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29期 杨宜音：发现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与“心理”
【石头引】 半年前，和杨宜音老师在广州相谈甚欢，我诚挚邀请杨老师聊一聊当年的博士论文，她说自己当初在杨中芳老师主编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情感与信任》书中曾专门谈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又特意把原书送给我。等我把文章排出来后，杨老师觉得文章是2001年出版的，15年后再看，好多东西可以补充，于是就说，等我再写一篇给你得了，你可以先让我的博士施芸卿写一篇。
结果，在这以后，重写文章这事就“站”在杨老师长长的“待办事项”列队上，只是中间不停有各种新的事项半途“加塞”，等到施芸卿的文章推送之后，杨老师仍然没有交稿。我知道杨老师适逢荣休，又新去哈尔滨工程大学就职，家人身体还抱恙，我就提议：不如这样，咱先把这篇15年前的文章推送了，等将来你有时间，再写续篇。
每次跟杨老师聊天都能受益匪浅，她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导师！我个人非常期待杨老师的续篇，诸位读友也帮我记着这笔账，如果半年后杨老师还没完成的话，你们就帮我催催她：你欠石头君的文债到底什么时候还呀？
【作者简介】 杨宜音，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998年，作者博士答辩照，左起：苏国勋（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理论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杨中芳（时任香港大学心理系高级讲师）、作者、陆学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思斌（时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李庆善（时任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车宏生（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黄平（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作者注：我的导师是陆学艺，我199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师从陆学艺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农村社会学”。但由于我的专业是社会心理学，当时国内没有授予这一研究方向学位的博士点，所以，陆老师答应送我去香港大学心理系接受杨中芳老师的论文指导。杨老师就成了我的“编外导师”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实际指导者。陆老师则带我下乡调查，督促我要把论文的语境放在中国农村。所以，我有两个博士导师。杨中芳老师自费从香港飞到北京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成为我的答辩委员。
一、本土心理学
“本土心理学”这个词，最初是从我接触的港台社会心理学家那里听到的，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外来的词汇。然而，这个外来的词汇却和我心中原有的某些想法产生了契合。
我198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师从章志光老师研究教育社会心理学，选择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志业。
当我怀抱着一种发现的热望走进心理学系大门时，以为掌握了心理学的知识就可以研究身边发生的种种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了。一年苦读过去了，我却感觉好像距离我的目标越走越远。我尝试着到民俗学专业、中文专业和伦理学专业去学习文化人类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伦理学，仍然得不到清晰的答案。
仔细想来，我只从三年的时间里得到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学到的是什么？我到底想学什么？
毕业以后，我的一些同学陆续放弃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开始，我在心里责怪他们为其他东西诱惑和牵制，后来，也对他们开始理解。翻检手里的课本和论文，我觉得它们离我所生活的世界本应该十分贴近，但是却偏偏令人感到如此隔膜，如此遥远。我不能责怪尽职尽责的老师。我开始明白，自己想寻找一种适于解释中国人社会心理的知识体系。
首先，我看到我所学习的社会心理学是北美社会心理学，而北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背景是北美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的社会、历史和文化。
第二，在此种背景下，北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个体的社会心理。比如，自我、人际知觉、归因、判断的准确性、印象的控制与管理、喜欢与吸引、在社会影响下的从众、服从与依从，与他人的沟通、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权威人格、侵犯、利他等等，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是“个体在群体中”。它是站在个体的角度，从个体出发涉及与社会的关系的。
在社会心理学中，特别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长于群体心理研究，比如群体的极化现象，群体的沟通网络、竞争与合作、流言的传播、时尚的形成以及大规模的集群运动等等。然而，个体和群体的研究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在群体行为的研究中，要么是个体的群体心理（仅仅是个体如何面对和应对群体），要么是整体的群体心理（仅仅是没有个体内部心理过程的整体互动关系的特征描述）。
第三，北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是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核心特征是实证主义。而在使用实验方法获得的观察或自陈资料以及通过统计技术形成的结论是不是可以真实地描述、解释和预测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呢？在什么程度上是真？如果在北美是真，在中国是真吗？
二、发现“社会”
1988年，我有幸参加过一期由杨中芳老师举办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培训班。在培训班上，我第一次稍稍了解了有许多人在我之前已经对于北美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批评，并阐发了有关本土心理学的思想观点。
