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山：透视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的经济涵义和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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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经济增长是以生产总值的数量变化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统计上的生产总值，其中一部分是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在市场关系作用下的转化形式，另一部分是因市场经济下价格的“普照之光”，赋予各种非价值创造的活动的价值外观。因此，在发展中更应注意推进形成生产总值的实体经济部分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总值的形成方式使它及由它表现的经济增长指标中存在着一些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生产的真实成果的情况，因此，需要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属性。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体系内部量和质的变化通过生产总值数字变化的反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应关注那些引起增长现象的经济体系内部的变化，考察它们的变化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作用，以指导经济实现科学、合理的增长与发展。

　　经济增长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经济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物质产品和服务都表现为一定的价格，它们的总价格在数量上的变化就表现为经济的增长（或负增长），具体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在一段时间（譬如一年）内的增加（或减少）。经济增长虽然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但是，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完全源于生产上数量的增加，它是国民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变化的综合反映。这些变化既包括数量方面也有质量及结构方面的变化，但它们都在市场关系的作用下表现为价值指标在量上的单调变化，成为在统计上看到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虽然引人关注，但它并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产品及非产品形态的使用价值以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的这个一般目的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表现为以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及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为了对经济增长有更全面的理解，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长现象给予透视，具体了解那些引起增长现象的真正原因和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结果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程度。

　　一、从抽象劳动到生产总值的转化

　　经济增长直接表现为生产总值在一段时间内的数量变化。生产总值是一个以货币为单位反映国民经济总规模的统计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国内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总和。在统计方法上生产总值的统计有着具体的技术规定，但就其原理而言，既然生产总值来自于对市场价格的汇总，那么它就能够被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原理所解释。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市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作为市场价格汇总的生产总值也一定与作为抽象劳动凝结的价值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是从抽象劳动这个始端实体演变而来的。但是从价值到市场价格乃至生产总值，其间经过若干中间环节，在这些环节上受到相应市场过程的影响，价格会发生与价值不一致的变化，使同量劳动形成的价值在不同商品上表现为不同的价格，或者反过来，同样的价格的不同商品中包含着不同数量的劳动。除此以外，由于生产总值统计的理念和方法，还使它包括一些本不属于价值的虚构成分。因此对生产总值的认识，一方面，不能为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把市场价格或生产总值说成是直接表现价值的价格；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价值与市场价格变化的不一致、价值与生产总值范围不同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陷入商品拜物教、价值拜物教的泥淖。

　　劳动价值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考察商品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及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这种考察发现：在商品经济中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属性，人们在生产中耗费的一般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产品作为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借助货币表现为价格并在货币形式上取得外部的独立存在形式；价格受到包括供求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使它的变动与价值变动不完全一致，这些构成了政治经济学中价值原理的基本内容。我们要做的是，用劳动价值论原理阐明价值向市场价格转化过程中那些影响价格的原因、阐明因统计理念和方法而形成的对生产总值的规定，进而说明生产总值与抽象劳动的联系及它们不同的变化规律，以便更加透彻地认识经济增长现象。

　　根据价值原理，统计上的生产总值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发端于价值，是价值向价格转化过程中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稀释了的价值；另一部分，则是商品社会中价值作为普照之光，使一部分非价值形成活动的成果被折射为价值形态。这后一部分生产总值又分为两类，一类出现在市场上，与以真正价值为基础的市场价格有着相似的运动形式，另一类不出现在市场上，完全依照统计理念和规定统计出来。按照这一判断，我们首先考察以抽象劳动为实体的价值向生产总值汇总的基础——市场价格的转化，发现此转化中影响最终数量的原因；其次我们考察因统计工作的指导理论与操作方法而统计出的那部分派生的生产总值。通过这种考察，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更清楚地认识生产总值，更多地了解它的内容。

　　（一）作为发端于抽象劳动，在货币形态上被稀释的价值的那部分生产总值

　　生产总值是以货币为单位的经济指标，从质上看它具有价值的属性和功能，表现在：第一，生产总值使在使用价值上不同的商品表现为同质的对象，作为生产总值的构成部分，不同商品之间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第二，生产总值是表现为货币的商品，货币作为价值的独立存在形式，是交换其它各种商品的手段，代表着可以交换到的一切其它商品。这些属性反映出生产总值所具有的价值功能。另一方面，生产总值又不直接等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实体是凝结或物化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之间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相比之下，对不同的商品来说，作为生产总值它们与其包含的劳动之间在量上并无固定联系，经济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同量劳动但形成不同量新产值的情况，不仅如此，用较少的劳动获取更多的产值甚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内在动力。这就说明不能用决定价值量的方法直接解释生产总值的形成。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总值作为具有价值属性与功能的范畴，它发端于价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因此，我们要从价值向价格、市场价格的转化过程中寻找价值与生产总值的联系。

　　价值是商品经济关系赋予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所以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者而言，价值的直接意义在于它是生产者用来交换其它生产者产品的手段。对价值进一步分析发现：价值的源泉是劳动，价值是一般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价值是商品交换关系下生产者劳动支出的物化形态，它在价值形式中将另一个商品作为等价物间接地反映自己；价值形式发展的最终形式是货币形式；在货币形式上价值通过价格得到表现，货币成为价值的尺度，货币通过价格标准来发挥其价值尺度的职能。这些构成了一般商品经济运动的基本内容。我们的分析就从这些基本内容开始。

　　政治经济学揭示出，每个生产者因其生产条件不同，生产单位商品的劳动耗费会存在差别，但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来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是个社会过程，因此就个别生产者来说，商品不一定是按照他们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等价”交换。但是，这种“不等价”只是就个别商品而言，不能成为普遍情况。如果不同产品之间不等量劳动相交换成为普遍情况，那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那些价格持续高于价值的商品就会因供过于求使其价格下降到与价值一致，从而恢复等价交换。这里，不等价交换就是指参加交换的商品双方价值不相等，包含着不等量的劳动。在商品与货币交换的情况下，不等价交换是指参加交换的商品与货币两者价值不等，这里的货币是作为劳动产品的金属货币。如果交换媒介是纸币，因纸币没有价值，不等价交换的含义就不再是商品与货币不等价，而是指等量劳动形成的不同商品价格不等，因而W1—G—W2中的W1与W2包含不等量的劳动。

