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书评》第1期 中国历史书写的困境与出路 ——从《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说起

【石头按】《博士论文》专栏推送后，常有很多热心读友询问作者的相关专著，后台和评论回复多有不便，于是决定做一个姊妹专栏《博士书评》，主要推介博士论文集结成书的专著，本期书评的原作者是姜萌老师，他是《博士论文》第53期的作者，他的专著《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2015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获得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历史类青年奖。相关图文：《博士论文》第53期 姜萌：先有沉重的生活，后有厚重的学术？

【作者简介】黄振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副教授。

中国是历史的民族，书写出一部既能尊重历史，又能让大多数国人接受的中国史，更成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史学界的首要任务。一百多年来，无数学人为之努力，虽然成果丰硕，但是总难说满意。造成这种结果，除因中国历史悠久，形成过程非常复杂外，主要还有认识论上的因素，就是在现代性语境之下书写复杂的中国历史，会受到诸多意识形态的制约，从而产生一些棘手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史学界一方面继续致力于中国史的书写，另一方面也开始对现代性的中国史书写进行反思性研究，如杜赞奇先生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李怀印先生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等。姜萌博士的《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一书[①]，就是这种反思性研究的最新尝试，将对中国历史书写的认知向前推进，提出不少有重要意义的话题。鉴于王学典先生、李振宏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言[②]，及关凯先生等学者关于此书的对谈，[③]对其贡献及提出的问题已有所讨论，本文希望结合书中提出的“中国历史书写的困境与出路”这一问题，谈谈相关看法。

一、《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创新与优长之处

总体而言，要讨论历史书写，就必须有大视野和大格局，这对“碎片化”现代史学写作氛围下的研究者而言，是颇有难度的事情，《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能以实证性研究紧紧扣住甲午之后十几年间这个中国历史书写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关键时期，以超越的视野和高度凝练的理论分析，连缀通贯近代无比浩繁琐碎的材料，清晰呈现了中国现代历史书写在清末时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过程，具有不少的创新与优长之处。

探讨的问题新颖而重要，是这部书给人的第一阅读感觉。打开这部书，第一节就是“由‘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引出的问题”这样引人注意的标题，整个目录与引言也向我们清晰地传递出作者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著作为什么及如何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中国历史而不是那样的历史，并反思我们该如何寻找到书写中国历史的更好方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但难度颇大的问题。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是一种目的论史学，是一种历史的辉格解释，是出于后来的需要而对历史的倒放，是意识形态高度选择的结果。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样的历史书写及为什么有这样的历史书写缺少足够的认识。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对现代史学的解析反思，我们才开始逐渐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有所探讨。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历史书写，多少就有一些后现代的意味。目前一些极端化的理解是将历史书写等同于小说的书写，这实在是误解，如同把厚重的油画进行漫画化处理，剩下寥寥几笔线条，似乎勾勒出了大致相貌，却远离了事情本身。后现代主义史学无论追求什么，都不能抛弃“求真”这个底线。换句话说，“求真”是历史学永恒的目标之一，尽量重演历史的真实情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路径。历史书写是“重演历史”的一个基本形式，对这一形式进行反思，正是“求真”的表现。这是因为：历史书写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因为历史的书写者会对历史书写灌注进他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有自觉和不自觉的部分，自觉的部分体现了历史书写者的主体意识，写作往往是对历史上各种行为进行合法化论述，是历史得以展开的场所；而写作者不自觉的部分，是历史加诸书写者的潜移默化的塑造，本身就是历史在写作者身上的呈现，所以写下了的“历史”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主体。这种历史二重性在历史时空进程里演化，加诸政治等维度，使得书写蕴含着丰富的张力。按照福柯的观点，书写也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一样起作用。迈克尔·曼则把书写划归为基本权力之一，成为他的煌煌大著《社会权力的来源》的核心要素之一。这种情况在清末的时候比较突出，比如革命派之所以要那么激烈的来讨论中国历史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历史书写的力量。他们于具体革命行动之外，还要花大量的精力来从事撰述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是和他们“起而行”的政治行为相辅相成。这种书写的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不能把它认为只是一种文字修辞的把戏而已。在清末这种中西古今交汇的时期，思想观念发生激烈的冲撞，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姜萌这部书就以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导向，通过呈现晚清中国历史书写理论建构和实践过程，来正面探讨这一重要问题，可以说是很可贵的努力。而且这本书尽可能挖掘当时的历史资料，呈现出当时非常丰富的历史书写面貌，这也是认识上的求真。

