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关于西方民主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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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要求实行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特别是三权分立制度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迷信西方民主制度。而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与内在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深刻揭示了西方民主理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差距，明确提出了对待西方民主理论应该坚持的科学态度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问题一：西方民主的本质
西方民主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权利。这里有两大表现。
第一，西方民主从产生之日起就带着鲜明的资本的印痕。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洛克被很多人看作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开创者，而且很多西方人觉得好像从一开始西方人就站到了自由民主文明的制高点上。但是作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的麦克弗森就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洛克的理论本质上是有产者的理论。他指出，人们习惯于从洛克的政治思想中读出很多自由主义民主的假设，比如基于同意的政府、多数统治，等等，但这些都是误读，因为这些假设都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不属于洛克所生活的17世纪的英国。麦克弗森说，洛克强调了多数统治的原则，但他这里所说的大多数不包括人数占一半以上的无产者，是指有一定财产同时拥有完全公民身份和完整的政治权利的有产者，多数统治的本质是有产者的多数统治。处于统治地位的永远是有产的少数，而占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只能被迫接受永久被统治所谓“正义状态”。所以麦克弗森认为，“洛克的惊人成就就是把财产权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之上，然后把所有对自然权利的限制从这种权利中清除出去。”他讲得很清楚，西方民主从它产生之日起，本质上就带着非常强的资本的印痕，是为资本服务的。
第二个是西方民主的发展与殖民主义相伴相随，它不断为资本输出经济利益与进行贸易掠夺提供舆论支持。这实际上是由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本性所要求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什么呢？”“这就是说，财产权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们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所以，输出自由民主人权就是输出资本的财产权，输出其用最不平等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的权利。可以说，民主输出是资本利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重要条件。
所以，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资本不断输出自己的利益，在贸易掠夺过程中而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从它的产生、它的发展来看，西方民主的本质上确实是资本的权利。
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它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六大内在矛盾。
第一个矛盾就是理论内容与实践行动之间的矛盾。它在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夸夸其谈，但在实际行动中、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恰恰是事物的反面。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实践上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
马克思还举过例子，比如说，一方面通信自由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侵犯通信秘密已公然成为风气。一方面“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作为人权的个人自由的结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新闻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危及公共自由，是不许可的”。所以，这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理论和实践确实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
很多现代西方学者都意识到资本主义民主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反差。比如说，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得克萨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公共事务中心主任查尔斯·J·福克斯和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大学公共行政硕士项目副教授休·T·米勒在1996年出版了《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对西方选举民主进行了分析。他们从三个方面对西方民主进行了反思：第一，西方民主的反馈程序值得怀疑，可信度不高；第二，民主的选举过程也是存在问题的，也是不可信的；第三，民主选举的结果更是存在问题的。西方的民主在理论上是为了大多数人的、为所有人的，但实践上是为有钱人的。
在西方，从洛克以来到现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各种民主理论层出不穷，既有所谓自由民主论，也有社会民主论;既有精英民主论，也有大众民主论;既有共识民主论，也有技术民主论……到处都盛开着“民主的鲜花”。其实，这是民主的“海市蜃楼”。西方的民主实践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鲜花，而是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是精确制导、全民监控、警察滥杀无辜，等等。
所以，西方民主首先的一个基本矛盾体现在理论与实践巨大的反差，我们不能把理论误当为实践，不能因为西方民主有这么多理论，就认为它已经把理论变成现实了。它理论上的东西就存在于思想界，实践中有很多是没法落实到位的，因为有资本的利益在限制它。
第二个矛盾就是社会普遍利益的标榜与资本特殊利益代言之间的矛盾。它标榜的是民主代表社会普遍利益，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代表资本的特殊利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每一个试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新的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阶级更不例外，“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前宣布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阶级阶层与其一起奋斗，推翻封建统治。而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后，依旧宣称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甚至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旦普遍利益影响到资本的特殊利益，资本会毫无悬念地抛弃所谓普遍利益。
