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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揭穿西方经济学成本理论颠覆公有制经济的图谋——市场经济成本结构与经济学重估-重建

2018-02-26 谭伟东 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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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的全部近现代经济学体系,除了马克思《资本论》以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发展理论或社会学系统之外,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现象学基本体系之外,其中包括天才经济学家凯恩斯,经济学分析思想巨人熊彼特,经济学批判大师凡勃论等等在内的经济学体系,从微观到宏观,从数理经济学到计量经济学,实则仅仅是开启了经济社会与人类经济行为理性研究的一个表象和表层的学科内容。它们尚未从根本上建立起令人信服与满意的基准理论,参照体系,核心原理,主要验证,令人满意的有效的方法论原则。而市场经济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一个本质性前提问题,即市场经济的货币与超货币真实成本,从而市场经济真正的风险评估与分摊,市场经济的实际效率与投入-产出测算,市场经济的福利评估,市场经济的公平公度性等等问题,都自然因此而投下阴影,其中必不可免地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而至于市场经济成本结构方面,就更是问题丛生,甚至经济学研究依旧处于一片处女地,迄今未有任何的拓荒痕迹。


  一、真实市场成本核算的巨大漏洞


  西方经济学冲击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从短缺经济学理,尤其是所谓的软预算约束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冲动或上项目中计划要求和审核现象,所谓“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或者‘钓鱼工程’等公认性,转化成强硬的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由其所谓预算软化,投资非理性,直到长官意志判定,到整个地对领袖人物从所谓斯大林模式及其解冻性后的全面妖魔化,直到对从体制到制度的全面否定,期间,中国的渐进改革即摸着石头过河,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起始,随着改开深入,由双轨制与预算内外的增量游戏而后,又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的论断基础,转变为基于哈耶克和赫维兹的信息效率优势论,进行演化理性与有限理性,完全拒绝建构理性,从制度经济学的科斯之‘社会成本’,尤其‘交易成本’,并转入产权理论,形成了私有化,内部人缺位,参与约束与激励兼容的委托-代理人模型思路上去。结果一路由价格双轨到预算计划双轨,经由责任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全方位从汇率到价格,从外贸体制到用工体制,从生产到福利,从经济到文化,全面地产业化,承包责任制,产权和改制,并在抓大放小和分流下海大潮下,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和格局。


  人大周新城教授的文章仅仅点了吴敬连和张五常的名,却似乎动了右派、右翼们的奶酪,引来群猪群狼围攻。自然也又引来了包括左大培、赵磊、老田、王今朝、何干强等等高手们的回应与大反击。周老的观点,立论与政策是一清二楚的,荣剑们的栽赃陷害与胡搅蛮缠是荒诞不经的。张维迎又跳了出来,炫耀他那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知识。


  那么,这同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呢?同市场成本,成本结构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机制经济学,进而宏-微观基础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在意识形态,核心管理体系,主要基准理论方面之基本原理,根本参照坐标系下,所有这一切其最终归结,还是要放在效率比较之上,尽管其比较前提应该是同样的或者同口径,同禀赋条件,同历史发展和社会水平与基点下的公平与福利系统参照之下,尽管有时会有些偏差,但最后胜负,还是要取决于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及其文化文明构造下的投入-产出的终极的效率换算比较之上。


  那么市场经济究竟是高效率的,还是低效率的?市场经济的影子成本,超货币与市场外的真实成本究竟有多大?


  第一,股权-产权-债权崩盘成本。市场经济框架之下,产权与金融深化,货币化与高度商品-贸易化,必然伴随巨型的资本市场产生和持续存在。这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市场流动的二级权益资本的股票市场,和所有其他典当拍卖交易的各种产权流转市场和债权市场。而股市蒸发与其它产权债权市场经济损失,一则被称为帐面损失,二则同股票发行公司没有直接的经济关系,除非股票巨跌,引起摘牌,走向破产与重组,既使后者,股灾的社会成本承受者,也是股民或公众投资人而非发行股票公司。而自上世纪29-33年西方大恐慌以降,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股市股灾,到如今造成直接的财富蒸发与巨额损失,当在上百万亿美元之巨,或可能逼近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财富积累的相当比例数,如十分之一左右,其超过所有战争和自然灾害损失之和。市场经济的如此巨额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资本市场波动和破产损失,借助于有限责任制,竟然同资本经营者与资本集团,几乎不发展任何赔偿与责任关系,并在会计与金融,甚至GDP国民帐户核算上,没有任何经济核算与比较上的显著直接显示。所谓的计划经济的软预算约束,同这方面的计量损失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也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同泰山量级之比。