　　商品间存在不等量劳动相交换除供求原因外，更多的是发端于生产中技术进步的不均衡。马克思关于超额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揭示了“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2]。但是，马克思同时又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3]。商品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是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实现的，流通中的不等价交换会对生产发生反作用，通过商品生产者调整自己的产量，或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竞争，改变不同商品的生产规模，恢复到供求一致和等价交换状态。

　　然而在实际生产交换中，价值规律的作用方式和结果并不总像教科书描述的那样理想，而是依条件而变化的。在现实中生产者在部门间转移的困难越来越大，当新的生产技术被普遍采用时，更为经常的结果是，商品价格未必下降到它所包含劳动的水平，往往是保持在高于其劳动量的水平，致使不同部门商品不等价交换固定化、常态化。这样，社会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不等价交换就不再只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广泛且稳定地存在于许多部门，例如，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不等价交换甚至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譬如，历史上社会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变到以工业为主的过程中，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于推动生产资源向工业部门转移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情况的存在甚至使一些重要经济学家认为工业比农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量劳动生产的工业品比农产品价格更高，这种情况就使工业品价值表现为价格过程中存在着价格对价值的“稀释”作用。在包含同量劳动的商品有不同的价格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以价格与劳动比最低的产品中的“价格 / 劳动”作为基准推算其他商品应有的劳动量，即，其他商品的价格 /（基准产品的价格 / 劳动）= 其他商品应有的劳动，那么所得出的其他商品应当包含的劳动要比它们实际包含的劳动要更多。可见，经济中稳定存在并固定化的不等价交换使价格稀释了作为劳动凝结的价值。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价值规律作用的实际结果与理论所描述的结果不一致，导致部分产品价格相对于劳动保持在高位呢？使不等价交换固定化、常态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分工的固定化导致生产者及其资源在部门间转移能力减弱。社会分工分别从劳动者技能和劳动手段两方面强化了生产条件转移的障碍，形成生产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的门槛与摩擦。社会分工固定化使各个部门的生产技能专业化、生产资料特别是固定资本专门化和规模化。前者需要生产者具备一定的学习与实践积累，后者则需要一定的物化劳动积累。没有这些积累，生产就难以在部门间自由转移。生产力越发展，生产所需的劳动手段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这种积累的障碍就越凸显。而且这种转移还要承担原有生产资料废弃所带来的损失。这些困难使一部门的生产资源很难轻易转入其他部门，即使这部门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只要还没有低到使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不能正常再生产时，该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接受这种价格，继续在原有部门从事生产经营。

　　第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导致了经济中对价格高于价值的制约能力减弱。按照价值规律的隐含假定，商品的买卖双方都是商品生产者，商品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是通过卖者竞争、买者竞争以及买卖之间的制约来实现的。但是在生产过程社会化条件下，个人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员，在产品市场上个人只是作为买者而不作为卖者，因而使买者的制约能力就减弱了，某种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时只能靠卖者竞争来促使价格回归价值。在卖方则总努力营造一种垄断条件来排除其它生产者的竞争以维持商品高于价值的价格。

　　第三，由体现着阶级差别的收入分配关系所决定的、来源和性质不同的购买力，使买者在消费中愿意支付的价格出现分化。对于广大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收入本质上是劳动力价值，需要用于购买劳动力再生产的商品，从其社会性质来说，这类商品的价格必须与价值基本保持一致；对于以剩余价值为收入来源的高收入阶级来说，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使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去购买体现其社会地位的“高档”商品，使社会上相应类型的商品价格就有可能持续地保持高于价值的水平。

　　第四，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普遍存在的垄断价格巩固着不等价交换的价格结构。垄断组织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创新，不断地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推高价格，并通过技术与市场的垄断把这种价格维持下去。

　　第五，一定价格结构下生活方式的惯性对于包含不等价交换的价格结构具有留滞的作用。当产品生产情况变化引起产品价值结构变化时，原有生活方式的惯性会以各种方式要求保持原有的价格结构。如果价格结构发生较快的变化要求生活方式的突变，还会引起社会的震荡。这样在变化了的情况下，价格结构的相对稳定就使其中包含的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由于社会的原因而被保留下来。这样就使一些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同时又大量出现价格处于高位的产品、产业。这里价格的低位、高位是就产品的“价格 / 劳动”水平而言。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市场价格并不总是在价值上下波动，许多商品价格稳定地高于价值成为社会经济中的常态。价值规律自发作用主要通过社会生产的不平衡带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困难而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又阻碍着这些困难的解决。这种情况使得作为市场价格汇总的生产总值不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代表的抽象劳动的汇总，而是在价值表现为价格过程中被稀释的价值。

　　经济中存在着大量价格与价值不一致的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在货币只是作为价值符号的情况下，用怎样的等价物标准来表示价值或者说一个价格单位呢？马克思说，“一般等价物没有与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对价值形式，它的价值表现在其他一切商品体的无限系列上”[4]。

　　但是，只有在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与价值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同样价格的不同商品其价值不一致的情况下，就需要寻找某种或某一篮子商品作为货币的等价物，建立价格与价值（劳动）的固定比例在量上作为价值尺度。为此，我们选择一定量某种或某一篮子商品，以它为中介将价格与劳动量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价格/劳动”的固定比，凡是“价格/劳动”大于这个固定比值的就是价格高于价值。我们的研究发现，能够用来确定这种固定比的商品就是决定劳动力价值、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篮子商品。①因为这类商品是可用来支配劳动的，在一般商品经济中可以交换等量劳动，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它们又是支配剩余劳动的条件。货币价格作为这样一类商品数量的代表才使其成为对劳动支配能力的手段。

　　回到生产总值的讨论，一般来说作为市场价格汇总的生产总值大于以社会必要劳动为实体的价值，多出的这部分并不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其它什么源泉可以形成价值，而是在价值向价格转化的过程稀释了货币所代表的劳动量，因而表现为更多的价格。这种情况是以大量不等量劳动相交换为条件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仅仅以表面现象为依据、专注于事物之间相关关系的庸俗经济学得出了技术创造价值、产业升级创造价值等等充满拜物教观念的理论。

