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海外资产管理不可片面追求收益性》及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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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热烈祝贺十九大开幕！
非常赞成在维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性的前提下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必须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不提升当前社会定性与奋斗目标，一来难以激励全党和全体国民奋斗，二来是给自己设置了玻璃天花板。但我们又不能好高骛远而把自己当前社会发展阶段定性过高，要汲取苏联过早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教训。
基于上述对中国社会当前发展阶段的定性，本次大会报告在各方面工作提出的目标和措施都是既积极，又寻求稳妥，而且其调整都是考虑到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本文以“《海外资产管理不可片面追求收益》”为题刊发于十九大开幕之日的《环球时报》，我认为这篇文章主旨也很符合大会报告中关于金融的提法思路。
大会报告中关于金融的提法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与近年党代会、两会报告中关于金融的提法相比，本次大会报告关于金融的提法谨慎了不少，“金融体系现代化”、“金融创新”、“普惠金融”等提法都消失了，强调的是服务实体、宏观审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之所以如此谨慎，我认为，背景是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普遍趋向收紧，其结果很可能是全球性流动性趋向紧缩，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较大规模逆转。在全球流动性扩张的环境下，突出金融创新，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做大；但在现在的环境下，容易翻车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提法谨慎一些，比较合理、稳妥。我此前文章也专门讲过跨境金融风险积累与传导问题（《梅新育：新兴大国跨境金融风险的积累与传导》），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冷静清醒认识。
海外资产管理不可片面追求收益性
“2016年我国境外资产总额5万亿美元，1.3亿日本人需要辛苦干整整一年才能挣到，厉害了我的国！”——近日来，很多人的手机、电脑都被这样一条信息刷屏，随之而来的是众多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个资产规模是否足够大？收益率高不高？就总体而言，中国国际资产规模确实足够大，但我们评价海外资产管理时不能片面追求收益性。
根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16年末中国国际投资资产总额为48102亿美元，在世界各国中，这样的海外资产规模非常可观了。横向比较，一些中国读者的口吻是中国海外资产“仅”相当于日本一年的GDP，但我们要明白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其经济体量相对于除了中美两国之外的世界其它所有国家都堪称遥遥领先。就是中国GDP总量，也是直到2010年方才超越日本。
纵向比较，外汇局编制发布第一份《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时我是评审专家，从这第一份《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的2004年末中国海外资产9291亿美元到2016年末的48102亿美元，中国海外资产规模在12年里翻了两番多，增幅堪称惊人。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继续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继续提升，相信中国海外资产规模还会继续膨胀。
再看中国海外资产管理的原则。一国管理其国际资产时无非是追求三性：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而其国际资产构成类别多种多样，不是每种资产都应当以收益性为首要目标。其中，官方储备资产属于保证一国宏观经济稳定的资产，又是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基础货币投放的准备，因此必然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先，不能过度追求收益性。而且，在世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动中，在持续的景气阶段，官方储备资产管理者可以适度提高收益性目标；在持续的低增长时期，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可能面临流动性紧缩压力的环境下，官方储备资产管理者就需要适度降低收益性目标而更多追求安全性、流动性了。
不要忘了，最近这两年中国遭遇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冲击，外汇储备规模从高峰萎缩了很多，被市场视为中国即将陷入全面金融危机的前兆。只是今年采取了强有力措施方才扭转外汇储备萎缩趋势，实现了外汇储备“八连涨”，对稳定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市场预期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政府的监督者，还是社会公众，在评价官方储备资产管理时，都需要明白上述道理。在2016年末的48102亿美元中国海外资产中，这部分官方储备资产有23044亿美元，占了差不多一半。
即使在加大追求收益性权重的非储备资产中，我们也不能单纯片面追求收益性，贸易信贷就是这样的一类海外资产。在2016年末的48102亿美元中国海外资产中，贸易信贷占4571亿美元；这部分资产最主要功用是促进我们出口贸易，进而保证我们国内生产，不能单纯追求其利息之类收益。而且，贸易信贷中相当一部分是赊销形式的应收账款，或是进口预付货款，也是没有利息收益的。
有些人可能会把赊销、进口预付货款视为单纯的市场地位虚弱表现，实际上这是国际通行的、重要的市场开拓手段。在贸易实践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家资本雄厚的企业能够利用预付货款不仅取得紧俏货物，甚至有可能将生产者控制在自己手里。嘉吉公司等西方主要粮商正是依靠这一手段，控制了巴西等其他国家的大豆生产和销售。就国家而言，这样的案例也为数不少。
196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我国利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本和西欧国家引进冶金、石化、机械、电子、轻工等技术设备，共签订合同300多项，成交金额100多亿美元。[1]尽管中国社会所谓“精英”阶层崇美思想根深蒂固，且改革开放之后有增无减，但现实却是改革开放初期10余年间日本、西欧商品在中国市场更加成功，以至于许多日本品牌成为某一类商品的代名词。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较为苛刻令其日、欧竞争对手有机可乘，日本企业占据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等等，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日本、西欧厂商的贸易信贷工具所致。既然当年日本、西欧厂商利用贸易信贷工具成功地占据了中国进口市场大部分份额，今天我们借助这一工具开拓全球市场又有什么稀奇呢？
注释：
[1]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第3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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