这次培训对我的思想震撼是很大的，我尝试在硕士论文中加进了文化的变数，选了中学生的友人关系作为我特别关心的人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切入点。我关注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样的行为规范。我的选题，看来不是那么符合心理学的经典研究范式，也让我的老师有些伤脑筋。但是对于我来说，只是想走进日常生活。
在这次尝试之后，我最关心的是从哪里寻找社会心理学之“社会”，和寻找本土心理学之“本土”。我还是不肯放弃人际关系这个领域。我发现，中国人生活在人情和关系里，而这种人情和关系首先基于中国人以亲缘为行为判准的生活理念。于是，我就极力去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从传统农村的生活看起。
1992年，我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获准调动工作，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从1992年到1997年，一方面我完成了我们研究所与港台社会心理学家合办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的系统学习，另一方面我参与了一系列看来与社会心理学关系不大的研究：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起，在农村和城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研究亲属制度、住房问题、农民工流动（民工潮）、消费问题、农村发展问题，使用参与观察方法和深度访谈方法观察和调查了农民的婚礼、丧礼、拜年、送礼、请客、分家、祝寿、赶集、养老、纳税、分配土地、合作以及村级组织、村办小学等，使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分析方法，调查分析了城市人的交往、消费、住房等，慢慢地发现那些真正主宰着人们日常行为和喜怒哀乐的事情、那些体现出他们内心的观念和选择的语言、词汇以及使用背景。
在这几年里，我去过华北和华中的五个省市的九个村子，入户访谈了250户左右，建立了自己的固定观察基地，比较长期地观察了三个村子以及村中的三个农户和他们的亲属。在城市里，我对十几个被研究者进行了系统的深度访谈，积累了近40万字的访谈录音和观察记录。
1996年，与调查所在村妇女主任，翻拍于2002年
我对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生活有了具体而微的了解，特别是有了基本把握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生产生活方式、人口特征和家庭结构、文化习俗的视角和知识。在进入一个社区和家庭的方法上，也摸索了一些技巧。“社会”在我的心中渐渐生动和丰富起来，它真实、具体、琐细、平常、有效，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在我面前也变得完整起来。
三、发现“心理”
然而，这个时候是我最困惑的时候，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社会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的“心理”，看不到我应当怎样使用实验或问卷法获知社会中人的社会心理，而不是实验室和问卷中人的社会心理。
在1992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里，杨中芳老师每每见到我（因为在大陆举办每年暑期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你的研究到底有什么心理学上的发现？你参与的这些研究都是社会学的、文化心理学的，那么，你的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在哪里呢？
在我对她的追问差不多要采取回避办法，也差不多要放弃对社会心理学的专业研究角度的时候，似乎从最平实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一些什么（这也要归功于我所在的研究所注重深入社会现实的风气）。比如，在农村亲属关系交往之外，我看到了拟亲属关系对亲属关系功能的补充，这里面有一种“活”的东西，这就是交往。
在亲属关系中有些例行公事似的规范行为背后，潜藏着关系双方的好恶选择，我看到了大量的消费。不是生产和生活的消费，也不是城市人的时尚消费，而是人情消费。这样的消费大多用于缔结和保持拟亲属关系。
我看到了农民职业和地域的流动，给传统农村封闭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促使家的功能出现了分化（家不再是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复合体），交往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上升，同时，保持交往的成本也越来越大，交往关系的行为约束力几乎就是看运气，以往的信任机制危机四伏。
在农村养老问题中，在婆媳冲突所体现的亲属身份约束力在下降的现象中，我看到先赋性身份与心理内涵（真情）的分离，个人性的好恶、认同开始冲破血缘身份的限制。当血缘身份的规定所形成的亲密、信任、义务与个人性的亲密、信任、义务产生了分离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家人”概念中的心理意义——“自己人”。
四、“自己人”
在“自己人”这个概念里，我重新解读了“自我”（我与我们）、“内群体/外群体”（我们与他们）和“人际关系”这些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发现了在文化的变数介入后，我们可以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之处。
我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农村“亲属关系”、“初级群体”的研究视角，发现不同学科提供的解释和发现。当我继续生活在农户琐碎的日子里，继续观察城市里生活在自己周围的普通人的时候，我感觉“社会”和“心理”就在生活世界里。
在研究的方法上，我也开始了一些尝试。比如，我从农村的仪式行为中获得农户交往的基本规范，又在他们的分类和解释中透析他们的“自我”、“我们”、“他们”概念的构成和边界特性。我还借助城市人的个人通讯录，整理城市人交往的范围，在他们的分类和解释中，将他们的“自我”、“我们”、“他们”概念与农村人相比较。
再比如，我试图以围绕被研究者周围发生的诸多事件进行对比，并广泛收集各种形式的文本，比如，家庭经济账目、信件、照片、地图、家谱，求得实证资料的可靠性。
在这些探索中，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自己人”及其边界——关于“差序格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并且越来越清楚自己下一步应当集中在哪些未研究的问题上。我的研究在做的过程中慢慢有了起色，我也因此更加感到社会心理学的诱人魅力恰恰在于它的文化和本土的特性。本土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人类自身就将知之更多，我们的知识也将更多、更有效地用于生活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中的人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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