　　（二）商品关系下价值作为普照之光，将非价值形成活动成果折射而出现的生产总值

　　作为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生产总值是依据西方经济理论以及统计工作的便利要求设计的。一方面，它体现着西方经济理论从市场活动表面理解经济过程的思想方法，另一方面，它也方便于从现象层次对经济过程的统计。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观念来自于市场交换，它认为人们任何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必然来自他们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不仅非生产性活动被当作价值创造活动，从中统计出这些服务所创造的价值，而且，一些属于非经济活动中发生的转移性收入也被想像为向市场提供服务的价值。当它在观念上和统计上把获取的收入都看作是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所得时，这些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就成为汇总生产总值的基础。

　　这部分生产总值又分为两类：一类出现在虚拟资本的市场活动中，是在虚拟资本运动中表现出的生产总值；另一类不出现在任何市场上，仅仅是根据一定的统计规则而表现出的生产总值。

　　第一类，虚拟资本市场活动中派生出的生产总值

　　这类生产总值出现在市场性服务业产出中，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表”中“第三产业”项下的“（六）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七）房地产业”的产出之中。

　　虚拟资本是在资本主义生息资本运动中派生出的资本载体。由于它的生息功能和价格波动性质，使之成为人们买卖的对象，频繁的虚拟资本的买卖转手活动，形成了专门的资本市场，也要求有专门为虚拟资本买卖提供服务活动，进而产生了由这种服务所“创造”的生产总值。在虚拟资本买卖活动中，由银行及证券机构的自营证券差价、收取的手续费等构成了这些机构服务的产出，成为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这部分生产总值不同于商业活动中的批零差价，它们不是产业资本让渡的利润，而是资本市场上证券价格上涨以及参与者互相支付的费用。虚拟资本的价格本身是在货币总量支持下直接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各种手续费也往往是按照流通中虚拟资本的交易数额收取的，以这个价格为依据的服务费用背后也没有真正的价值作基础。因此，由这些服务价值所统计出的生产总值是生产总值中的虚构部分。

　　在房地产业总产出中，“居民自有住房服务被看作是拥有自有住房的居民为自己提供的住房服务，原则上，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产出按市场上同类房屋的租金计算虚拟租金”[5]。可见这部分生产总值也是虚构出来的。

　　第二类，不表现为市场价格，仅是按照统计规则设想出的“服务价格”统计出的生产总值。

　　这类生产总值主要出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下非市场性服务的总产出中，这一类服务的总产出“按生产成本计算，等于生产单位经常性业务支出加虚拟折旧”[6]。

　　人们对价值的认识最初来自对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观察，马克思说，“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够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7]。可见，价值出现在商品生产与交换领域，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使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但是，人类社会活动并非只有商品生产与交换，除此以外，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其成果不以商品交换形式进入社会的活动。

　　商品生产与交换需要许多外部条件和环境，这些条件和环境往往直接出现在社会上，不作为商品也不经过市场，它们构成了另外类型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第一，为了培养社会需要的劳动者，社会在品德、知识、技能、身体素质等方面的教育活动和维护人民的健康的医疗卫生活动；第二，为了认识自然与社会乃至人类自身，获取各方面知识和生产技术，需要社会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第三，为了社会的安全和秩序需要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活动。除了围绕物质生产需要展开的种种社会活动以外，为了展示人类自身发展水平和创造力，社会上还存在着艺术、体育等活动。

　　这些活动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商品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首先，它们的活动成果不以商业的形式提供给社会，而是以条件、环境等形式直接出现在社会上；其次，它们的收入也不采取价格的形式，而是采取税收、拨款、收费等形式。它们这些收入的功能在于向这些活动提供物质资料上的支持；再次，这些部门的成果的使用不会磨损、不具有排他性，这些特性被西方经济学冠之以“公共产品”的名称，其实，它们根本不具备“产品”的属性。从这些部门活动的特点来看，它们明显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这不是一个定义的问题，而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及运动特点得出的结论。但是，当它们以“第三产业”的名义出现在生产总值统计中时，俨然也同广义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并列在一起成为价值的来源。这部分活动成果以价值指标统计为“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就成为生产总值中虚构部分的内容之一。这部分生产总值大致处在“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表”中“第三产业”项下的（九）至（十五）项。①

　　经济活动以外的各种社会活动不创造价值、出现在生产总值中的相应部分是虚构成分，这一论断显然与人们的通常观念不一致。其中原因就在于，在商品经济乃至一切都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中，价值及其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在劳动仍是人们的谋生手段以及价值和利润成为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的情况下，对价值、货币的追求就成为社会普遍的动机，而不管这种活动是否经济活动。这种现实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体现为价值拜物教。按照价值拜物教的观念，人类一切活动都是在创造价值，一切活动成果都是价值的存在物，都应当实现为货币。马克思曾经讲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8]市场经济使价值成为社会上的普照之光，它不仅掩盖了物质生产的一般目的，也掩盖了各种社会活动的目的，使一切活动都被理解为获取价值的活动。这种社会意识指导下的经济统计，使非经济活动的结果也以价值的形式计入了生产总值。但是，事实上这些活动成果既不采取商业的方式进入社会，也没有商品经济特有的买卖过程。可是按照价值拜物教观念，它们还是以想像的方式按照一定的规则有了价值形态，成为生产总值的一部分。

　　那么，把这些非价值的活动成果想像为价值并计入生产总值又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在于它使人们要认识的对象变得模糊不清，使人们不能准确地了解对象应有的性质，进而对经济实践产生误导。经济统计的目的是要得到对经济活动规模的数量认识，但是，量总是一定事物的量，必须准确把握事物的质，对事物量的认识才能是科学的，这种认识才能服务于经济实践。经济活动的质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中心以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在这个总的质以下，又有着生产的质、流通的质、消费的质。我们从量上统计经济活动就是要把握物质生产、流通以及消费的规模。试想，如果把各种对产品消费的活动都想像成生产活动，那么就会把那些非经济活动消耗的生产成果都颠倒地想像为创造出的成果。那样就可能引出如下荒谬的结论：非经济部门越大、消耗的产品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应当看到，非经济部门的成果，例如政府进行社会管理，营造安定的社会秩序，只是提供经济活动及人民生活的外部条件。社会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没有这些外部条件人们就无法正常地生产和生活，但是它们并不构成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内容本身。人们物质生活中不需要像消费产品那样消费社会秩序，只是把它们作为自己活动的条件。这些非经济活动成果作为条件直接提供给社会，不采取商业的形式，它们的意义在于其社会功能，而不是它们的“价值”，因此可以直接从它们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此外，这些活动成果更主要地是通过其质和受益范围来衡量的，甚至不可能像物质生产成果那样用数量来衡量，这样的话，强加给它们一个“价值量”是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相反还会干扰人们对经济活动规模、作用的准确认识。

