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58期 马亮：土博士的国际化之路

【石头引】最近人在香港，有个体会：在这个日益开放与扁平的时代，“如何走出去”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提上日程。即便我们倡导学术本土化，那也需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反观与明确自身的本土化图景，而非在坐井观天中固步自封。国际化是个绕不过去的学术议题，不管大家的路径与方法有何差异，我们都有必要认认真真地考虑和筹议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副主编和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副主编。2006年、2008年和2012年先后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并获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院研究员（2012-2015）、高级研究员（2015-2016）。研究方向为：公共组织创新、政府绩效管理。出版英文专著、中文专著和中文评论集各一部，在Public Management Review、Public Administration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个人主页：liangma.weebly.com；电邮：[e-mail]。

【写在前面】 2012年夏季，我的博士论文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通过答辩，并顺利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2002年通过高考后，我入学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先后在2006年和2008年获得行政管理本科和硕士学位。从本科到博士，我在西安交通大学花了整整十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在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经法学院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做研究员。2015年底，我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担任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一路走来，博士毕业已然五年。学术界通常认为，博士毕业后的三到五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回顾这段历程，博士论文的修行对我而言有着关键价值。如果没有这段一波三折的经历，我可能很难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学术收获。我在博士期间有许多经历和收获，但我更想探讨个人的国际化历程。

一、博士论文选题：用经典理论诠释时髦话题

在做论文时，大家一般都会选择一些时髦的热点现象，但是要想求新求异却并不容易。我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机理研究》，核心为三篇有关政府网站、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的量化实证分析。我最早是在2011年初才了解到微博的，但是微博早在2010年就出现了。所以就这个领域来说，我真的是一个后知后觉者。我在收看电视新闻时注意到一条报道，介绍一些公安部门在使用微博与民众沟通。尽管只是三分钟的短讯，但这却让我一下子找到了选题的线索。我很快就上网检索文献，了解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我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现象还少有系统研究，所以认为大有可为，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得益于我对政策扩散和创新采用文献的熟谙，所以看到政府部门使用微博，我就一下子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2005年秋季，我在大四保研，选择吴建南教授作为指导导师，并进入课题组。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案例为素材，通过获奖申报材料的内容分析，提炼政府创新的特征。当时对政府创新的研究主要是个案分析，而很少利用大量案例资料去提炼研究发现的。当然，这篇论文也同我对英文文献的掌握有关，比如美国和英国的类似案例研究早已了然于胸。这篇论文经导师修改后，2007年在《管理世界》发表。

因为我对政府创新的研究文献非常熟悉，所以从微博技术在政府之间扩散的角度进行研究就顺理成章了。利用政策扩散的研究文献，我发现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的扩散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广东省肇庆市等地的公安部门最早使用微博，随后其他地区和城市的公安部门才开始使用，但是仍然有许多城市并没有采用。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地区和城市的公安部门率先使用微博？哪些因素影响乃至左右了公安微博的采用和扩散？

微博、微信等信息技术创新不同于需要国家颁布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的政策创新，因此其扩散也会呈现不同的特征。比如，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速度很快，可能像共享单车一样，半年就会“满城尽是小黄车”。信息技术创新对政府部门资源和能力的要求也会更强，尽管社交媒体是完全免费使用的。因此，聚焦这样一个崭新的现象，去验证和拓展一个经典的理论框架，就有了一个“老树发新芽”或“旧瓶装新酒”的结果。

很快地，我就在新浪微博上手工收集了所有公安微博的开通时间，并试图通过政策扩散理论视角对其加以解释。比如，当地的政府网站或电子政务如果发展很好，可能政府部门会更有技术能力去拓展功能，比如使用社交媒体。如果当地民众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较高的话，开通公安微博也就更有需求和影响。再如，在府际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果邻近城市也使用了公安微博，那么该城市就更有可能尝试。还有，如果省级政府部门要求或鼓励的话，市级政府部门可能会更加积极地使用微博。这些方面的理论假设既来自于政策扩散理论，也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情境不无关系。