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很多政党在搞民主的过程中声称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但实际上一旦执政以后，他代表的都是极少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第三个矛盾就是民主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民主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给人们的表象似乎是文明的、文质彬彬的。有的资产阶级学者甚至认为，有了以议会制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下层阶级就无须再进行革命了，因为他们认为议会制尤其是议会中的下院已经成为了下层阶级意见表达的场所。英国学者拉尔夫·密里本德曾经讲：下院无疑是英国政治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其根据是，它的重要性并非源自于它拥有实权，而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十分珍视一切经过选举的原则，从而使政府具有绝对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对于遏制和约束来自于下层的压力来说，也许再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因为它使下层人士相信，没有必要去寻找革命的代替办法，用以进行任何必须改革的手段已经具备。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则认为，有了民主制，文明统治就开始了，资产阶级不需要再借助强大的武装来实行镇压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资产阶级民主制为了维护资本根本利益，在资本利益受到挑战的地方，它的野蛮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170年的历史来看，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来简单回顾一下。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巴黎的无产阶级为了把民主革命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在6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马克思说，“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无产阶级发动的六月起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革命侵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于是，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资产阶级采用武力镇压了无产阶级的躯体。被屠杀的起义者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而被放逐的达到15000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在1848年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反复说明“民主已经很文明”，但是随后就出现了法国二月革命的大屠杀。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巴黎公社。5月28日，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政权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屠杀了3万多人，逮捕了5万多人，很多行业的工人在巴黎绝迹多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资产阶级的急先锋梯也尔叫嚷到：“社会主义从此休矣！”他说，“巴黎遍地堆满了尸体。应当相信，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的教训。”
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清晰地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得每一次新危机，都是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
100多年以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本性是不是改变了呢?其实没有改变，因为其根本利益决定了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西班牙《起义报》2012年1月10日发表题目为《美国从“民主独裁”走向军事集权国家》的文章。文章指出，一些知名观察家——其中不乏美国的观察家——都认为，在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美国将成为“民主独裁”国家。另外一个学者，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乔苏多夫斯基的观点更为激烈，他认为美国成为一个“披着民权外衣的军事集权国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民主的本性跟它所谓文明的外衣之间的矛盾。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网站2014年1月1日发表汉斯·M·克里斯滕森的文章，题目叫《2014美国的核力量》。文章指出，美国现有4650枚核弹头，由超过800枚（架）弹道导弹和飞机投送。算上大约2700枚已经退役、但仍完好无损等待拆除的核弹头，美国的核弹头总数量为7400枚左右。据估计，这些储备核弹头包括大约2130枚作战核弹头，其中1150枚左右部署在潜射弹道导弹上，470枚左右部署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大约300枚战略核弹头部署在美国本土的轰炸机基地，近200枚非战略弹头部署在欧洲。再加上，美国国防部雇用了超过220万的雇员，军事工业特别合约公司雇用了360万工作人员。美国军事特约公司有很多，美国国防部特约的5个最重要的合约公司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雷神公司和通用电力公司。这5个公司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两千多家公司的军事工业资产达到近万亿的资产规模，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14财年收入达到454亿美元，雷神公司达到300亿美元。这样庞大的国家军事机器有效地捍卫了资本的利益，在国内使99%始终服从于1%，在国外使很多国家不得不依从于美国的利益。
文明的外表的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里面，不光有战略武器，还有众多国防部的雇员，还有军事工业公司，有这么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国内无论99%怎么反对，最后还得服从于1%。当年，华尔街的示威游行提出99%反对1%，最终的结果还得服从1%。在国外，有很多国家的利益不得不服从美国的利益。
第四个矛盾就是政治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与经济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法律的形式上，显得很平等，但它的结果在经济社会中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对此有系统分析。他说：“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真实写照。也就是，在政治上、在法律形式上，讲的就是自由的、民主的，但是在附带条件中、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这种自由民主是不断地被废除的。