　　在目前国民经济统计的产业分类中第三产业栏目下“（九）”至“（十五）”项，基本属于非经济部门，其活动成果多无法用数量计量，而且大多不以商业形式进入市场流通，尽管其中部分行业的成果通过市场实现，例如一些文化演出、体育比赛等，但其活动本身的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第三产业所包括各种活动的内容、性质各有不同，我们举出一部分作专门分析。

　　第三产业栏目下的“（十二）”是教育。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教育是非生产性活动，学校属于非生产机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教育是对人的知识、技能乃至道德等智慧与精神方面的培养，这种活动只是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培养人的条件，其自身却不生产任何产品。学校提供教育培训是非生产性劳动，并不形成价值。国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或学校收取的学费都属于价值的再分配，这部分价值已经在它的形成领域——生产企业那里统计过了，学校只是通过再分配获得了这些收入。可是从西方理论的观点来看，学校的收入则是学校提供教育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学校的活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可见，在最终消费领域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机构的标准不同，对于生产总值的统计就会带来不同结果，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统计结果要小于按照西方理论指导下的统计。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要害问题不在于判定谁创造不创造价值，而在于准确认识各行业部门的性质以及它们的活动在国民经济中的真正功能。

　　那么，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把如学校、医院等许多所谓“服务机构”看作是非生产机构，政治经济学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机构的社会经济作用呢？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观点是以它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认识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第一的和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作为创造历史的前提的人，是生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人，他们不仅作为一定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存在，而且在他们的身上集聚着历史赋予他们的经验和意识及技能。人们的各种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实践活动就是在这些经验意识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有着健康机体和必要经验技能劳动能力的人，是在自然和生产实践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创造”前提的活动并未广泛独立化为社会专门的活动和机构。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生产活动摆脱以往的自发经验的基础而转到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随之，也要求通过人的活动把“人”这个前提“创造”出来，科学研究与教育就是在现代社会创造生产实践所需要的“人”这个前提的活动。马克思曾就商品买卖活动做过以下论述：“如果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的，然而是再生产的一个必要因素，现在这种职能由于分工，由多数人的附带工作变为少数人的专门工作，变为他们的特殊行业，那么，这种职能的性质本身并不会改变。”[10]虽然马克思这段话是就商品流通所讲，但是用这个思想考察非经济活动也是正确的。一种活动从其性质上不属于生产活动，那么也不会因为社会分工导致它们的独立化而转化为生产活动。因此理论研究、技术开发、教育等本身并不属于生产活动，这些活动的成果以人的知识及意识等精神形态和生理健康等形态存在，它们与物质生产活动的成果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活动不属于价值创造的范围。

　　另一类难以辨别的是与艺术、体育等有关的活动。艺术成果给人以美的享受，艺术的创作本质上不是为了创作者的谋生需要，而是展示自身的精神世界；体育活动则是展示人类身体机能的潜力。马克思曾讲到，孤岛上的鲁滨逊为了“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马克思还特别提到，“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11]。各种艺术、体育活动作为人类能力的表现和展示，本身也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但是，从事艺术、体育等活动的人员需要有充足的物质生活及艺术创作资料、训练器械等物质手段，因而需要社会上存在着将物质资料输送到这些领域的渠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艺术、体育活动成果在许多场合也采取着商业形式，通过市场取得收入以获得相应的物质支持。那么，艺术、体育算不算作生产活动？它的成果应不应当统计为生产总值呢？从其市场交换的形式来看，把它们统计为生产总值也不是说不过去，但从其本身活动的性质来看，艺术、体育活动成果的意义远不是可以用其经济价值所能反映的，因此，把它们统计为生产总值对于反映国民经济规模、状况来说又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再讲一讲关于服务的问题。经济研究中人们常说的服务是指那些活动结果不是有形的、可分离的物质形态的行业。从它的分类标志看，它是一个根据表面特征的共性归纳出的概念，并不反映这类活动的本质及它们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在服务这个总概念下囊括了属于不同领域、具有不同性质的各种活动，其中涉及经济领域、社会管理、文化体育、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等；在经济领域里又涉及不同性质的行业，既有作为机构化、行业化的生产关系实现活动，也有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具有生产性质的活动。社会领域各种活动虽然同样需要一定的渠道获取物质资料（包括与货币交换的形式），但是不同类型的服务之间在作用和性质上有着质的差别，其中不少是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制度、规则条件，这些服务也不属于真正的生产活动，更谈不上价值的创造。因此，大量的社会管理乃至商业金融活动被计入生产总值，如果不同时从生产领域中作为中间投入减去，那么生产总值反映的规模就具有很大虚构成分。

　　可见，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对“服务”的理解所确定的生产总值统计范围，统计出的生产总值中存在着着许多虚构的数量，它们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规模。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等问题的研究应当主要集中在源自真正价值的那部生产总值的运动，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实体经济”部分。

　　二、全面把握生产总值的经济涵义和社会属性

　　以上我们对生产总值与价值的关系以及生产总值中虚构的内容作出了分析，下面我们就生产总值中属于经济活动成果的内容进行考察，以更准确地把握它们的涵义。

　　（一）生产总值的出现环节与虚构来源

　　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取得的社会形式，劳动产品来自于生产，因此价值也是来自于生产。伴随生产社会化及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商品经济的社会生产关系越来越独立化为商业、金融等经济部门及相应的企业机构，这些机构按照一定的制度规则实现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生产关系。虽然这些机构的活动内容只是实现社会生产关系，但是它们同样需要消耗人力物力，同样要有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投入。这些投入来自生产，借助市场活动从生产领域转到商业、金融机构手中，形成商业、金融机构的一部分收入，使生产领域形成的价值表现为流通企业的创造。譬如商业活动是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关系的实现活动，商业机构按生产价格以下的价格购入商品，再按照生产价格出售以取得商业利润收入。商业利润的源泉是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这部分价值却是在商业资本活动中实现的，直接表现为商业资本市场活动的收入。又如，金融机构向工商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取得利息收入，其源泉是产业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或个人劳动力价值的扣除，但却直接表现为借贷资本市场活动的收入。这些收入，按照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过程的不同理解，就分别是利润的让渡和收入的创造。