与经典政策扩散理论关注政府内外各方面的创新动机不同的是，我特别提炼了政府创新能力的作用。我对所有地级市的数据分析基本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设，并发现政府创新能力的确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篇论文很快就完成了，我就拿去参加各种研讨会，希望了解一下它的前景如何。2011年夏季，我带着这篇论文去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研讨会。得益于当时各地召开的研究生论坛，这些研讨会都可以得到全额资助去参加，并能够结交各个高校的同龄人。我在研讨会上发现，少有人是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政务微博的，这就更加坚定了我对这项研究前景的判断。

因为管理学院召开的一个研讨会是全英文的，所以我又把论文改为英文稿，并参加研讨。这篇英文稿很快就在当年11月投稿并通过评审，并在《公共管理评论》（PMR）上发表。这应该是这份期刊创刊以来，发表的来自中国大陆作者的最早论文之一。老实说，这篇论文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一方面，这个选题很新，而且从这个理论角度去研究的不多。另一方面，两个审稿人中的一位基本上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另一位也比较积极。所以，论文修改一轮后就基本上录用了，接下来只是润色语言和修改格式。

二、“三一”工程与博士论文的项目管理

这篇论文的发表增强了我的信心，也让我有资本可以和导师商讨论文选题的调整。我的博士论文最初的选题并非是电子政务、政务微博和政策扩散，而是研究领导特征对政府创新的影响。当时导师的一个国家级课题是有关政府创新的，而我从本科开始也一直关注政府创新。所以，继续做这个选题是合适的。我不算是一个创新者，也很少是第一个尝试新事物的，但是我对政府创新的研究却一以贯之。

当初想做这个选题，也同我的硕士论文有关。2008年，我硕士提前毕业，并在当年秋季免试进入博士项目。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省级官员的升迁逻辑的，我感兴趣的是除了人们通常关注的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以外，公共服务绩效是否也同样发挥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政府官员在环境保护、民生事业等方面的努力，是否会影响其升迁。因此，结合硕士论文对领导特征和行为的研究，探究地方领导对政府创新的影响会非常有趣。

当时有关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都是关注微观层面的公务员行为，而很少探讨如果一位领导干部也富有公共服务动机的话，是否及如何会影响一个辖区政府或组织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塑造了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而它对政府创新的影响也是微妙的。所以，我想同时研究这两种内在和外在的动机究竟怎样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这样一来，这个选题也可以契合当时导师的课题需要。

但是，如果要研究领导特征的影响，特别是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公共服务动机，则需要依赖大规模问卷调查。对政府官员发放问卷是可以的，但是收集高质量的数据却是另一回事。那时管理学院的博士论文都已开始利用多源数据和复杂模型，单靠一套问卷去做研究已经很难通过盲审。一方面，这些数据可能没有代表性，而且来自同一个来源的数据也会有内在偏差；另一方面，收集这些数据本身就有很大的挑战，比如找关系。

如果我想在2012年毕业的话，就需要规划好时间。这使我倾向于不做这个选题，尽管它可能会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学术影响。刚开始导师是不同意我更换选题的，毕竟我在2010年底已经论文开题，而且可能会影响课题的完成。但是他那时刚好在国外访学，而且又深知到我的家庭情况，所以最后就同意了我的想法。当然，论文选题的一波三折，也同后文我的个人生活有关。

一旦明确了选题，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就变得顺风顺水了。对公安微博的成功研究让我有了信心，我就继续对各个城市政府开通的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进行类似的研究，并得以在一些期刊发表。政务微博为政府信息公开和回应民众诉求提供了利器，也让我可以同时对这些议题开展相关研究。2012年5月，我自费去上海参加复旦大学的公共管理研究会议（PMRC），这是公共管理研究协会（PMRA）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学术会议。凭借对中国地级市政务微博的研究，我获得了唯一的最佳论文奖。我深知这篇论文可能并不是质量最好的，但是因为在中国第一次召开，并且论文写得中规中矩，所以评委会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这篇论文因为获奖了，会议主办方之一的PMR主编StephenP. Osborne就让我尽快投稿并进入“快车道”，一个月评审后就录用和发表了。

尽管论文的发表有运气成分，但博士论文的项目管理却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推崇“三篇essays=一本dissertation”的模式（“三‘一’工程”），因为实践检验它是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的博士论文都是一篇完整的大论文，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这种做法有其优势，即可以非常有力和深入地挖掘一个研究问题。但是，这种模式也会存在不足，特别是同当前中国高校的博士培养宗旨和毕业要求有一定距离。

