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灿华：国企与民企的差异及“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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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属国企担任监事会主席已经半年多了，经常会不自觉地比较和感辨国企与民企，在构成、资源与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同与不同。”逐步清晰地认识到，国企至少具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的优势：
一是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虽然说国企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和民企相比，多年积累、不断完善的治理架构仍然相对更规范些。而很多民企成长于老板创业，老板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关键，“脱胎换骨”十分不易，很难建立真正的现代治理结构。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国企更加重视和强调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与公司治理结构“内嵌”、“叠加”，优势更加明显。
这也可以在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案例中看到差别。国企上市公司也有不少违规的，但其中更多是由于能力、水平、业务等造成的“无心之失”，鲜有为了企业利润利益而蓄意的“主动为之”。因为，国企领导人可能觉得“犯不着”，为了企业利益而付出自己可能牺牲职业前程甚至进班房的代价。而民企上市公司则不然，虽然有违法违规的风险等“成本”，但和可能获取的利益相比，蓄意的主动为之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这可苦了在这些民营上市公司担任监事、独立董事的，问题暴露后难以避免被追责，真有一种“逃无可逃”的责任恐惧感。有人直言在这些民营上市公司任职监事会主席的感觉：“不走人，就殉葬！”
二是在人才资源方面。由于收入稳定、保障到位、职业发展可期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国企容易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很多年轻人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一直在某个国企工作成长，对企业具有很深的感情和很高的忠诚度。但是，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国企与民企相比的优势没有这么明显。
三是在资金信用方面。国企与民企在金融机构的授信方面也差别很大。也难怪金融机构“亲亲疏疏”，很多人可能觉得，现阶段国企再不济也只是向政府“求援”，国企领导会受处分，但企业不至于马上破产被清算。而民企则完全不同，再辉煌庞大的帝国，距离陨落好像也都只是以“天”为计的时间单位。
当然，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企也自有民企的优势。这也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印证和体现。民企产权关系更清晰更明确，利益捆绑更直接更紧密，权力责任更贴身更到位；如果说国企重在规范，民企则更加注重效率，经营机制更加灵活有效。
我们所能设想到的事物发展最理想化的结果，应该就是结合和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规避和克服双方的缺陷和不足，充分发挥最大的“杂种优势”。个人设想，国企和民企发展的路径有可能“殊途同归”：通过混改、参股等市场方式，建立一种汇聚了双方优势、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正如同有人概括的公式: 国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
建立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对于国资国企来说，不只在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国企与民企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正如广东省国有资本研究会梁军会长对于混合所有制定义的概括——特指由国有股东控股，单个或多个非国有股东参与投资，其中非国有股东所占股权比例，足以获得派出董事或监事席位资格，在企业董事会中能够表达出资人市场化决策意志，在企业监事会中能够发挥独立监督作用，由此构成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上相互制衡、协调运转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
国企需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民企也更需要恶补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课。混合所有制是两种出资人思维和企业文化的融合，理论上存在着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基因，嫁接形成一种比其他任何单一出资人类别更优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以乐观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探索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这可能就是国企和民企发展的“殊途同归”。
（作者单位： 广州市国资委外派监事会；来源：“广东省国有资本研究会”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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