　　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在生产总值的统计中把在生产过程形成，在商业、金融等非生产机构中出现的收入直接看作这些机构所创造的价值。从统计工作角度讲，直接从价值出现的机构进行统计，可以免去关于创造和不创造价值部门单位的辨别与划分，在实践上具有工作的便利性。如果我们不从理论考虑本质与现象的区分，在许多情况下，一笔价值究竟是从它的生产企业那里统计，还是从它出现的机构那里统计，在数量上应当是一致的。例如，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是不创造价值的，它的经营收入来自于贷款利息与支付的存款利息之差以及部分手续费，这些收入都是对产业资本所获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因此，在统计中可以仅统计产业资本形成的新价值，而不必把银行机构考虑在内；如果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利息和手续费是银行所提供服务的价格，生产企业支付这些价格是因为他们购买银行的服务，这些服务是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因此它们的费用要从企业的总产出中减去，相应地把这些价格记作是由银行创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认为价值是由谁创造的，两种统计方式所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认识实践是为了指导实践，尽管从统计上讲，不管认为这部分生产总值是由工业创造还是商业、金融的创造，其数量结果都一样，但是不同的认识对于实践的指导方向是不一样的。把商业、金融看作是生产总值的创造者就给经济的脱实向虚留下了伏笔。只有从理论上正确区分生产总值的形成与出现，才能在实践中正确处理生产与流通发展的关系。

　　除了来源的虚构以外，在金融、房地产业还存在着生产总值数量上的虚构，这些在上一节已经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二）生产总值物质内容的社会属性

　　对于物质产品及物质生活服务构成的生产总值的物质内容也是值得分析的。物质生产活动一般的和基本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产品。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多种多样，用来满足人们不同类型乃至不同层次的需要，有些使用价值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如吃、穿、住、用等方面，有些则是满足人们非基本生活的需要，如各种休闲性、装饰性的产品。人类必须首先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才能继续满足其它层次的生活需要。可见，不同劳动产品在人们物质生活中的地位不同。按照使用价值在人类物质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构成一个从基本到非基本需要的序列。但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却产生了另一种现象，即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生产出来的商品，不管使用价值如何，作为价值它们都是无差别的。对商品生产者来说，他的产品虽然只是某种具体的使用价值，但作为价值它们却代表着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只要价值有足够的量就能交换到其他任何的使用价值。这样，价值范畴就抹杀了劳动产品间的物质差别。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12]。在价值形态下，任何商品都代表着其他一切商品，因此，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只要他的产品能够实现为价值，就证明他可以获得自己所需的任何其他使用价值，条件是他的产品在价值上达到一定的量。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以价值形态出现。因此，生产总值本身并不能反映形成这一总值的使用价值内容，一定量的粮食、衣物与一定量奢侈品、军火物资同样都表现为相应数量的生产总值。但是不同的使用价值对人们物质生活乃至国家活动的意义却是截然不同。因此，考察生产总值必须注意它们的物质构成。

　　从一般市场理论来说，人们之所以生产各种产品就是由于存在着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则体现着人们对相应使用价值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所以，只要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一定是人们所需要的，这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含义。市场会自动地把资源引向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因此，按市场价格统计出来的生产总值也就必然代表着已生产出的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不必担心生产总值的物质内容与人们的需要不符。生产总值是一段时间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反映，一般来说，生产总值越多人们从经济中得到的福利就越大。但是，现代经济活动中生产力特点以及它在生产关系中不合理因素的作用下，有许多情况使生产总值增加却不能增加人们的物质福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从事社会生产，生产关系的性质赋予生产以相应的社会性质。生产的社会性质首先从生产的社会形式体现出来，其中包括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等方面。生产关系及相应的社会关系使社会成员处于各种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他们的地位决定着他们对产品需求的类型及社会性质。在这种充满着社会关系属性的需求引导下，生产的社会性质会通过劳动产品特有的使用价值属性体现出来。从表面看，社会需要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市场需求决定于人们对各种使用价值的偏好，但是这表面上的个人偏好背后却有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原因，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产关系及相应的许多社会关系决定着市场需求。合理的社会关系所引导的社会生产会将生产资源用于促进劳动者身体和精神健康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则会派生出许多扭曲的社会需要并通过市场需求将资源引向许多无谓的消耗，其结果是使生产无助于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健康发展，造成社会生产资源的浪费。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需求时曾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13]。“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14]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决定的收入分配把社会创造的新产品划分为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和归资本家及其从属阶级的消费与投资部分，收入分配这种质的属性决定了其在量上的不同变动方式。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大的部分以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集中于剥削阶级及其附庸阶级手中，形成收入分配的悬殊差别。不同阶级成员收入在量上的差别，直接构成了市场上不同阶级成员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应地在市场上也形成了价格悬殊的不同档次商品供给。这些产品构成了生产总值的物质载体，其中既包括劳动力再生产的产品也包括一定规模的侈奢品。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还派生出许多为处理阶级对立而必要、但对于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不必要的产品生产。按照统计的规则，譬如各种监管器具、战争物资等，所有这些都会计入生产总值，形成生产总值的一定规模。

　　环境污染的治理所形成的生产总值是其社会属性的另一个表现。近现代大规模工业生产所产生的生产排泄物以及生产技术本身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污染物是环境污染技术所致，因此，污染的治理活动构成产品生产过程的一部分，由此发生的物质消耗是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应该从企业的生产总值中减去，其劳动耗费形成相应的价值，构成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这种劳动不增加产品但却提高了产品的价格，抵销了生产技术形成的一部分生产率。环境污染向现实的转化是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合理因素作用的结果。生产关系的不合理使生产企业放弃对污染的治理，放任污染的发生并将污染后果扩散到全社会，由此把环境治理负担转嫁给社会，最终由全体劳动者来承担。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企业对污染物的恶意排放形成的污染不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企业为追求利润，其实际污染排放量要比企业主动治理污染情况下的污染排放量要大得多。由此，社会为治理污染、居民为防范污染所派生出的生产总值会变得更大。

