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磊：我的博士生涯（3）
鼎，元吉，亨。
为什么把这卦称之为鼎呢？这是象形而言。自下而上，初爻为足，二、三、四爻为腹，五爻为耳，上爻为铉。 纵观整卦，只有三爻得位，阴爻居于五爻尊位，柔道盛行，刚道潜隐。所以，根据目前的局势，只宜以柔道上奉六爻之阳，下抚群阳之刚。而阴阳上下相应，彼此交通，故而元吉，亨。亨者，通也。 然而，此卦终究不是成事之卦，所以，只有“元亨”，而无“利贞”。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生火，是烹饪之象。依鼎卦的局势，阴阳错位，还不到飞龙在天的时候，最好的因应之法就是端正身位，养贤待命。彖辞曰：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
一个人，不能拒绝自己的历史；相反，他应该从中汲取养分，并超越于上。
——写在前面
人，终其一生，乃是一种过程，亦或曰“历史”。他所经历的、接受的、成就的，最终都是构建自我的基础。这个构建的过程，就好比地质的形成过程，一层一层，堆叠而上。
10年前，我进入《学术研究》杂志社，成为了一名编辑。它创刊于1958年，是一家学术纯正的老牌期刊。自2011年5月一直2016年底，我一共在编辑部度过了五年半。这五年半奠定了我的学术底色。后来我创办微信公众号“学术与社会”（本公众号的前身），“学术”二字即取于此，而“社会”二字则取于我的社会学专业。
未学编辑，先学校对。编辑部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是，认认真真地做校对。
我一直认为，自己并非一个天赋很高的人，但是我足够努力，也特别愿意学习，最大限度地向环境和身边人汲取养分。
编校工作，是一项挑战天性的工作，要从最细小的地方入手。我开始认认真真地跟着哲学编辑学习校对工作。校对工作很简单，也特别枯燥，就是在编辑改过一稿后，对着新排版的校对样和老的编辑稿，校勘编务在排版时是否有所遗漏。有时候，校对工作还包括对着马恩全集，挨个查实文章中的引注是否准确。
编辑工作则更为繁复和严谨。编辑工作很像一个产品经理，或者说“文字工匠”，从一个学术成品的角度，全方位地打磨一篇文章，从文章立意、行文架构，到遣词造句、引文注释，甚至标点符号。可以说，好的编辑，是在还原并修复作者的写作过程。
很多人看到文章最后出来了，但是他并不知道编辑为此要前前后后改上五六遍，甚至更多遍。在这种反复修改的过程中，非常考验编辑的综合实力。事后来看，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受教”。编校工作磨炼了我的细心和耐心，增强了我“坐冷板凳”的恒心，同时也切实提升了我的学术基本功。
人，天生都喜欢热闹，不喜欢枯燥。但是积累和转化恰恰需要的是坚持与钻研。编校工作，从一定程度上，算是一种“反人性的改造”。老老实实地坐冷板凳，兢兢业业地编辑和校对，这是编辑部给我的最大磨炼。严苛的职业习惯和细碎的工作密度，养成了我对文字吹毛求疵般的挑剔，这些都为我的学术写作、系列发表乃乃至公众号写作产生了深度影响。
其次，编辑部的工作让我打开了学术的“后台”。
很多年轻人对于学术的理解是较为片面的，甚至很多科班出身的博士们，对于学术生产本身都是隔膜的，加上我们如今的高校培养体系过于封闭，大部分学生就算走进社会，依然对于包括学术生产体制在内的社会事实，缺乏必要的认识。
真正操刀编辑工作，对于我全面地认识学术界及其学术生产体制，极有裨益。它让我可以透视学术生产的整个生态及其纵向过程。
作为责任编辑，我需要处理学者与编辑部的关系。一方面，我需要筛选并且鉴定哪些文章值得进入学术发表体制；另一方面，我常常需要面对各种来自学者们的投稿，同时需要处理好改稿、退稿等工作。
普通作者只知道它的入口和出口，却不知道其间各种复杂的筛选和编校过程。对于一个专业编辑而言，他需要首先拥有鉴赏一篇文章的能力：这篇文章是否有含金量？是否值得推荐和发表？选题如何？作者的学养如何？等等。同时，一个优秀的编辑，还要学会综合考量和统筹整个栏目编排，甚至策划和组织专栏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答复作者尤其是向作者退稿，是一件非常考校编辑的工作。一个敬业的编辑必须能够对作者负责：如果他准备向编辑部推荐这篇文章，他必须给出令编辑部和读者信服的结论；而如果他希望退稿，他又必须给出令作者和相关推荐人信服的意见。不论是否录用，这些结论都必须是具体的、详细的、切中学术要害的。
我当时负责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三个专业的编辑工作。这三个学科同属社会科学，但是不同学科的治学方式、发表话语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势。在同时应对这三个学科的编辑工作时，我发现，抛开那些习以为常的学科藩篱——不专以社会学为限，原原本本地去理解、赏析乃至判断一篇文章，需要一些学科知识以外的“编辑理论”，需要从一般意义上去概括学术文章何以值得发表。尤其是，经常有作者向我讨教：一名编辑眼中的好文章到底是什么样？
为此，我逐渐发展了一套自己的“学术市场理论”以及相应的文章鉴赏理路、与作者沟通的方法，相关论述写在了《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指引》一书中。我后来在微信公众号的学术产出，也是源于我对学术出版的钻研及其数字化拓展。