多数高校都要求博士毕业前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而博士学位论文也需要通过严格的盲审。如果完成一篇大论文，同时发表其他多篇小论文，可能就会非常具有挑战性。所以，可行的方式是将二者结合，比如可以是三篇独立的研究论文，也可以是一篇系统性研究综述、一篇理论模型构建和一到两篇实证分析。这些小论文可以在求学期间陆续发表，以满足毕业要求。然后，在这些小论文的基础上，加上头尾的绪论和结论，就是一本完整的学位论文。

这样做，可以让你有清晰的规划，并且在论文答辩前就可以使这些论文发表或被期刊接受。如果你的博士论文的多数内容都已被顶尖期刊发表，相信少有评审专家会质疑你的论文质量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长这个样子”，即把三篇独立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作为主体，并在论文前后加入绪论和结论，基本上就完工了。这种博士论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校都是可行的，中国一些高校也开始允许这样做，应当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模式。

通过项目管理，你可以规划未来的博士论文“长什么样子”，然后就可以尝试将它们按照某个主题或线索去穿起来。有时候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多数情况下合理的提前规划可能更加有效。不过，这也同前期的准备和铺垫不无关系。得益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的罗梁波等学界同仁的支持，我在研究生期间就有多篇研究综述和理论文章可以发表。这些文章多数是在课程作业的基础上拓展完成的，一方面让我对许多领域的文献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我对研究问题和理论的敏感性。因为有两篇SSCI源期刊论文发表，加上之前基于本科毕业论文而修改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三篇英文论文可以让我达到毕业要求，并顺利在四年内毕业。

三、不“土”不快：土博士如何国际化

中国的学术界是一个过度标签化的社会，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各种各样的符号和身份，人们也都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符号和身份。身份表征的首要一点，就是你从哪里取得博士学位。更根本地说，是从国内成长起来的“土鳖”或“土拨鼠”，还是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海龟）。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海归”往往被高看一眼，而“土鳖”则好像满大街都是。

土博士如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化，就会非常有优势。幸运的是，我在出国以前就完成了国际化。因此，我更愿意把自己视为“金龟子”，既不完全是“土鳖”，也很难说是“海归”。所以，对于我这样一个“里外不是”的人来说，会存在强烈的身份认同错位。在一些国内完成博士学位的朋友眼里，我是地地道道的“土鳖”，不过却可以“叫板”“海归”，所以他们会认为我为他们挣了口气，因为至少我的经历说明了出身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在国外留学回来的朋友眼中，我们之间可能又有些“惺惺相惜”，因为我们在话语体系上完全可以无障碍沟通，好像来自同一个“世界”一样。

当然，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日益国际化，“土鳖”与“海归”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二者之间的差距或不同也正在逐步缩小。中国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可以在求学期间赴海外访问，短则半年，长则一到两年。如今，海外访学已经成为许多学校的“标配”，土洋结合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看好。但是，土洋之争可能仍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类本身就不会是完全理性的存在，并不会完全做到“英雄不问出身”。

我之所以能够实现国际化，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导师和我所在的课题组，以及我的母校西安交通大学的学术训练。我是在2005年秋季大四保研并进入课题组的，2008年硕士提前毕业，并在当年秋季报送进入博士项目。我的导师吴建南教授也是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直接去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做博士后，并在完成博士后工作之后回国任教。所以，他的经历可能更加奇特，因为现在出国工作与20年前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特别是在课题组内所营造的学术氛围，我们都早早开始了国际合作研究。我们阅读的文献主要是英文的，来访交流的学者主要来自境外，论文发表的最高目标也是国际期刊。这种熏染很自然地就会让你进入状态，而不必非要出国才可以实现。

国际化的另一个关键条件，是博士期间的学术训练。我从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但是在我求学期间它还没有博士点。所以，我们都会在管理学院注册、上课并完成博士学位。我既从公共管理角度研究政府，又在商学院从企业角度研究政府，所以可以更加全面和独特地认识这个研究领域。比如，关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公共管理研究关注政府是怎么做的（如外包），而商学研究则注重企业如何竞标、合作和避险。在这些不同方面的“杂交”，让我成为当然的“万金油”。