  第二,市场经济的真实交易成本一社会成本。市场经济实则是风险经营责任彻底分摊,为资本经营者几乎开启了一切经营,技术风险技术规避风管风险责任的。是那种“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全方位竞争“的经济模式。这个机制与体系之下,由于产权的几乎无限的分解,所有层面上的经济主权的完全独立核算与经营,自然而然就会无限放大交易流程和所有经济环节中的所有可见与人为差异,结果自然而然会导致囤积居奇,并强烈激发和刺激厂家,卖主,业主,财主各种经营主体,尽最大可能造成垄断形势,形成品牌也好,货源,流转,返还,也罢,或者在技术、工艺、能力等等任何环节上的唯一性,独特性的差异性,借以实现市场上最大化经营盈利率的管理与追求,造成当今时代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整体上和总体上这样的总和交易成本,大体上占据全部经济成本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间。也就是说直接真实的生产成本可能仅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之间左右之间。当年斯密开启的生产性劳动范畴建构,从洛克以降经斯密到李嘉图,他们始终坚守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性劳动理论,被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以彻底地推翻。经济的脱实向虚,经济的货币化与金融化,经济的三大产业区划法,信息化与服务业态化之趋势日渐加强。这其中,科研与创意,高度运筹与物流管理,高度教育与文化发展,文化功能价值适度开发,当然有其经济理性。但上述整体运动,本质上,却实在是以钱生钱游戏,和‘食利者阶层做大’把戏,是非实质经营的投机钻营,更是产业空心化,资本资产与财富泡沫化。而这一一切当然都确实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人格化的极尽趋利性表现。显示出极大的根本性的寄生性、腐朽性、堕落性。而这种泡沫性食利经济运营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甚至是文化成本,竟然早已远远超出直接的生产成本。市场经济这一方面巨额的成本,同上述的周期性爆发的股市、产权与债市资本蒸发相比较而言,只会更大而不会更小。甚至可能是倍增的。


  第三,市场盲目性浪费和风险成本。市场经济在商品货币经济如此超级不确定和风险变数之下,在价格和各种机制加大涨落幅度,且居高不下,出现更大的盲目性、无规性、任意性,和有钱人的任性表现。从而市场经济的在风险外推,过度虚拟和腐朽逐利下,又比之自由竞争和早期垄断资本主义,陷入更大的盲目性和任意性之中,而这方面的科研技术、教育和社会前提投资,相当巨大的部分,是由国家和平民承担的。私营资本主义公司体系,只坐收渔利,并制造风险,却不承担任何经济效益风险责任。


  第四,市场合约或大信息营运成本。同协作、信息公开的动态开放社会文化-文明与科技发展系统生态与体系相比较,同自由人联合体完全共享经济,非必要产权界定下的赠与自有,互动共享有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框架之下的,从篱笆成本,产权界定的名分确立,到侧度成本,监督成本,从信息垄断,创造拒绝分享,著作权与专利权和私有有偿信息,教育与文化开放系统相反的信息文化成本,占社会经济份额的比重,包括律师、发展与强制执行治安,诉讼费用,专利、教育、有偿文娱与其余费用,这无疑也是巨大和惊人的。


  二、西方经济学理下的市场经济成本换算


  西方经济学体系,基本上把上述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天量真实成本给统统隐蔽起来。从私有产权与法制社会制度前提,和宪政经济出发,直接由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货币理论,价格机制,均衡理论引申出来,建构起了对偶的效用最大化-花费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效率与福利参照与基准理论,和微观经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交易原则,及其类似于宏观GDP或凯恩斯总量社会供求的理论体系。


  在这里,由于消费者和厂商是在给定技术与工艺水平,给定专业化技能与人力资本,给定社会分工体系,和制度硬性约束,在预算曲线,生产函数,效用函数中,上述巨大的市场经济成本给统统排除掉了,或者是真实市场与产业体系主体,并不在法律、价格博弈之中,社会市场行情之中,但却直接间接承担上述主体市场经济运行成本,企业,商家却仅仅承担以下这些分摊项:(1)直接生产成本;(2)直接管理仓储与物流成本;(3)直接与间接交易和购买成本;(4)直接与间接金融货币持有成本;(5)市场与社会变动直接市场供求波动成本;(6)经济景气反馈与变轨成本。由于这些核算成本大大低于上述几大成本,因此才有了所有所谓私有化、私有制经济,个体与私营外贸与外资比之国有国营、公有集体经济,市场经济比之计划经济更有效率的说法。究其根本原因,现行微观经济学学理所核算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产业经营成本,实则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成本口径之下的基本上是货币与价格折射出来的直接市场实现的经营成本。


  科斯定律、诺思制度经济学,甚至赫维兹的机遇设计理论,都不但无视了上述的市场经济巨额社会成本,交易成本,而且对市场经济的成本结构没有任何的深度把握和科学研究。然而,科斯直接开启,非数理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却无意之中,从交易成本,经过制度成本,走向社会成本,客观上掀起了在直接经营核算成本之外,经济学必须探究直接边际成本、平均成本,长-短期成本,即市场经济市场价格甚至影子价格体系下的成本之外的真实全部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涉及到马歇尔仅仅关注到的外部经济,而因处理污染与外部性,最终支付,和市场方法,而引出的外部不经济的制度成本,和社会成本。


