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自力：警惕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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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刻，在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各项部署，沉着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集中精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当务之急。但是在不久前举行的某论坛上，一些人却发出与形势极不和谐的声音，企图把我国的改革引到新自由主义的邪路上，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对改革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是必要的，但是讨论问题要有底线，要讲“四个意识”，不能以所谓的学术自由为名攻击和否定重大原则，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下面拟对论坛上一些人提出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
谬论之一：
40年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化、法治化
某经济学家说，“我认为40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这是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论调。片面宣扬市场化、法制化，只字不提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暴露其用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误导中国改革的本质。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教父级人物，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相同的政治立场，有计划、有步骤地散布新自由主义主张，企图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在这个论坛上，他的发言具有定调子的性质，他的市场化、法制化改革目标论被许多人奉为圭臬。
新自由主义是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宣扬个人高于社会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将个人自由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反对公有制，极力主张全盘私有化；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迷信市场自行调节，断言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只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是他们鼓吹的核心观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在该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市场调节，削弱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遂使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向更加偏向市场主导的方向转变。这种模式对私人资本的经济行为缺乏有力约束，对宏观经济波动和失衡状态缺乏有效调控，对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难以积极化解，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频发，经济停滞常态化。
谬论之二：
将私有制和公有制一起当作党的执政基础
某高官说，“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过去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包括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异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和理解？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探讨还有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所有制是一切社会关系最本质的基础。认清一个社会的所有制性质，是揭示该社会的运动规律，认识认识该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该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的根本途径。共产党人之所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消灭私有制的口号，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产阶级陷入贫困的基础，消灭私有制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取得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工人阶级可以利用私有制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不能把无产阶级置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压迫之下。经济基础完全倒退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状态，必然决定上层建筑成为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根本代表。
这位高官关于重新认识民营企业经济地位的言论，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丧失起码的无产阶级立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照他的逻辑，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一个恢复私有制主体地位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私有制势单力薄，应该鼓励和支持私有制发展，现在私有制经济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公有制经济了，就应该名正言顺地承认私有制是基础性生产关系了，连执政党的政治基础都应该是私有制了。可见，照他的所谓倒逼改革理论，改革就是做大私有制经济，等私有制经济做大后，再来倒逼公有制经济退场。他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用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了。他宣扬倒逼改革论的终极目标就是用民营经济替代公有制经济，瓦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旦这一目标达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蜕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在中国将不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个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国家，共产党如果不改变性质，人家还会让你执政吗？他所谓“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恰好泄露了这一“天机”。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表如此与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的言论，让人说什么好呢！
谬论之三：
国进民退和政府对国企的强势保护让民营经济无法生存
某经济学家说，“目前的经济形势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感觉到的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四个字“哀鸿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确实现在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思想不解放，阻碍了深化改革。”“ 我们老讲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经济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是老把我们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
这位经济学家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完全对立起来，与政府完全对立起来，完全无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无视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他不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出发认识和思考问题，不从目前国内外环境变化去找原因，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营经济的困难寻找替罪羊，把政府和国有企业视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这是十分错误的。
某高官说，“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有很多的办法，其实已经有一轮下不去了，就怕跑跑，资产负债表整个没了。这一轮我觉得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定论吧，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在最困难的时候进入，好了之后再卖回去，再还给私人企业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走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路。”
这位高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其一、他炒作“国进民退”话题，仅以个别地区的案例为依据，竭力制造“国进民退”的舆论，是极不严肃的。其二、他信口开河地说国有企业效率比民营企业低是一个定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而且也与他所谓的“国进民退”结论相矛盾。既然国企效率不如民营企业，怎么可能出现国企兼并民企的状况呢？真是匪夷所思！其三、他毫无根据地说国企效率高是国家政策保护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国企有多大能耐。他对国有企业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是他所宣扬的观点都是一直以来新自由主义攻击国有企业的最典型的论调，以这位高官个人的身份，如此毫不掩饰地发表新自由主义言论，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其对改革和发展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必须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
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向是：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时刻，突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是重中之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要从这一背景出发探索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其一、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然出现的状况 ，是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必然结果。这样的状况适用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它们都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谋发展，谋出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不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规模小、创新能力弱、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不够强，感觉到更大的压力是很自然的。其二、非公有制经济走创新之路，必须在练内功上下功夫，必须充分发挥民营经济机制灵活，船小好掉头的优势，根据市场要求寻找发展方向。抱怨是没有用的，脚踏实地努力创新才是出路。其三、通过各种形式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和联合，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实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同发展的好形式。要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探索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合作的新模式，让公有制经济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前进。
谬论之四：
过去改革开放为了速度和赶超，需要政府决定资源配置，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
某高官说，“深化改革，就必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表明他对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他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简单等同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这要么是理论上的无知，要么是故意曲解，目的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如果按照他的逻辑进行改革，真的放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放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强有力组织和调节，势必会消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存实亡。在中国，社会主义因素一旦不复存在，市场经济由牺牲共同利益、追求个人私利而导致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垄断性、外部性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严重弊端就会充分暴露和释放，随之必然导致经济崩溃。一旦经济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解体、内乱四起、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前苏联就提供了极惨痛的教训！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决定的，属于制度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主要有：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可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谬论之五：