　　由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所派生出的大量销售努力，也以广告、推销费用等形式派生出大量的生产总值。

　　可见，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通过产品使用价值生产的选择而体现出来，构成生产总值的物质产品中会因此存在着许多必要或不必要的内容。其中包括着用于维护安全与稳定的产品、用于治理环境和维护合理生态的产出，还有消极的奢侈性消费品等等。其中一些产品虽然是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来自于社会生产关系产生的社会矛盾，并不代表人们福利的增加。因此，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于生产总值物质内容的合理化是至关重要的。

　　（三）生产总值对经济活动成果反映的片面性

　　在物质生产领域，生产总值反映着社会在一定时期创造的物质成果，但是，即使这种成果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实实在在产品，其中一些情况也使生产总值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突出地反映在建筑业领域。建筑业属于产业部门分类中的第二产业，建筑业在营建各种建筑物时，往往需要拆除地上原有建筑物。按照政治经济学原理，只有那些使用价值已经消失的建筑物才可以拆除，这样社会的资产才不至于因拆除而减少。但是，在城市发展中，房地产资本主导的建筑业通过拆毁大量仍有使用价值的建筑物，营建新的建筑物，并凭借土地级差地租派生的高额土地价格牟取利润。在建筑业生产总值的统计中，只反映出因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形成的大量生产总值，但却不反映在形成新的生产总值过程中所消失的社会资产。与此同时，拆毁原有建筑物、运送、倾倒建筑垃圾的工作也被计入生产总值，但是这些建筑垃圾占用土地资源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反映。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建筑垃圾20亿吨，且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15]除建筑业以外，制造业也存在着生产总值的片面性。在这个领域，为缓解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市场状况而形成的“一次性”“用过即扔”的商业文化，催生出大量新的产品，这些都构成了新的生产总值。由此带来的大量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废弃则无法反映在生产总值中。物品废弃形成了大量生活垃圾，处理这些垃圾的工作也形成着生产总值。

　　可见，生产总值在反映社会产品增加的同时，并不能反映出那些不能被统计的财富损失，甚至把损失带来的费用反映为增加的生产总值，体现了生产总值的片面性。

　　（四）作为流量的生产总值与劳动就业     

　　 生产总值是作为流量指标反映着一个地区在一段时间里所生产出并进入消费（包括生产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它所代表的使用价值已经进入消费领域，这些使用价值由谁占有、怎样被消费等是深藏在生产总值背后的内容。在前两个标题下，我们考察了关于生产总值物质内容的一些相关问题，揭示了生产总值怎样被消费这一问题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再围绕生产总值由谁占有的问题作出讨论。毫无疑问，生产总值是由就业人员创造的并在就业人员中间分配。因此，在生产总值的创造中，就业人员越多就越能够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占有生产总值。但是，在生产中又存在着尽量减少人员投入的趋向，特别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从就业角度来说将会使更多的生产总值产生并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使生产总值增加快于就业的增加。从一般意义上讲，生产是为了人们的消费，但是，当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以就业增加为前提，增加的生产总值就越来越集中在能够就业的人员手中（且不说如何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生产活动中的一种矛盾：只有就业人员才能拿到收入，但是作为收入直接来源的生产总值在生产中又有一种减少就业人员的内在要求。这种矛盾使得生产总值指标也具有片面性，它并不能全面反映人们从生产总值的创造中所得到的福利。

　　（五）透视生产总值给我们的启示

　　从以上对生产总值的透视可以发现，生产总值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规模的指示性指标。生产总值作为市场价格的汇总，是社会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在其向市场价格转化过程中，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最终的表现形式。一定的数量货币单位所表现的生产总值，在当时的价格体系下，大体反映着一定时期内社会产出的物质规模。但是，生产总值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对经济情况的反映具有片面性。生产总值指标的统计规则使得在生产总值中存在着一些虚构的成分，这部分虚构成分数量的增加会造成生产总值的虚高，但其并不能反映经济的实际规模乃至社会从生产中得到的利益；生产总值指标作为价值的单一性，掩盖着它背后物质内容的社会属性，这些社会属性使得同量的生产总值未必给社会经济带来同样的利益；生产总值的形成也不能反映出社会上资产的减少以及产品的各种浪费；生产总值也不能反映它是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失业人员得不到收入、产品表现为较少生产总值的部门得到较少的收入、靠创新驱动则可以使较少量人员获得较多的收入。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生产总值指标的局限性。因此，要正确地对待生产总值指标，只能把它作为经济规模发展变化的指标性指标，作为分析经济情况的入门向导，而不能把生产总值看作唯一的指标甚至把它看作是生产的目的。如果唯生产总值是瞻，就有可能因它自身的片面性引致社会生产背离社会经济一般目的，进而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三、准确把握经济增长的本质、原因、途径，促进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一定时间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变化叫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比率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中相对比率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即（报告期生产总值-基期生产总值）/ 基期生产总值。根据前面对生产总值的分析，生产总值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源于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二是对非价值形成活动的价值化统计。由于后者既不代表价值也不代表社会生产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增长的分析主要应集中在前一个部分。

　　经济增长是在一定时间内经济活动的产出变化直接呈现在社会表面的现象，经济活动的产出，无论是数量的变动、还是质量、结构的变动都单调地表现为生产总值的数量变化，因而人们在思想上把经济增长看作一种实体的变动，成为社会追求的目的本身。这样，经济发展中就产生出一种异化的意识：似乎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生产总值这样一个“实体”的增长。加之对经济发展评价标准中的片面性，更强化了一些管理者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追求。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关系下的社会形式，生产总值只是价值在更具体的经济过程和关系作用下表现出的现象，只是社会经济内部各种变化在社会表面的表征。因此，不能把经济增长当作一个实体性的概念来研究，必须把它作为入门的向导，从经济增长与其背后发生的各种变化之间的联系中发现经济本身的种种变化及其意义。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以下联系：社会生产体系→产品→生产总值。生产总值的变化直接来自于产品的变化，产品的变化又分为数量变化和质量、品种变化，产品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生产体系的变化，包括生产规模的变化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在这三个环节中，生产总值增长是现象，产品变化是生产的目的，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对象，生产体系是变化的根源，是应当关注的本质。这个生产体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的技术属性体现着生产力的性质，经济的管理体制则体现着生产关系的属性，这个生产体系就是当前被媒体和学界所称的“供给侧”。