眼光准、思路新是本书的第二个优长之处。眼光准、思路新首先体现在研究时段的选择上。该书与过去中国近代史学史常常从梁启超的《新史学》或甲午战争之后讲起不同，而是从鸦片战争前的西方史地知识的传入开始讲起，但并不平铺直叙，而是特别关注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十几年。这种时段选择及处理方式，可以既让人对中国历史书写的现代性起源有所了解，又让人对中国历史书写在甲午之后的生成有较透彻的了解，改变那种对历史的截然分段所造成的粗暴解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认识在咸同时期就已出现，但是中国最剧烈的转型变动，真正的关键性变化，却是在甲午之后十余年间发生的，现代性的中国历史书写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只有如此选择时段方能将中国现代历史书写的萌生历程、实践情况清晰梳理，只有如此详略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中国现代历史书写理论的优劣；由此出发，再去考察现代性的中国书写之流变、贡献与问题，便可顺流而下，事半功倍。

眼光准、思路新的第二个体现是研究视角的选择。这部书看似是从一个史学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在这种模式之下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部史学史的著作，也可以视为是一部思想史的著作，一部梳理近代中国世界观和历史观转变的高水平著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作者努力地将思想史、政治史与学术史、史学史有机地结合其中，书中不少的内容都属于思想史、政治史的内容，特别是以较多篇幅讨论了晚清以降观念意识到改变，如天下中心观的坍塌、新知识观的生成等。很显然，中国现代历史书写是中国现代观念意识的产物，如果像常规的史学史研究一样，一下子扎到史学现象、史学文本中去，仍然讲不清楚，但是跳出史学史的狭隘圈子，跳到更高、更大的综合场景中，从世界观、知识观的改变说起，反而更容易将史学现象解析清楚。王汎森教授曾说，“近代中国重要的史家、历史著作、史学流派，或历史机构，几乎都有人研究了，以至于许多人感到好像在这个领域已经没有什么着手之处。可是，如果我们把视界放宽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及它们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则有一个相当广阔的园地摆在面前”。[④]这部书可以说是对王汎森教授上面这个论断的很好证明！

现实关怀强是这部书的第三个优长。虽然作者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但是作者却在引言与结语中表达了强烈的现实关怀：研究系因现实问题而起，又向寻求更合理的中国历史书写方式而去。不仅如此，作者在对清末史学现象的解析也颇重视现实关怀的因素。换个角度看，这种现实关怀也特别有助于作者对清末史学现象的探讨。中国历史书写向来具有致用功能，《孟子》里记载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一个明显体现。有人将中国史学的特点总结为鉴戒史学，以史为鉴，以史为戒，这个特点在晚清这段时间，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当然，新的认识论和知识论，一定会引出和传统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价值标准与关注对象与内容等。因此，清末史学可以说是在断裂之中延续了史学的鉴戒功能。书中对这些都有比较深刻的洞察与概括，例如：“1902年后兴起的‘新史学运动’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勃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新历史价值观念映照下，数千年中国史成为了‘当代史’，成为书写者们为改变现实而汲取不完的精神资源”（第93页）。杜赞奇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意识是排除民族国家对历史的干扰，而姜萌这部书在突破了中国史学史叙述的既定框架后，让我们回到历史场景，回到历史认识与现实互动的脉络中，看到了另一种情形：如何用历史来拯救民族国家！中国近代史，如果排除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因素，对历史的理解能有多大真实性呢？必须清楚辨析“历史”在近代中国的重重书写，才可能对近代中国对“民族国家”构建过程有清晰了解，才可能使得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进程的观察不会停留几个抽象概念阶段，才会使“民族国家”的历史呈现得鲜活生动。