与公共管理学科相比，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的国际化进程更加超前，至少在科学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所以，我经常说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从一个优势学科转入了一个弱势学科。实际上，公共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杂糅的研究领域，无论是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会有所涉及，但是又都不够深入。所以，提到什么议题我们都略知一二，但又都浅尝辄止。这固然会被许多人诟病，认为不够执着和专一，无法深入钻研下去。但是“万金油”对于学术研究没什么不好，这也让我有一点优势，那就是可以触类旁通，并能够快速进入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求学期间，我参与了十余个各级课题研究，内容多数是关于政府创新和绩效管理的，但也有其他方面的。还有一些课题是为了生计和兴趣，而在外面做的横向课题。此外，因为课题研究需要，我还在2010年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借调大半年，对中央机构和科学基金的运作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大概得益于这种跨学科经历，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博士论文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不仅认识了公共管理圈的朋友，而且和许多情报学领域的同仁成为朋友。这样一个交叉学科研究，让我自然而然地就迈出一条腿，转入电子政务和数字治理方面的研究领域。所以，博士论文选题虽然是无心插柳，但却成为我毕业后关注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四、严要求的国际化教育

在博士期间，除了导师仍然是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我们与管理学院的导师所指导的同学毫无二致。这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因为你需要满足的博士毕业条件非常苛刻。当我去看许多其他学校的毕业条件时，我会觉得非常庆幸，因为当年管理学院的毕业条件绝对可以程度上是苛刻。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毕业条件太不人道，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却不得不为之感恩戴德。恰恰是因为高标准、严要求和“严进严出”，才可以锻造你的能力、耐力和毅力。

那么，我们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呢？通常的毕业年限是五到六年，这需要你在毕业前发表三篇论文，并且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所认定的20余本期刊（分A和B）。这些期刊是管理学领域公认的优秀期刊，对于一般学生而言发表会有难度。当然，你可以用美国管理学会（AOM）或同等水平的国际会议论文，或者在UTDallas商学院认定的24份顶级期刊获得一篇投稿论文的修回（R&R），来替换其中的一到两篇论文（链接：）。又或者，你可以多发表几篇普通CSSCI期刊论文，比如5-10篇。

如果你想按照学制要求在四年内毕业，就需要发表至少一篇SSCI源期刊论文；要么是在学院规定的期刊目录之中（比如B级或以上），要么需要获得学院的认可。那么，如果你想要在三年内毕业，则需要发表至少两篇SSCI源期刊论文。我的一门课程老师彭维刚教授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其实不需要规定论文的篇数，要求在毕业时论文至少被引用一次就可以了。这看似玩笑，但其实富有深意。为什么？因为要想让你自己的论文被引用一次，保底起见，你需要自己再发表一篇论文，即自己引用自己的论文。换言之，就是至少发表两篇论文。考虑到你不能仅仅押宝两篇论文都发表，所以通常来说你得准备三到五篇论文，并烧香拜佛其中有两篇可以最终被录用和发表。

对于当时还未国际化的公共管理学科而言，相信许多人会认为这些条件是过分苛刻的。即便我现在从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对博士毕业的要求也不过是两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罢了。所以，能够从管理学院毕业的博士，特别是能够在四年以内毕业的，至少已经满足了国际化的基本准备条件。这些苛刻的毕业条件，会让你付出更多的汗水、泪水。但是当他们进入到就业市场上时，不在一个起跑线和终点线的人，是很难与之抗衡的。

管理学院之所以会这样苛刻要求，并非没有道理可言。如果只是赶鸭子上架，逼迫你去这样做，那可能会不近人情。但是，学院的超前教育理念和强大的师资队伍，则可以保证你在受到学术训练以后，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些毕业条件。当其他学校还在由国内老师使用中文教材授课时，我们已经开始了完全的国际化教学。

在博士期间，我们就上三大系列课程，包括管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每个系列包括五门课程，总共15门课程。除了主管研究生的副院长孙林岩教授（已故）主讲一门研究方法课程以外，其他课程都由北美著名教授领衔。这些教授的名字不仅在各自领域如雷贯耳，而且影响波及整个管理学界。比如，AOM前主席徐淑英，战略管理领域的彭维刚、陆亚东，组织行为领域的陈晓萍，创新研究领域的宋熊熊、许立达，理论大师DavidA. Whetten，研究方法专家CarolynP. Egri。

