗室豪杰人人害怕他。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后畏罪辞官归家，在家乡南阳郡放高利贷，购陂田千余顷，役使贫民数千家，致产数千金，从骑数十。再起为关都尉，出入关者云：“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他的下场很惨，被酷吏晚辈义纵搞掉。《史记》载：“（义纵）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
到了明清时期，酷吏很不少，但大多数酷吏变得圆滑，会来事。他们对下属严格，对老百姓更狠。如《老残游记》中以毓贤为原型的“玉大人”，在其治下百姓很倒霉，动辄得咎。他喜欢用一种“站笼”的酷刑对待“刁民”，嫌犯在这样的木笼里站上一夜多半毙命。这样的酷吏对上司特别是朝廷中掌握大权的高官和有分量的王公，却很能巴结。遂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此种酷吏，可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概括：“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比起汉代早期那些古典派酷吏，品行之差别，何止以道里计。
汉代那些品行不错的酷吏，连司马迁对其亦能有一份同情和肯定。而后世对上巴结、对下属不体恤、对百姓严酷而自己又贪腐的酷吏，恐怕在历史书写者的笔下，不会得到任何的同情。
历朝历代，很难有屹立不倒的酷吏。因为要治民与治官，必须要用酷吏来立威，这时候酷吏吃香了。但官员群体是一个有弹性的系统，君主要防备这个群体但又离不开这个群体，必须刚柔相济，压到一定的时候要舒缓舒缓，让这个群体得到好处与温暖。为抚平官怨，把那些得罪人太多的酷吏给收拾掉，是一种精明的选择。
这个套路，每一时代的官员难道不知道么？为什么不能吸取教训，而是前赴后继，一茬茬酷吏在成长？《宋稗类钞》载：吕辨是蔡京的门人。蔡京罢相后被贬岭南，亲友离去，珠履尽散，唯吕辨送至长沙，因乘间问蔡云：“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亦知国家之事，必至于斯乎？”蔡答云：“非不知也，将谓老身可以幸免。” ——大概每个酷吏也是这么想的，在使用手中权力折腾人时，总以为自己是幸运的，可避免酷吏之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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