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写作指引（04）：文章如何创新

《船山先生》

2015年7月11日，石头摄于岳麓书院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力，也是文章的刊发要件。很多作者不太懂得学术创新的重要性，实际上，很多文章被学术刊物拒稿，多数是因为老调重弹、缺乏创新。从学术期刊的角度说，不管它是何种专业、何种级别，作为一个公共出版平台，它刊发一篇学术论文，必须能够向同事、同行、学术共同体有一个合法性交代：这篇文章为什么值得发。

越是好的刊物，刊用比越低，每天面对这么多投稿，作者需要给编辑一个刊发这篇文章的正当性理由，同样的，责任编辑需要给主编一个推介刊发这篇文章的正当性理由，而主编又需要给读者、学界一个刊发这篇文章的正当性理由，文章的创新性就是刊发合法性的基础要件，一篇文章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才值得学术杂志刊发，与学术界共享。也只有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文章，才值得学术界瞩目，并能够从茫茫文海中脱颖而出。

一、学术创新的进步性

并非所有的创新都值得鼓励。真正的学术创新必须是那些具有进步性的创新。有很多作者找到学刊编辑，声称自己的文章非常具有创新性，提出了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概念或理论。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创新只不过是“标新立异”而已，而并没有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具有进步性的创新。之前无人这样标新立异，多半是因为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价值，至多只是“新瓶装旧酒”、“炒炒冷饭”而已。如果只是从字面上理解学术创新，你讲一个错误的观点，相较于正确的观点，也是一个所谓的“创新”，很显然，这样的创新是没有价值的，真正的学术创新不仅仅是标新立异，它必须具有进步性。

那么，这个进步性指的又是什么意义上的进步呢？这个进步性指的是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进步。学术的终极目标在于帮助人类认识世界。学术进步，就是在人类认识世界的程度上更进一步。所谓文明，也就是用文化把世界照明。正是世世代代的学术人用知识照亮了中国三千年文明，夏商两朝也有历史，但是却无学术人点亮黑夜、照明后人，所以，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他编《春秋》、论《周易》、述《论语》，用学术的方式把前人的历史、知识系统地进行理论整理，再将这些知识传承下去，帮助后世人在混沌的世界中通明事理，晓畅人伦，形成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

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立场一致，并无分歧。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为准确地认识世界，增进人类的知识。牛顿为什么伟大？那是因为他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于物理世界的认识。在他之前，人们甚至不知道苹果为什么落地。牛顿定律界定了人们对于物理世界的基本认识，这个物理认识体系直到爱因斯坦的出现，才有所改观。社会科学也担负着这一科学认识的使命，只不过它的认识对象是人类社会，但殊途而同归。

二、文章何以进步

人类知识的殿堂是由无数学术人你一砖我一瓦地日积月累而成，所以，学术创新、学术进步实际上是学术接力的过程，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接过前人研究问题，然后沿着自己的研究脉络，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学术研究不是自娱自乐，而是一个共同体行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趋进的历史进程。真正的学术创新，一定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推进科学认识。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接过前人的研究论题，全力以赴地跑完属于自己的一百米，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个接棒者。这里以孔飞力先生的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为例，来阐释这个学术接力。

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一种“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爆发。从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人们急于寻求规避妖术的方法，各级官员对屡禁不绝的作案者穷追不舍。尽管不断有嫌犯落网，但弘历皇帝却始终不够满意，为了把“真正的”嫌犯最终缉拿归案，不惜亲自督办，全国搜捕，叫魂案越办越大，嫌犯越抓越多，但是案情的最后却让弘历颇为下不来台，因为所谓叫魂案，实际上子虚乌有，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冤案的扩大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一番腥风血雨下来，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这就是《叫魂》一书的基本故事框架。原书英文名为“Soulstealers”，翻译为“叫魂”，其实并不是很妥帖，因为在中国农村有另外一个社会事实与之对应：小孩子不小心丢了魂，母亲通过叫魂的方式把它们找回来。而书中所描述的是“盗魂”——通过毛发、衣服等物摄取他人魂魄，这也是soulstealers的直译，如果嫌“盗魂”过于直白，可以使用“摄魂”、“招魂”等译法，都要比“叫魂”更为准确。当然，也许孔飞力见到的历史材料中，乾隆时代人们就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叫魂”，但是不管怎么说，将“Soulstealers”翻译为“叫魂”始终会引发歧义。