如果不信，你可以问一下在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工作或学习的朋友，看看他们是否知道这些人。再不行，你可以到GoogleScholar上去搜索这些人的公开主页（publicprofile），看看他们的论文引用量是否超过一万次。又或者，你可以到商学领域最主流的顶级期刊上，看看他们是如何“灌水”的，比如AMJ、AMR、ASQ、SMJ、JAP等。

通常来说，在老师来校上课前，助教会提前发放课程大纲和阅读文献，这样可以有所准备。上课时间通常为两周到一个月，取决于老师的行程。上课时基本上就是学生去讲，老师点评和问答。华人教授可以用中文授课，但是外国教授则是英文授课。课程作业一般是一篇英文论文，所以会有大量英语写作和学术训练。

每门课程的阅读文献都在30篇以上，每篇都是该领域的经典文献或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这些都是“过来人”所提炼的精华，会让你一下子就可以抓住重点。这不同于你去大海捞针或者“瞎猫碰个死耗子”，可以节省你许多时间，并且往往一针见血。通过这些课程，让我打开了国际化的研究大门。老话说得好，“求乎上，得乎中；求乎中，得乎下。”这些顶尖教授为你提供的就是上等的研究，你每日阅读这些百里挑一的论文，自然不会坏到哪里去。即便无法得乎上，也至少可以得乎中。

不仅如此，这些老师还会娓娓道来他们的求学和研究历程，让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尽管他们现在早已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你也不得不佩服乃至嗟叹学术界真的是“山外有山楼外楼”，绝顶聪明而又勤奋刻苦的比比皆是。在这个时候，除了“既生瑜何生亮”的喟叹，更多的是一种欣赏和尊敬的心态。

比如，彭维刚教授从不使用Endnote这样的文献管理软件，因为他觉得不可靠。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记住他要引用的所有文献的细节，比如一篇论文发表在哪一卷、哪一期甚至那几页！他的写作和修改能力也不得了，同学的一篇论文草稿，他可以直接拿来当堂修改，下课时论文已经雏形初现。

再如宋熊熊教授，因为可以做到过目不忘，所以有时候写文章，稍不注意就会犯下抄袭的错误。这不是有心为之，而是他看过的文章早已了然于胸。直到今天，我还在使用宋熊熊教授发给我们的论文修改“三板斧”，即如何同编辑和审稿人交换意见。他倾囊而出的这些论文写作和修改模板，让我在论文投稿和修改时屡试不爽。

还有陈晓萍教授，和我们分享她的转型之路和合作经历，以及如何高效管理时间。如果不见到她本人，而只看到她的高产论文，那么你可能觉得这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听了她的真诚分享，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成功，哪里是他们的闪光点和过人之处。

陆亚东教授对我最深的影响是要练就“一只手写论文的本领”，即可以独立发表论文。独著的论文是最有显示度的，也最难反映作者是否有独立研究的综合能力。试想，如果你虽然发表了多数论文，但都是第二、第三或第四作者，那么就很难令人相信你的研究能力。所以，我在开始职业生涯时都是坚持独立研究，等到基本上足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以后，才开始越来越多的合作研究。

与大师过招可能无法顿悟，但却不影响你慢慢消化和体悟。时至今日，我有时还会拿出来他们当年发给我们的阅读文献，思考一些基础理论和研究之道。在这些人的引导和熏染之下，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好的研究，以及如何做好的研究。有兴趣的还可以关注陈晓萍等主编的《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商学院的“圣经”。此外，还可以关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了解海内外华人学者在推动中国商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

五、练就看家本领的学术训练

博士期间的学术训练，让我成功跨越英语难关。老实说，我当时的英语并不咋滴，无论是听说还是读写，所以跟上课程是有难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两个例子。

有一次，导师让我陪一对美国教授夫妇去兵马俑游玩。我知道这是让我锻炼英语，但是一路上我却几乎是一言不发。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口。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返程回来的路上，女士看到车窗外的农家院落，楼上都晾晒着玉米，她就问我这是什么。我当然知道是玉米，但是一下子却想不起来这是corn。校车司机害怕我不知道，给我说这是玉米。意识到我不知道玉米用英文怎么表达时，还给我黑莓手机去查字典。我拿着手机查了以后，发音告诉她，她才理解这是什么。可想而知，她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学生，连玉米的拼读都要查字典。当时的我尴尬至极，大概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算了。