  至于威廉姆斯们开启的远远超出简单的黑板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的,因资产专用性,经营复杂性引致的真实经营主体及其成本行为研究,赫维兹开启的因信息和起自于哈耶克的信息经济学,出现了信息成本与信息经济学。然而,这一切又终极回归到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之中。


  而无论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还是其弟子们开拓的GDP核算体系,关注焦点,都未能引向市场经济真正的可持续的自我完整流转的补偿性成本及其成本结构分析方向之上。于是,西方经济学理下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成了一个周期性发作的不时地严重生产过剩的,借助于外部战争与灾难,内部自身的强制性地或是熊彼特的所谓的创造性的毁灭,或是其他经济学家的强制性总供求失衡下的被迫市场出清与破产重组,这样的结构性大调整,去完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的生态整理工作。


  如果我们用一张平面结构范畴图示,市场经济完整成本及其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在这个成本结构图`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到这样一些特征:


  第一,经济意识与直觉和侧度量上,超宏观成本远远大于宏观成本。宏观成本又远远大于企业与市场主体直接支付、流转交换的经营成本。


  第二,超宏观成本包含两大方面,即人与自然关系,尤其是是劳动或生产对象的生产成本,另外一部分则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涉及到整个的文明支撑与文化运营构成。而语言、文化、科学技术,艺术与道德,教养性的礼乐与自然历史禀赋,统统集中在这里面。当然,无论是市场经济,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方面的成本,任何社会都必须承担,但从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私有完整与多元细化产权下,市场经济运营前提与基本约束要求,却造成生态消费,生境破坏性,利润至上,价格引导价值评估唯一,人的尊严价值贬值,社会文化政治与文化协调成本放大等等,这自然无疑是市场经济特有的额外成本。


  第三,西方经济学理下经济学体系,从分类,话语与研究,尤其是市场现实营运,法律知识的经营生态下,把庞大的超宏观与宏观成本,基本上都给掩盖起来。仅仅借助市场视角,和有效市场论的反证,把直接厂商与消费者、市场货币支付成本以外的诸如危机崩溃价值蒸发,自然生态与生境损失,产业结构损害与文明运动降级,放入到不显眼的不显山不露水的不偿付的交易成本概念游戏当中。借以造成私有化、私有制、私人利润换算部分效率夸大,资本回报率高的学术欺骗和科学假象。


  三、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术成本幻想与意识形态陷阱


  就如同经过近四十年,人们才惊奇地发现,西方GDP经济核算体系,同社会主义原物质平衡核算体系,大为不同,前者极大夸大了国民财富增长、速度和积累水平。其中全投入GDP膨胀和宏观、超宏观损益不剔除,债务支撑下的货币赤字、金融虚拟和泡沫等是其主要的部分。


  在如此学术与核算体系之下,帕累托改进与最优,第一福利定理,GDP经济增长侧度国际比较,市场无形之手价格机制下的企业盈利,和市价-影子价格下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集中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宏观微观-中观比较,都统统是口径不对称,在错误口径下的无厘头比较分析。


  一方面,从主张金融深化的肖到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四化合一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一方面在货币化、金融深化和彻底市场化上大肆推销,明明知道由此而出现的实体经济虚化、产业空洞化、经济泡沫化,以及第三产业高度占优化,从宏观大尺度上,一定显示出市场经济成本结构的巨大比较劣势,但却佯装不知,从学理和统计核算,国民经济测算上,将巨大的交易成本,社会成本,危机成本,风险成本,区划虚拟成本,统统打入另类,冷藏起来。另一方面,用大大缩小的隐秘的市场经济之直接货币化微观成本,替代整个市场经济成本,妖魔化国企、国营与国有经济,诋毁计划经济的高效率。


  当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此方面,又开起了另一个经济学领域,和耍了另外一个花招。这就是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原本以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与产业,引致出来的是针对信息不对称下的隐蔽行为和隐蔽行动的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但借助于参与约束与激励兼容主导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理论,却最终走向了引致知本家阶层的大规模崛起。而机制设计理论,原本在赫维兹首创理论是试图纠偏哈耶克过度坚守演化理性,完全拒绝建构理性,将西蒙的有限理性,贯彻到制度设计与建构上来。结果却以虚构的市场经济信息成本优势,走向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去。


  当然,客观地说,机制设计与市场设计理论,在追求去中心化,在制度与游戏规则、经济学工程化,在市场与产业之间,在制度硬性与政策原则之间,引入成本链条,驱动动态的机制化思想,还是有可取性和含有一定科学性的。


  由此总括,现行西方市场经济学理下的成本及成本结构,已经沦为庸俗经济学的工具,完全成为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四化合一,并旨在颠覆和摧毁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及其一系列本质特征的打手。这一套直接意识形态,道路与机制陷阱,归根结底,是在摧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之后,彻底埋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机制,变更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作者系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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