　　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就是要透过增长现象考察产品变化及其作用，最终认识生产体系变化及其影响，发现经济增长现象的根源。

　　（一）对经济增长的分析

　　经济增长表现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增长量。我们首先考察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生产总值增长率是生产总值在报告期的增加额与基期数额之比，基期数额的不同，增长率中的1个百分点就代表着不同的绝对额，例如，2011年我国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为45.24万亿元，2010年为41.3万亿元，2011年增长率约为9.54%，增长额为3.94万亿元，每个百分点代表4130.3亿元；相应地2015年我国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为60.32万亿元，2014年为56.42万亿元，2015年增长率约为6.91%，增长额为3.9万亿元，每个百分点代表5641.9亿元。①在考察经济增长率时应当注意的是，今年的生产总值不是由上一年的生产总值带来的，而是本期社会生产能力的作用结果，生产总值的增长数量体现着本期社会生产体系创造生产总值的能力。而增长率则是增长额与基期的生产总值数额的比例，所以增长率对经济的增长情况反映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对于增长率，我们应当考察这一数字所代表的绝对额以及由它体现的社会创造生产总值能力的变化。当然上期生产总值的基数对于增长也并非绝对没有意义。一般来说，生产总值基数越大，社会可以用于形成生产能力的物质基础就越强，社会用以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升级的物质条件就越好，因而有条件形成更大的增长额，从而实现一定的增长率。但是，上期生产总值数量与本期生产总值数量之间的这种关联，中间相隔诸多复杂的中间环节，是一种间接的作用。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合理增长，必须有经济体系内部一定的积累、社会再生产的合理比例、科技进步的物化以及它所要求的活劳动及物化劳动投入的增加。

　　经济增长更有意义的是生产总值数量的增长，这个数量增长的背后可以是经济体系及其产出的以下几种变化。

　　第一，单纯产品数量增加形成的生产总值增长。

　　在产品类型、技术水平、市场价格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会带来产量的增加，进而表现为市场价格总量的增加。这种情况是政治经济学中标准意义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即通过扩大生产资料、劳动力的投入实现产品数量的增加。这样的增长的背后是产品数量的同比例增加。

　　这一类型的增长要求生产资源投入的同步增加，需要投入的自然资源数量是与增长的规模同比例的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对自然和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因此，从长期看这种增长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从劳动力的投入来看，伴随这种方式的增长需要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如果社会有着充裕的劳动力资源的话，这种增长方式有利于劳动就业的增加。从产出的角度来看，这种增长方式使社会总产品增加，但是由于人均产出不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没有提高的余地。但是，社会剩余产品绝对量的增加可以加强生产条件积累和各项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这种增长方式出现在技术进步能力不强，总体上社会生产技术相对稳定，同时社会产品需要还没得到充分满足的发展阶段，这种方式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量变时期，其作用主要是在量上不断满足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个阶段上剩余产品随增长而增加，可以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由于事物发展总是要经历从量变到质量的过程，量变的积累为质变作出准备，质变又带来新量的扩张，所以，这种增长方式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这个阶段上剩余产品积累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科技的发展则孕育着经济体系质的变化。这种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经的阶段，每次技术变革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所以这种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中是有其地位的，不能彻底否定。

　　第二，生产工艺技术进步条件下产品数量增加带来的生产总值增长。

　　最终产品类型不变，生产工艺技术变化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产品数量增加。如果市场价格维持不变，或者市场价格小幅下降，则人均创造的新产值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前人均创造的新产值，这样产品数量增加也表现为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并不同步或有较少增加。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由于产品类型不变导致原材料消耗情况基本不变，从长期看，消耗的原材料数量会伴随生产的增长而增加，因此对于自然资源仍存在着一定的压力。从人力投入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投入的增长会低于产量乃至新创造价值的增长，因此这种增长方式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减弱，要保持一定的就业量，需要生产的产品数量有一个更大的增长。从产出角度考察，由于人均产出增加，劳动者收入具有提高的余地，并且，在劳动者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产品仍可能有更多的增加，因此能够为扩大再生产、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增长反映了生产体系一定程度的质变，它的作用仍是从量上不断满足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由于能够更快地从量上满足社会需要，因此量的发展阶段会缩短，促进发展中质的变革更快地出现。

　　这种增长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因此产品的市场价格中所包含的劳动并不随着产值的增长而增长。与技术变革之前相比，形成了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讲的市场价格对价值的稀释作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不是普遍、均衡地发生在所有部门，而只是不均衡地发生在部分部门，那么生产率提高部门的产品与其他部门产品之间也会出现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形成部门之间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会吸引其他部门生产资源向生产率提高的部门转移，形成产业、产品结构变动的内部动力。

　　这种情况会给产业结构带来矛盾，一部分部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入提高，使那些生产率没有提高或提高缓慢的部门收入相对下降。如果后者不能尽快地同步提高生产率的话，它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在这方面，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产业结构中这种矛盾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要充分考虑到在“产业升级”的推动下，那些重要的基础产业所面临的困难。

　　第三，产品质量、品种变化条件下，生产总值的增长。

　　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发生在技术革命时期。生产技术的变革带来产品在类型、质量上的变化，使产品与技术进步前不能做简单的数量比较，新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总量与原来的产品相比会有提高，这种情况表现为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生产结构变化在市场价格层面的映射，虽然它也表现为生产总值数量上的增加，但是增长的背后并不是产量的增长，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质上的变化，它使社会生产、生活的内容发生质的变化。