这部书还有不少的优长之处，如对大量原始材料的广泛占有与阅读，回到历史真实场景，使用了当时就已经存在的“族群”、“国族”等概念，践行“在历史的语境中书写历史”等，此处不再一一展开。当然，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探索，肯定也存在一些不足，王学典、李振宏两位先生的序言，以及关凯等先生的对谈也略有指出。此外，还有一些如对清末知识阶层“国”的观念缺少交代、反满革命派从“汉民族主义者”向“五族共和”提倡者的转变没有梳理透彻等，此处也不再多言。笔者想有所展开的是这部书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历史书写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二、中国历史书写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关凯先生在关于这本书的对谈中这本书有一个基本评价，认为“是打开了一扇门，通往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⑤]就笔者的阅读经历而言，的确有这种感受。在书中涉及的众多问题中，中国历史书写的困境及其出路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一问题过去虽然有研究者多少有所涉及，但是却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姜萌博士这部书将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正如上文所言，还有一些问题梳理、阐述的不够充分。实事求是的说，我们也不能要求一部书就将这一重要的问题完全解决，而是需要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换言之，本书除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这个具体贡献之外，另一个贡献是引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有可能展开多方位的研究。

之所以认为学界应该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并展开多方位的深入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从本体论层面说，这是一个能够统领中国史学全局的问题。要认知当前中国历史书写的困境并为之寻找解决办法，首先要涉及的层面是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高度把握，进而对中国历史本体进行定性，把握其内在规律，了解中国历史与其他国家区域历史不同的特性。只有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才会更加准确全面，才有可能寻找到更合理的书写方法。其次，涉及的层面是对中国历史书写发展历程的把握。中国是“历史”的民族，可以说，“历史”在传统中国有着宗教对于传统西方国家的意义，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档案和资料，有着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我们只有对此前中国历史书写的理论和实践优长与问题反思总结得越深刻，认知得越清晰，我们才越有可能承旧开新，发展出新的理论与模式。第三，涉及的层面是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书写的变化，大多能从现实的变化中找到注脚。无论何时何地，历史书写都要考虑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认识越到位，对历史书写困境的认识就会越深刻，寻找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此前史学界对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多有探讨，其实看史学研究是不是“碎片化”，关键不在研究问题的大小，而在于研究是否与统领全局的问题有关。也就说，史学研究要走出“碎片化”，关键不是要选题大，而是研究要有全局性问题意识进行统领。

从认识论层面说，这是一个能持续推动史学认识论发展的问题。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书写从古至今已经出现了三个较大的形态：以司马迁《史记》等为代表的传统历史书写形态、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为代表的现代历史书写形态，以及方兴未艾的后现代历史书写形态。三种不同的书写形态，也就意味至少存在这种三种取向不同的史学认识论，可是目前我们好像对这三种史学认识论还缺少非常精密的研究。《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对中国传统历史书写形态和现代历史书写形态皆有所总结，但是显然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以笔者的观察，这种研究需要分别从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深入研究各个形态内部的情况，比如历史观、价值观、观察/书写主题，以及关于史学功能、史料、书写者的观念等，并在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凝练概括出更准确的理论认识；二是对三种形态进行细致的比较性研究，发现三种形态之间的承继或断裂及其幅度，并能从社会、思想等方面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能够广泛展开，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中国历史书写的认识论、甚至中国史学的认识论，开展了一场总检讨。果能如此，对史学认识论发展的推动之影响，也就不容小觑了。

从方法论层面说，这是一个能够推动中国历史书写方法发展的重要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都是非常复杂的，三种史学形态中都各自存在着不少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如传统历史书写形态中的正统问题、秉笔直书与统治阶级意愿冲突的问题等，现代历史书写形态中书写主体的分歧问题、如何处理与族群有关的问题等，后现代历史书写形态中真实性与文学性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等问题。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一种历史书写形态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另一种形态中又成了问题。比如“华夷之别”在传统历史书写形态中基本不是问题，但在现代历史书写形态中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再如历史进化论在现代历史书写形态中是一个支撑性的观念，但是在后现代历史书写形态中却成为质疑、批判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并寻找相对可行的解决方案，必将会对中国历史书写方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书写问题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还必然涉及到史学研究领域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因此探索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无论是对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促进历史书写的发展，都会有所助推。此外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是很值得继续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比如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绝对是个大课题。需要描述和分析的相当复杂，相当的多样，还需要我们付出诸多努力。比如笔者翻译的孔飞力学生葛凯的《制造中国》，也讲现代中国确立的过程，他是从消费主义的角度，通过研究日常的消费活动，比如通过广告、招贴画、展览、抵制外货运动等所渗透出的观念，反映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得以建立的过程。这种问题的探索，毫无疑问是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中国历史书写问题的认知。