《学术研究》给了我一个极佳的学术身份，让我得以深入学界，畅游学林。
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而言，参加学术会议是一项重要的“约稿”工作，而且他们也需要旁听学术会议，以此保持前沿的学术判断和议题把握。从学术会议组织者的角度看，他们通常也会特意邀约一些期刊编辑，为自己的学术会议提供发表出口，也借此增加学术会议本身的吸引力。
事实上，学术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很多也都是“宅男宅女”。开会，也是他们保持与学界联系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也特别珍惜这些分享自己研究、接受同行反馈、与同行交流的机会。只要找到了会议的正确打开方式，你想听，他们也特别想说。
但是，很多老编辑不太愿意出去开会。因为出差特别辛苦，而且老编辑们已经建构了一个相对密集的作者网络，他们通过学术会议开拓作者队伍的动力不是很足。当然，这种做法会让期刊发表趋于内卷，也不利于吸收新鲜的年轻作者。
我之所以喜欢参加学术会议，除了工作因素，还有开会给我的学习体验。在高端的学术会议上，看着各位前辈把最新最前沿的学术研究分享出来，向我们展示自己开展研究的渐次过程，以及各种心得体会，再倾听与他同等咖位的精彩点评，特别赏心悦目。
我挺庆幸：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特别愿意社交的年龄，我有一个广泛与学术界链接的机会。这种学术交往的经历，让我养成了开放讨论、兼收并蓄的习惯。让我有机会与学界最拔尖的高手切磋学术，探讨人生。
当一个人身处“下位”、没有身份负累时，他的“一无所有”恰恰可以让他毫无负担地向周围的人请教。
大会之余，我喜欢再单独找自己欣赏的学者，或者“尾随”自己崇拜的学者，组局“开小会”。我直言不讳地向那些学界前辈请教，问他们是如何治学的，如何写作的，以及如何形成问题的。在咖啡厅，在林间小道，在车站机场，听着原本于纸面上神交的作者，向自己娓娓道来，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
当然，编辑工作也给了我一定的视野局限。我有一段时间，就把学术等同于发表期刊论文。事实上，学术是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多维的综合体。
凡有一利，必有一弊。一个人的职业，既是对这个人的加持与支撑，也是对这个人的限制与约束。一个人，必须学会运用他的历史，但是也要学会超越他的历史。
做编辑，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的学术想象力。一直在编辑工作中打转，也让我一度形成了某些“障碍”。
如今学术生产体制的“科研攀比”，学术界过于倚重期刊发表，以致于很多年轻学者“言必称C刊”。然而，一个人必须对时代的某些“症候”保持距离，并且心存警惕。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以学术为业，而不是以论文为业。不要把论文看成是学术的全部，也不要把学术想象成只有发表一途。
我可以从编辑出发，但是不能止步于编辑。关于这一点，我后来在转职高校后，特意花了很大的功夫，对自己的学术视野进行了另外一个方向的“纠偏”。
我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去描述我在社科联和《学术研究》的经历，是希望向读者展示，每一位学者的养成都是综合的结果，而且越是在学术训练以外的“社会过程”，恰恰越是铸就了这名学者的特殊性。
对于一名治学者而言，不论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经历是什么，他都可以从中汲取出必要的“学养”。我在日后能够从自己的扶贫经历中提炼出精准扶贫的系列研究，与此如出一辙。
回到编辑工作本身。做好编辑工作本身，是我日后借以发展的学术基础。但是，在做编辑工作本身，我并没有刻意要去“借用”。换言之，工作就是工作，首先要做好本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就像很多人刻意追求“教学相长”，也是错误的。教学的当务之急是把学生教好，如果一个老师总是抱着想通过教学过程自己有所获益的心态，那么，他的教学工作一定做不好。
不论做什么职业，我都坚信：我一定要拼尽全力，把工作做好，让自己配得上职位。为此，一个人必须沉心进去。这种潜心投入的态度，是工作产生实效得以产生的基础。而且，光是这种投入本身，也足以打动你身边的人。我在正式担任编辑的第一年，工作业绩就位列第二名。彼时，领导和前辈向我投来的目光说明：我是一名称职的编辑。
人世间的道理，一通百通。我带着自己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投身于职业中，然后再把从中领悟到的心得，运用到博士生涯之中。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不过是一场通往圆满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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