在孟凡蓉老师主讲的专业英语课上，有一篇论文需要翻译，其中有一个词是redtape。当时我查完字典，犯愁是翻译为“红丝带”还是“红绸带”，以及如何上下文结合去理解它。现在，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是“繁文缛节”，指政府连篇累牍地出台许多规章制度，让公务员束手束脚而没有自由度。但在当时，诸如这样的专业术语，我却毫无知觉。要知道，这还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公共管理研究生！所以，我后来专门为此写了一篇书评和一篇研究综述，对这个“繁文缛节”耿耿于怀。

虽然大学入学以后我分入的是英语快班，而且在大二时还有加拿大的外教老师带我们学习《简爱》，但是我们的英语水平却仅限于应试考试，比如大学英语四六级。即便是偶尔去英语角练习口语，在写作方面也还差得很远。回过头来想，等到我在新加坡带着儿子玩游乐场时，遇到需要说许多生活用语时，都让你不得不查字典，才知道我们学的英语完全是书面上的，几乎无用武之地。

如果回看我在博士期间写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你就会知道对于非母语国家的人来说，英语写作是一个多么精益求精的艰难过程。当我收到英文编辑发来的论文修改稿时，因为有如此多的修订标记，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满目疮痍”。基本上每句话、每一行都有几处修订，要么是介词使用，要么是语法毛病，亦或是语句不通或逻辑不畅。看到满篇修订的都是红色的印迹，“朱笔”所及让你一下子跌入谷底，感到英文写作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困难。换个角度想，找润色编辑也是值了，毕竟改了那么多处错误。

当时带我的师兄杨宇谦是英语双学位，所以他的英语没的说，可想而知我的压力有多大。所以，我会尽量利用时间去阅读文献，特别是找来本领域做得最好的研究人员的论文，逐字逐句地读懂，并提取每句话的句式和关键词。到现在，我的Endnote里已经积累了上万篇文献，随时可以调取、阅读和引用。我的GoogleScholar图书馆里也收集了大量文献，随检索随收集。我在GoogleScholar上关注的学者账号更新已经到达上限，不得不每次“喜新厌旧”地更替关注的作者。

反复积累以后，我就有了一套属于我自己的英文论文写作模板。特别是在一些熟悉的选题方面，我可以像填空一样去写完一篇英文论文。尽管语言不够优美，词汇量仍然不够大，句式不够花哨，但是对于科技英语而言这已经足够了。到今天，经过二三十篇英文论文的写作后，英文写作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如果我的论文是有关中国的，审稿人可能还会让我在录用前润色语言。如果我的论文选题和数据完全是其他国家的话，那么审稿人通常不会特别在意论文的语言问题，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哪个国家的了。所以，我的好友陆毅教授开玩笑说，这些审稿人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天然地认为中国人写不好英文。

学者多数是“闷骚”型的人，吭哧吭哧地费半天劲写了一篇论文，九死一生地通过评审后发表了，然后却没几个人会去看，看得懂的人也少，惺惺相惜甚至击节叫好的就更少了。所以，如果你写电邮去提个问题，特别是跨越大洋，他或她会特别乐意回答。“一回生二回熟”，说不定可能由此拉开一段合作研究的缘分。研究是跨越国界的学术共同体，所以除了征求导师、课题组或学院老师的建议，完全可以“走出去”建立更大的网络。你把一篇论文发给导师或其他人，可能半天没有回音，即便回复也可能语焉不详。但是如果你投稿一份专业期刊，假如通过编辑部初审并送外审，很快就会得到多位业内人士的详细意见和宝贵建议。

博士期间的学术训练，除了让我可以熟练应用英语以外，也让我掌握了研究方法，并坚定了方法唯有干中学的信念。现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主要授课内容就是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这同我的导师吴建南教授、我的导师的博士生导师李怀祖教授（著有《管理研究方法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我的导师的博士后导师StuartBretschneider教授（锡拉丘兹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都特别注重研究方法的训练，并在这方面颇有心得。除了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研究方法的学习也同我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李连江教授“戏说”文科生一样可以学好统计学，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并让我深以为然。