综合当前的史学界的动态来看，其实对中国历史书写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已经开展，如：十余年前台湾史学界对传统历史书写的研究较多，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对也开始关注这类问题，并产生了一些成果；对中国现代历史书写的研究二十余年来不绝如缕，但是力度与深度显然还不够；对于后现代历史书写形态，专深的学术探讨在中文史学界可以说还未取得引人关注的成果。

三、当前探讨中国历史书写问题的几个突破点

上文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历史书写问题的值得关注、探讨的问题，结合当前史学研究的情势来看，笔者以为可以寻求几个当前学界已有所讨论的关键性问题作为突破口。

第一个突破口就是认真清理“夷夏观”或族群意识与中国历史书写的关系。《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这部书向我们展现了族群意识对中国现代历史书写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将此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书写历程，这一问题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清晰之处。如果我们回溯学术史，会发现对“夷夏观”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一些，[⑥]特别是数十年来民族学界、史学界对“民族”概念进行讨论时，有不少文章涉及“夷夏观”或族群观念。但是学术界对中国“夷夏观”或族群观念既缺整体的认知，也缺少精微的了解，特别是“夷夏观”与史学观念、历史书写的关系，给人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复旦大学钱云博士认为《宋史·外国传》标出“外国”这个名字，那就是宋朝时候可能开始有了“中国”意识，是在四敌环伺的情况下被强逼着给凸显出来。因为他者太强了，自身不得不开始明确化。这种意识对历史上书写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可是具体如何，又不是很清楚。元代修宋、辽、金史的时候，修史者的身份决定了与此前的正史修纂是会不一样的，一定会有族群意识的考量，可是具体的体现是怎样的呢？到了清代，一直在讨论满汉的问题，不管说是满汉一体，还是畛域清晰，这种讨论显示出族群意识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历史书写是在政权的政治要求下面书写的，书写呈现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为什么如此，与满汉人等的“夷夏观”有着重要联系，都需要进一步清晰揭示。

进入现代性语境后，历史书写中的“夷夏观”转变成了族群意识，但是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大。杜赞奇等人的研究和《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这部书已经对此有所展现。其实最近几年比较引人关注的“新清史”及其讨论，何尝又不是展现了族群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巨大影响？因此，只有我们将“夷夏观”或族群意识进行通盘的深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夷夏观”或族群意识与中国历史书写关系的探讨，才能助推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书写存在的困境，并寻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突破口是进一步研究历史书写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学的功用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尽可能的复述重现。简单的说，它是一种描述性的学科，通过材料的挖掘、甄别和鉴定，并加以叙述组织，来尽可能的呈现或者重演过去的历史实在。但是如何去重现，为何如此去重现，则常常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因为书写是一种权力，是书写者观念意识的展现，深受现实考量的影响。就像《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这部书展现的一样，革命派关于“中国”的激进认识，或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其实大多取决于现实，而其背后的历史的叙述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历史已经发生事实的一个简单描述。换言之，所有历史的撰述，都不是指向过去的，而是指向未来的，立足于现在指向未来。现在合法性来源，和想要建成什么样的世界，是书写时候必须考量的。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书写可以说是不完全是史学的，而是政治的。中国历史书写的复杂性就在于此！