在政治法律上，资产阶级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规定好像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缜密。但在经济社会所真正具有的权利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是无法与资本家相抗衡。例如，根据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上有权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可是，谁都知道，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请律师出庭辩护，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193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鲍威尔诉阿拉巴马州案规定，各州法院应免费为被控死罪的穷苦被告人提供辩护律师。大法官舒赫兰（1922-1938年任职）在判决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很多案例中，被告人倾诉的权利，如果不包括律师代为倾诉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就没有多大意义。”最高法官都已经看到问题所在。
美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不会自动兑现，而且会不断被资本和金钱侵吞。第6条修正案经过1932年鲍威尔案、1938年约翰逊案、1942年贝茨案、1063年吉迪恩案，似乎日益变成现实。1972年以后，美国各地只要是穷人因刑事罪被告上法庭，各级法院必须免费为穷人提供公共辩护律师。可是，由于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无情法则，公共辩护律师平均水平非常低的现象是很难避免。联邦和州政府支付给公共辩护律师的酬金，通常会大大低于那些非公共辩护律师办案的收费。例如，为O.J.辛普森被控杀人案作辩护的律师和刑事鉴定专家，每小时收费高达500美元。而199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私人执业律师的最低收费为每小时125美元。但是，根据阿拉巴马州法院1994年规定，公共辩护律师出庭辩护时的酬金仅为每小时40美元，承办一个案子所得的报酬不得高于1000美元。这样的费用能为穷人请到水平高的律师吗？其实是不可能，所以穷人的权利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可以免费提供辩护律师，但是政府提供律师的时候付出的费用非常少，所以你请到的可能就是水平相对比较低的辩护律师，在你的权利得到侵犯的时候，你不可能真正得到辩护。
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与经济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所以，我们看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仅看它的法律形式是怎么规定的，还要看它是不是能够从法律形式变成真正经济社会的事实。
第五个矛盾就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一直强调其民主制度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实质上，资本家的本质是强调自由特别是资本的自由，而只是在口头上高喊平等。因为对资本而言，最重要的权利就是自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就意味着自由贸易、自由交换。只要有所谓的自由，有自由贸易、自由交换，那么资本一定会得到最大化的利益。马克思在1848年1月作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就说：“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制度的产物。
这种“自由”给资本家带来无数的经济利益。所谓的自由交换、自由贸易、金融自由给资本家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这在当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莎拉·范·吉尔德是美国《YES!》杂志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编，她和她的员工在2011年底出版了一本题为《占领华尔街：99%对1%的抗争》的书。书中就提到了美国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导致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来自所谓的自由。她明确指出：“当前的经济体制就在于将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重新分配给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富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披露的数据，从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间，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275%，而处于金字塔底部那20%人群却仅增长了18%。”书中还谈到，尽管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亿万富翁的金融财产、最盈利财团企业的闲置资金到现在依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福布斯》杂志富豪榜里面统计的上千名富豪的总财富已经达到六七万亿美元的规模，创下了历史纪录。他们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很多国家的GDP，如果是6万亿美元的话，基本上可以排在世界第四或第五。这就所谓自由贸易、自由交换、金融自由化给这些少数的富豪带来的利益。
这种自由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损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发表的题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的文章表达了与上述观点相同的论点，他认为，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国落后于小布什曾经嘲笑过的“老旧”、“僵化”的欧洲国家，这方面可与美国比肩的是存在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
所以，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中，少数人所谓的自由跟大多数人要求的平等之间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矛盾。所以，自由与平等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存在内在的冲突，而且这种内在冲突是由本质决定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所谓自由跟平等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并不是像有人讲的“资产阶级西方价值观多好”“自由平等博爱好像完全融在一体”。其实，反映出的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不能兼容性，有资本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大多数人的平等。这就是西方民主的非常大的内在冲突。