我在高中时是江苏省高考历史上唯一一次“大综合”实验，我们作为“小白鼠”接受同时学习九门课程的挑战，所以2002年参加高考时是不分文理的。我所就读的西安交通大学是理工科见长的高校，而我所在的行政管理系却是地地道道的文科专业。我的数学在文科生中是不错的，但是真到应用时却几乎全忘光了。在理工科大学读文科，然后学习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这种奇特组合也是蛮有意思的经历。

研究方法就如我们手边用到的工具一般，该用哪种工具时你可以顺手拿过来，或者找邻居借来，又或者可以买来。至于这个工具的原理是怎样的，比如一辆车或一台电钻的内部构造和机理，可能使用者不会想那么多。对于研究方法而言，不应该完全这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也不是说要细抠到方法论专家的地步，比如这个模型的数学表达或推导公式。因此，学以致用是研究方法的真谛，而干中学是研究方法的真传。

在求学期间，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你学过了某种方法或技术，该用的时候却想不起来了。或者你遇到的研究问题，需要某种你不会的方法或技术。所以，至关重要的是“现学现用”，知道遇到什么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而且用对方法。对于新的方法，可以了解其大概及适用场景，等到需要用时再学也不迟。此外，还可以加强与同事和朋友的合作，你认为难到登天的问题，对于另一个人则可能易如反掌。

六、人生就是一道道选择题

我是读了贾平凹先生的小说《废都》才去西安上学的，被这座“废都”的底蕴所深深吸引。我的父母在镇上开了一间小饭馆，暑假期间就支了一个摊位卖雪糕。我中学放暑假就去卖雪糕，常常在下午无人的时候拿出这本小说来看。当时这本书是我从厨师那里借来的，都被翻烂到快散架了。北京出版社泛黄的纸张，以及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是可以也让人迷醉而怅惘的。加之听说西安的物价偏低，而且西安交通大学也是不错的高校，所以就直接报读而来了。当时高中同学普遍选择在江苏，特别是去南京的高校，我算是比较另类的了。不过我报考的机械自动化专业没有录取，我就“自动”进入行政管理专业了。

从18岁第一次离开徐州到西安，再到28岁离开西安并出国，前后整整十年。我在大学三年级时，曾经想过考研离开西安，比如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但是后来就放弃了，因为有了保研的机会。读研期间又想出国留学，后来也放弃了，因为可以两年读完硕士直接转博。在这些诱惑面前，我们总是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但是人生的选择也每每是如此，当你没有说“不”的时候，它又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大挑战是，奖学金少得可怜，不仅一个人难以为继，更何况是负担一个家庭。这和境外一些高校的博士生衣食无忧，奖学金可以足够你生活，乃至养一大家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遇。试想，当你的大学同学早已事业有成和成家立业时，你还在“为五斗米折腰”，这种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因此，提高博士生的待遇，对于提高他们的科研创新生产力有巨大作用。吊诡的是，2017年国务院总理提议增加博士生的待遇，于是每月增加了250元。所以，如果有人要读博士，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推荐就是，去国外吧。

因为是保送读博，我拿的是一等奖学金，但也只有每月1200元到1500元。幸亏我的导师可以通过课题经费贴补一点，否则我就真的很难淡定从容地生活了。更要命的是，我在2011年8月结婚了，并在2012年2月生了儿子。数学题就不算了，意外也是必然。结婚生子是人生喜事，但是也要看是什么时候。当时在西安租一套一居室的住房大概1000元，两居室的住房需要1500元，所以我的奖学金也仅够每月的房租。幸亏我的爱人从事律师工作，还有不错的收入，可以养活我这个“小白脸”。在求学期间，我们大概租住了不下六七处住房，搬家都有了习惯性动作。“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这话用在我身上大概可以打个恰当的比喻。

为了贴补家用和养家糊口，也为了有更多的实践经验，经我的大学同学介绍，我在读博期间就有幸去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从2011年10月开始，每天早上六点，我就起床去挤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管委会坐班工作。日常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和干点杂活，闲余时间则可以读文献和写论文。这段经历让我可以每月得到一笔不错的额外薪酬，也对地方政府的具体运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没有爱人及家人的支持，我大概很难走过那段艰苦岁月。我是一个坚持独立的人，从大学以后就几乎没有向家里伸手要钱，主要靠奖学金、家教和其他勤工俭学机会。但是在平衡家庭与学业之间，我也仍然不得不挣扎和妥协。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读博劝退派的原因，至少是在国内读博会如此。有读博念头的人，我会让他或她好好思考是否真的热爱并对此感兴趣，是否是真的执着到底的，是否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心理和物质准备。否则，就请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做这种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的尝试。更何况是在中国快速转轨的时期，当你埋头求学之际，物价飞涨，房价飙升，物非人非，即便顺利读完也可能早已是明日黄花。不过，如果你下定决心去深造，那么就去义无反顾吧。