也就是说，历史书写不简单的只是处理过去的问题，还涉及到后来怎么样规划未来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国史写不出来，因为首先要有对未来的规划有一个很清晰的构想，然后才可以写出一个新的国史。笔者读姜萌此书，就有这样的启发。当时的章太炎也好，梁启超也好，他们想写历史，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建国理想，一个规划，一个蓝图。我们现在要写新国史也是这样，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困境。因为要尽可能的照顾大多数人的福祉，而不是某一个派的。为什么革命派革命后那么快的改变策略，也是要尽可能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而不是某一个比较狭小的群体利益，所以说他们还是天下为公的。这就不完全是个历史学的事情，怎么去评价衡量这些东西呢？依笔者之见就是要研究他们的历史书写，首先应该了解他们对未来规划和构想是什么。只有先把握住这点，才能再去理解他们所写的历史是什么。这部书就比较好的注意到了这一点，凸显了1895到1911年间在家国危机、生存危机的境遇下，学术文化界人士为了解决这样的现实危机，尤其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这一非常强烈的目的下，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和各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凭藉新的观念意识，去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并对我们整个传统历史书写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但是我们过去长期囿于“客观性”等，对历史书写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缺少清楚的意识和警惕，系统的研究还较缺乏。如果能将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就如《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样，从这一角度对中国历史书写的已有文本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势必会使我们的历史书写认知水平获得很大发展。

第三个突破点是相关概念、观念的更新。作者在《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明确提出，为了阐释“民族”等旧概念遮蔽的历史面相，而采用了“族群”、“国族”等新概念，（第17页）。事实也证明作者的这一做法是比较成功的，能够将此前史学史或思想史说不清楚之处较为细致的进行分析。比如书中大胆地使用了“种族”/“种族主义”这个概念去描述反满革命派的族群意识，就颇有启发性。以前我们因为对“革命者”的爱戴，对“种族”/“种族主义”这种概念一直比较回避，因为政治不正确。但是通过《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我们并未感觉到使用这种概念是对革命者的不敬，而是事实描述，使我们更能认知、理解革命者。因为当你无所不在的时候，你并不那么清楚的认识自身的，正好有他者的时候，你才认识你自己。在内忧外患中，汉人的种族意识被激发出来，并通过历史书写上表现出来，以激发革命热情，促进国族认同，这是历史的事实。在当前中国历史书写中，除了与族群有关的概念外，与社会形态有关的概念也正在被学术界进行讨论，如“封建社会”等。这些概念的更新不仅是历史书写语言的问题，还牵涉其他的问题，如果能深入系统的探讨，对中国历史书写水平的提升，一定是颇有价值的。

四、结语

中国自传统时代以来，历史学就非常发达，历史书写非常丰富，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点。以前从有一种普遍解释，认为中国的宗教性不强烈，但是，中国人通常有一种以历史为信仰的作用，推崇“立言”，期盼“青史留名”，恐惧“遗臭万年”。现在《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启发性认识：大一统的国家（王朝）建构需要“历史”！也就说，史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现象，常常并不是学术发展本身的产物，恰恰是一个外在的需求，是一个国家建构的工具，是一个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工具。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中国传统社会时常会有“史狱”、为何李提摩太在甲午惨败之际把《泰西新史揽要》这个西方三流的史学作品称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为何仁人志士们会在戊戌变法时期竞相书写历史著作、为何梁启超会在庚子事变之后大声疾呼“史学革命”、为何“古史辨运动”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学术贵在创新！一部书能够对既有研究方法有挑战，是好事情，即使是新旧观念之间出现摩擦乃至冲突，也都是好事情。如果一部书不仅解决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而且还能引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更是值得肯定的好事情。《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以精准的学术眼光和新颖的思路，探讨了“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这个重要的问题，并打开了一扇门，引出了多个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特别是“中国历史书写的困境及其出路”这样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都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更是值得肯定。可以预见，这样一部既有坚实细密的实证研究，又有高度理论思考与凝练的著作，今后将会在史学史领域、思想史领域，持续产生影响。

注释：

[①]该书201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以下简称《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

[②]该文另以《<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努力追求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为题刊发在《博览群书》2015年第7期。

[③]关凯、郑少雄、古丽巍等：《“族群”是一个问题——围绕<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的讨论》（《中华读书报》2015年8月19日，“瞭望”）。

[④]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关凯、郑少雄、古丽巍等：《“族群”是一个问题——围绕<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的讨论》（《中华读书报》2015年8月19日，“瞭望”）。

[⑥]如吴燕南《太平天国运动与“夷夏观”的演变——纪念金田起义140周年》（《贵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罗斌良《历史文化认同趋势中的“夷夏观”》（《学习与探索》1007年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