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等三大失衡靠政府干预解决不了，要靠市场机制自动地纠正
某高官说，“所以要通过改革，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这种机制，我觉得这三者是现在我们重大的三大失衡。现在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从这段话里可以提出三个问题：一是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二是存在不存在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问题的机制呢？三是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
先说第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讲，这三种失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存在且情况相当严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结构高度失衡是众所周知的，最大的失衡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的。现在制造业严重萎缩，金融资本恶性膨胀，社会财富分配差距和不平等极其严重，房地产成为拉动经济的支柱。这种经济的畸型化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深层原因则是垄断资本私人所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主义。这两个制度因素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当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这一点，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承认。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三大失衡与西方国家有本质的不同，但在形成机理上又有相似的地方。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达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出现了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变化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能不足并存的新情况，这种状况引起了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率下降，企业利润收窄，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的困难局面。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本开始向投资回报水平比较高的金融业和房地产领域流动，在西方国家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脱实向虚情况在我们国家也出现了。显然，脱实向虚的发生是市场经济自发调节机制作用的结果，凡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地方都会出现。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克服脱实向虚的发生呢？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存在不存在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问题的机制呢？从理论上讲，这三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作用的结果，靠市场自发调节必然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已被西方国家的经验所证明。在西方国家，这三个失衡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存在并不断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失衡矛盾高度尖锐化的表现，是强制实现再平衡的过程，而金融危机只能暂时强制性地恢复经济结构的平衡，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会再次加剧，进而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三个失衡能够靠市场机制自动予以克服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靠市场自发作用解决三大失衡，那么完全可以预言，市场调节不但不能解决三大失衡，反而会加快三大失衡向全面系统性风险积累和引发金融危机的方向发展。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西方国家已经有前车之鉴，中国不应该也决不能重蹈覆辙。
关于第三个问题，政府在解决经济失衡上能发挥作用吗？这位高官断言靠政府干预是解决不了经济失衡的，这个看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从理论上讲，经济失衡的发生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那么要克服经济失衡，当然不能再指望市场，必须加强政府干预的作用。必须指出，解决经济失衡要不要政府干预其实是个伪命题。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市场自发作用，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实行了完全的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完全自由化，结果是经济完全被私人垄断资本所支配，财富占有两极分化不但在国内加剧，还延伸到世界范围，使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拉大。经济虚拟化产生的经济严重失衡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把整个世界经济引向了衰退。这个教训非常深刻。事实上，党中央在2016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三个失衡。作为解决这三个失衡的重大举措，中央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工作思路，并且相应地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三大任务，推动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显然，仅仅靠市场自发机制是不可能完成三个转变的，而是要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二者有机结合，在推动和实行经济结构失衡，完成三大转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发挥作用。这位高官片面强调市场自动平衡作用，否定政府必要的调控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谬论之六：
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某高官说，“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过去我们认为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过去我们也注重了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这位高官关于所有制与产权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其一、他提出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的表现。所有制是一切社会关系最本质的基础，认清一个社会的所有制性质，是认识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出发点。所有权就是产权，产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是所有制的制度实现形式。进行所有制改革才是改革的根本，才能真正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产权改革必须以所有制改革为基础，必须反映所有制改革的要求。脱离了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就失去了依据、目标和方向。他主张淡化所有制改革，加强产权改革，是理论上的无知。其二、他说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是客观的经济关系，不是主观上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的。特别是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是常识。在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换句话说，维护公有制而不是放弃公有制是改革的底线，绝对不容突破。要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在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划清界线，决不允许消解公有制，实现私有化。这位高官反对围绕所有制展开的争论，要求突破公有制、所有制等思想束缚，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背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严重背离，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不坚持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他的严重错误必须严肃批评，他必须向有关党的组织机构作出深刻检讨，必须公开澄清他的言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谬论之七：
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某高官说，“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过去改革我们主要集中于针对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三大市场主体现在都面临着一些活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他提出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这是最典型且最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其一、取消不同所有制的分类在理论上是企图消解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取消不同所有制的分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成为空洞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概念。其二、照此主张深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结果必然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和共产党因公有制经济基础瓦解而丧失执政地位的局面在中国重演。他取消所有制分类的主张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主张，而是吹响了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集结号，这是十分非常危险的政治纲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鼓吹私有化和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声音一直存在着，但是这种声音在这个论坛这样非常有影响的平台如此高调地发出，却是十分罕见的，也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他的论调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观点，而是严重的违宪言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们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严肃查处这位高官的违宪言论，维护宪法的尊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尊严，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尊严！
谬论之八：
中国改革是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现在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某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深化市场化的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我们93年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他的核心观点，一句话，就是市场万能论。把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都归结到政府干预过多，把市场化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而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其一、按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渐进改革，把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歪曲为是建立只有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市场经济。其二、按新自由主义观点评价改革的成效，认为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市场和政府）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仍然过多。他把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说成政府还干预经济，却对市场百般粉饰，对市场的严重弊端，如自发性、盲目性、垄断性、外部性等问题只字不提，对不受限制的市场调节会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的后果置若罔闻，这种唯市场论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是主观主义的，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缺乏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其三、按新自由主义观点给中国下一步改革开药方，认为改革的目标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他还故意曲解十八大报告对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表述，只讲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选择性屏蔽。这位经济学家关于改革目标的观点与中央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是在向社会施放完全错误的信号，好像他的主张代表了中央的意图，中国的改革方向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它严重误导社会舆论对中国改革目标的认识，在人们的思想上制造严重混乱，严重干扰各项改革任务的洛实，性质是非常恶劣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必须立即纠正。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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