　　从物质投入角度考察，由于技术的变化方向是多种多样的，产品种类、质量的多样变化致使生产对资源需求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新的生产对原材料及其它物质投入的需要出现大范围的改变，这样或许会缓解对原有资源开发的压力，但同时增加对其它资源的需求；在量上，新的生产可能会节约大量资源，也可能会使用更多的资源。人们会认为，在市场的作用下，生产者会选择消耗资源更少的生产方法，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新型产品可以有更高的市场价格，那么资源的耗费即使增加也会给生产厂家带来更多的利润，这样厂家仍会选择资源耗费较多的生产技术。从历史上看，技术变革给生产带来质的变化对资源的投入要求是趋于扩大的，它把以往未被利用的自然物质纳入了资源范围，使生产突飞猛进地发展。在经历了200多年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以后，今后节约资源将成为对技术选择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就人力投入考察，与新产品的市场价格相比，新产品生产一般会有更少的劳动投入，但是生产范围的扩大又使生产对劳动的需要量不断扩大。相对于市场价格，新型产品的生产中的劳动投入更少，这种情况表现为用较少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生产总值，进而在新产品上形成市场价格对价值的稀释作用，并推进着产品间、部门间的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发展。

　　以上三种情况都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区别在于这种量的变化是在怎样的技术基础上发生的。技术的基础变化可以使经济表现为更大的增长，这是当前人们所孜孜以求的。但是，这种追求中却潜藏着一种盲目性，需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真正想要得到的是生产总值增长的数字吗？不是，我们实际上需要的是构成增长现象背后的那些物质事实：一是更多、更适用的物质产品和生活服务；二是生产中不断节约的活劳动和剩余时间的相应增加；三是普遍的就业以使得生产的产品能够更广泛地分配到劳动者手中。除此以外，我们还要求增长在下列状态下实现：一是尽量少地给环境带来消极影响；二是生产出的总值尽量均衡地在社会成员中分配，满足他们生活、发展中的各种合理需要；三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剩余时间在社会成员中均衡地分析。可见，对于经济增长，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增长数字变化背后的那些经济事实，这些事实才构成真正有质量的增长。

　　（二）推进社会经济体系的积极变化，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经济增长是以生产总值形式将经济体系在一定期间的产出在量和质上的变化反映为单调的价值指标的数量变化。因此，我们关注的重点应当是那些发生在经济增长现象背后的经济体系变化，而不是这种变化带来了多少表面上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体系的变化就是决定经济增长的质的原因，对经济体系变化的关注体现着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这种关注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表现为增长的那些产出变化是否体现着经济体系技术水平的提高。

　　经济体系的技术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属性的体现，它不仅决定着社会生产的面貌，而且决定着社会剩余劳动时间的可能性。经济体系的技术水平的提高直接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社会有更多剩余时间扩展和深化社会生产或者扩大人们的生活范围。经济体系技术基础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前提。经济体系技术水平的提高使社会能够生产出数量和品种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是增强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家各方面实力的物质基础。因此，源自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是我们应当努力实现的增长方式。

　　2、带来经济增长的经济体系变化是否有助于就业的增加。

　　就业为劳动者提供参与经济建设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工作机会，保障他们的劳动权利；就业直接给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是他们实现经济生活的条件。劳动者就业分为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经济领域就业的增加要靠生产条件的积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条件的积累表现为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过程对于就业增加有着两种互相矛盾的作用，一是伴随资本规模扩大的可变资本增加，一般会增加就业人数；二是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一定量资本吸收劳动的能力减弱。前者会增加就业岗位，后者则直接抑制就业岗位的增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是形成产业后备军的物质基础。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的技术基础变革会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扩大剩余劳动的使用范围，这些都会增加就业的岗位。马克思曾就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排挤工人的同时引起其它劳动部门就业增加列举了6种情况。[1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认真处理好市场自发运动给就业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发挥技术进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的功能，也要在剩余产品增加的基础上通过扩大供给以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创造新的生产和非生产活动领域就业岗位。

　　3、体现经济增长的产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是否为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综合国力所需要。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经分析到生产总值中存在的片面性，只有避免了这些片面性的产品和服务增长才是社会主义所真正需要的，即背后支撑增长现象的是真正物质财富积累和生产能力的积累；形成经济增长的产品和服务还要反映最广大劳动者健康生活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在不合理经济关系下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浪费性需要。这些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因此，建立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实现经济健康增长的必要条件。

　　4、体现为增长的经济变化必须伴随环境的保护，在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

　　生产是经济活动的源头，是人们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对自然的开发。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的开发要求与开发能力迅猛提高，以致在经历了200年的发展后，对自然的开发不仅使现有资源趋于枯竭，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而且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同时大工业产生的消费方式也造就了大量生产与消费的排泄物。因此，经济不能继续按原有的方式增长下去，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在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增长。当前，以大工业排泄物作为资源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5、 要关注伴随经济增长的剩余时间的增加及其合理分配。

　　合理的经济增长从两方面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美好生活的实现创造条件：就其最具实质意义的部分来说，是社会产品在数量、质量以及种类上的增加或提高；但是，在关注劳动成果增加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另一本质要求——剩余时间的增加。不仅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产品丰富扩展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内容，有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剩余时间的增加使人们有时间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发展自身，也是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方面。因此，不仅经济增长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因素，在物质产品达到一定的丰裕程度时，剩余时间的增加与合理分配也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剩余时间的增加及其合理分配需要社会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马克思指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马克思还指出，“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越小，从而用于个人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17]。人们的剩余时间增加，将改变社会的消费方式，通过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为生产的增长开辟新的方向和发展空间，进而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与剩余时间之间的协调，将成为社会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考虑。

　　结语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必须透过生产总值及其数量增长，认识表象背后的本质内容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为此，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从物质生产出发，准确地把握社会各种活动部门的性质、地位，准确地区分经济活动与非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中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对社会经济的系统化认识。实现对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等事物和现象的科学认识，还要求我们辩证地对待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方面，作为国际通行的统计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它有助于我们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应反思其中的不科学之处，在实践中用对社会经济的科学理解来矫正其不科学成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误导。通过辩证地对待相应的统计指标，进而更加科学地确定经济发展的目标，找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让构成生产总值增长的不同活动按照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要求，得到平衡、协调的发展。让经济增长不只是统计上的数字比率，而是真正成为使全体人民切实享受到的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2][3][4][7][11][12][16][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370、370、85、92、93、94、104、509-514、605页。

[5][6]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13][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217页。

[15]新华网：《围城！我国建筑垃圾“年产”超20亿吨》，2017年4月27日，www.news.xinhuanet.com，2018年1月8日。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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