其实，这种所谓的摄魂术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有，西方也有，不仅欧洲有，美洲也有。但是，孔飞力关注的不是摄魂术本身是否真正存在，而是为什么一个不甚确定的地方摄魂案被弘历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地大办特办。按照官僚体制的常规处理方式，这种类型的案件，可大可小，杖刑一百也可以应付公事，但是，摄魂案触动了弘历皇帝敏感的神经，弘历觉得“有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满族统治者始终有一层合法性隐忧挥之不去，而这种合法性隐忧又不能通过常规的行政官僚体制得以化解，尤其是面对这个以汉族官员为主的行政官僚体制。这就像是老板与工人的关系，工厂倒闭了，工人大不了换个工厂继续打工，老板却一无所有、倾家荡产了，改朝换代之后，除了遗老遗少，大部分地方官换个乌纱帽，又是一方首宰，但是下了台的皇帝只有死路一条。

官僚们，尤其是汉族官员，他们并没有合法性焦虑，他们只需要维持地方秩序即可，所以那些游方僧之所以被误解为招魂者，在地方官看来，即使不是招魂者，他们这些流动者冲击了地方社会秩序，但是，至于是否冲击了皇权稳固，地方官是不在乎的。弘历恰恰最在乎，因为他把招魂案与地方上此起彼伏的谋反案联系在一起。更让弘历光火不已的是，摄魂术冲击了专制皇权对超验世界的解释权。为什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因为老百姓坚信皇帝是真命天子，那么，怎么让老百姓坚信皇帝就是真命天子呢？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祭天拜祖等国家礼仪，将皇权的正统性灌注在百姓的心目中。而摄魂术不仅冲击了皇家的君权神授的正统性，而且还涉嫌违抗“剃发令”。

叫魂案原本子虚乌有，因此，地方官断然无法给出一个令弘历满意的结果，但越是看到地方官办案不力，他就是越是狐疑，他甚至觉得地方汉族官员在跟自己对着干，反正满清天下不是他们汉人的，但是这种疑问是不能通过常规政治中表述出来的，于是他只能亲自督办，使用专断权力来支配常规权力，通过非常规机制来应对合法性危机。

在孔飞力之前，马克斯·韦伯使用官僚制这一理想类型，对中国政治做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论述，这一理论的继承者都认为，政权的理性化就意味着专制君权会日益让位于常规的科层权力，英国女王以前何等专制，现在却只是英国人民的一个荣誉、符号甚至是消费对象，因为王权已经渐渐让位于以议会为首的科层权力了。但是，孔飞力认为，韦伯回避了专断权力与常规权力的互动问题。《叫魂》的学术贡献之一就在于它阐明了专断权力与常规权力的互动问题。尤其是当常规权力失效时，专断权力就会动用非常规机制来应对合法性危机。

这就是孔飞力的学术接力：他用一个看似荒诞的历史故事，揭示了中国政治的一个根本性议题，建构了一个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理论窗口。今天，我们的政治生活依然有赖于专断权力调度常规权力，周雪光将此称为举国体制，并且在孔飞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型治理等理论。

三、寻找学术接力

学术研究，不是自娱自乐，而是一个为了增进人类知识的共同体行为。除了教书育人这一职业功能之外，学术人也必须能够发挥有效的科学功能，帮助人们认识那些专业之外人士所不能轻易认识到的科学规律，为人类社会提供必要的知识供给。

学术论文发表也理当如此。如果你能够顺利接过前人的研究议题，在此基础上，做一个扎实的、有价值的学术推进，学术界总会发现你的学术价值。做学术是一个与人生互相促进的过程，如果你能帮助人们在科学认识上慢慢进步，你的人生也会慢慢进步。这个进步可能会很慢，但是只有慢慢来，才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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