博士毕业期间，导师希望我可以留校，但是本校毕业的留本校有困难，而且我也不想继续重复过去的生活。至少，我想换个环境，毕竟外面的世界还很大。为此，我向许多仍然还接受国内毕业的土鳖博士的高校海投简历，因为那时很多大学只接受境外毕业的海归博士了。这种毫无私人关系或联络的海投还是有效的，一些高校石沉大海，也有一些高校伸出橄榄枝。我曾去上海的高校面试，并得到了应聘机会。但是当时爱人的工作稳定，家庭也刚刚站稳脚跟，所以留在西安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我就选择去西北工业大学应聘，并最终获得了任教机会。当时西工大只有MPA中心，所以可以周末给MPA学生上课，工作日在西安高新区管委会挂职。但是，这等好事我却最终放弃了。如今回头来看，是对是错很难说。人生嘛，就是一道道选择题。

在我毕业期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招聘研究员，以便于开展一个有关中国城市调查的研究项目。我是在2011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认识于文轩博士的，他后来联系我，让我准备资料并面试。他之所以认识我，一方面是通过罗梁波、尚虎平等好友推荐，另一方面也同我去美国报告的一篇论文有关。那篇论文是有关政府财政透明的，我看到邀稿函就投稿和准备，没想到就被录用了，而且加拿大一家研究机构负担全部费用。当我半信半疑地拿到机票和美元汇款时，才知道这一切并非不可能。所以，有时候缘分就是这种无心而为，但又似乎有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吧。

因为项目要求是可以说中英文，而且最好是公共管理背景的，所以我有幸被选中，同已故好友林挺进博士一起工作。由于前期有国际期刊论文发表，而且研究方向相关，Skype视频面试时的表现还可以，所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后来听我的老板吴伟教授笑谈，他也是半信半疑，面试后怎么招了一个中国毕业的博士。对于这样一所享有盛誉的高校而言，理所当然是要招聘海外高校毕业的博士的。但是，他仍然力排众议，招聘我到新加坡工作。

当时我已经和西北工业大学签署了就业协议，并且很早就给MPA学生上课了。当时的院领导、中心领导和同事都很支持，但无奈的是无法两全其美，所以我最终只能辞职离开。我的爱人也不理解我的决定，好端端的工作和家庭，说丢掉就丢掉，说分开就分开。连我们的房东也觉得不可思议，明明出国是一件大事，怎么到你这里两个月就定下来了吗？所以，她没有退我们的房租押金，要让我长一个教训和记性。

因为这段求学经历，在走出国门之前，我就已经国际化了。但是在新加坡近四年的工作，让我得以进一步国际化。如果不去新加坡工作，我大概很难同这个太平洋上的“小红点”产生任何人生联系，也无法进一步开阔我的研究视界和人生视野。在新加坡的这段经历，让我可以“从‘新’出发”，站在中国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

人生中会有许多机缘巧合，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小段子吧。我在博士快要毕业期间读了郭伽的《博士磨难》（ThePh.D. Grind）电子书，就写了一篇读后感《宝剑锋从磨砺出》。没想到许多人都读了这篇读后感，其中就有郭伽的母亲、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周敏教授。她给我发电邮，感谢我写了这篇书评，并指正我作者的中文名字。没想到我去新加坡工作以后，郭伽的父母也都来南洋理工大学工作。郭伽的父亲郭南先生和我在同一个机构工作，我们成了办公室隔壁的同事和好友。这段经历印证了六度分离的小世界理论，也说明人生中偶然的缘分和必然的经历。

完成新加坡的项目工作以后，我又回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我没有放弃什么高薪，也并非混不下去了才回来。只是觉得回来可以有更大的舞台，去做更多的贡献，无论是研究、教学还是服务。这次的选择依然很艰难和曲折，既有家人的不理解和理解，也有朋友的不认同和认同。但是，人生就是一番折腾吧，其中的选择就是折腾的注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