第六个矛盾就是民主的眼前性与长远性之间的矛盾。西方民主由于其本质的缺陷，无法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看的很多都是眼前，要照顾到眼前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决策效率低下，而且看不到长远，形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讲的“民主已死”的局面。这是托尼·布莱尔2014年12月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时讲的。他说：“现代治国面临一道离奇的悖论，现在西方国家治理国家的时候有一个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所以，在变革面前，西方政治家们往往退避三舍，导致选民对民主政治的进程大失所望。”2014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出版的《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以及经济如何衰亡》一书中强调，三权分立的西方议会制度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大，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眼前性跟长远性的矛盾。他说，“在西方政治家看来，‘民主’就是人们在投票箱投票，是人们选出代表发表演说，是在大礼堂进行选举。但是，仅凭借这些还无法让民主从天而降。”大礼堂式的选举带来的是利益的分裂、社会的断裂，整个国家形成不了共识。形成不了共识，最根本的是集体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就是资本利益跟大众利益之间的内在矛盾，所以很难形成共识。不能形成共识，就造成很多问题看到的都是眼前的利益，考虑的是今天我能获得什么，而不会考虑到整个国家民族和大众的长远利益，往往牺牲长远利益来满足眼前的东西。
所以，从六大矛盾来看，资产阶级民主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西方民主，正因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故而几百年以来的发展带给世界人民很多灾难性的东西。
第一，所谓民主的国度发源于殖民掠夺和奴役贸易，是以世界人民的血泪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西方的民主制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殖民掠夺，才建立起政治体制。西方自由民主的发展是以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人奴隶为基础的。16世纪，西班牙人对拉丁美洲和印第安人的征服是十分残暴的。玛雅人就写道：“白人老爷们来到我们的土地上，他们带来了恐惧，使花儿凋谢。为了让自己的花朵开放，他们摧残了别人的花朵。”这种所谓的殖民主义在非洲贩卖黑人奴隶，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行径。这种野蛮行径来自于资本对利润的渴求。贩奴商人出航一次，一般可以获得100%-300%的利润，甚至有的利润高达1000%。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奴隶贸易使资本敢于践踏人世间一切法律、一切人权，一切所谓的自由民主。据黑人著名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估计，被殖民主义从非洲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人奴隶，16世纪为90万人，17世纪为275万人，18世纪为700万人，19世纪为400万人，共计约1500万人。这只是活着到达美洲大陆的奴隶的人数，在运输过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数更是达到活着人数的数倍。很多学者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至少损失了五千万以上的人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亚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全球分裂》一书中就悲愤地指出：“贩卖奴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从非洲内陆最初劫掠的奴隶几乎是最后在南、北美洲登陆的奴隶的4倍。算来一共糟蹋了4800万，差不多全是生产力旺盛的青壮年。”这使非洲的发展陷入了几百年的停滞状态。靠着掠夺和贩卖黑奴，殖民者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工业开始发展起来，民主政治也开始完善起来，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在西方盛行开来。
资本并不满足于此。从18、19世纪开始，殖民主义者以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文明为名，依靠军事扩张，占领世界市场、倾销本国商品。利用奴隶贸易获得了很多的钱，完善了经济基础，也完善了上层建筑，使所谓的议会制、民主制完善起来，然后又反过来以“输出自由民主”为名，进行军事扩张，占领其他世界市场，倾销本国商品。
第二，所谓民主的国度对印度倾销棉纱带给印度累累白骨。
1818-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的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控制下，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3万人左右，无数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的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为了使白骨累累的印度平原显出一些温情脉脉，殖民主义者口里念念不忘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一方面说我们给你自由民主人权，但是另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权来保护殖民者在殖民地攫取的各种特权和法外治权。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在本国的时候，还有点文明的伪善，野蛮的本性被民主给伪装起来，但是一到殖民地国家，这个民主完全就变成赤裸裸的野蛮掠夺。
第三，所谓民主的国度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带给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悲惨命运。
英国为了获得中国的茶叶，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进行鸦片倾销。这种倾销都是英国议会作出的决定，就是所谓民主讨论，在议会中讨论，议员作出决定要对中国进行鸦片倾销，这就是“民主”的结果，跟其“民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2000箱，1820年为5147箱，1824年为7000箱，1824年为12639箱，1834年为21785箱，1837年为39000箱，1856年已经超过56000箱。1856年输往中国的56000箱鸦片总值为3500万美元，是英国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1/6。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吞没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但鸦片贸易这两点都做到了，不仅侵蚀中国人的肉体，而且腐蚀了中国人的思想。鸦片贸易带给中国的灾难，就是资本的本性在民主的掩盖下给中国带来的。鸦片贸易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两点，依靠的一方面是坚船利炮，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民主人权来开言、坚船利炮开火，最后达到鸦片贸易的结果。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直接就讲到了英国说的人权完全就是英国资产者的财产权，他们把中国人根本不当做人来看待。马克思说：“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间，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这种掠夺都是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掩盖，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为特征的。它们通过表面上平等、实质上极为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取得种种特权。
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侵犯了印度很多人的权利吗?他们一方面在英国讲人权，但一到殖民地就不讲了。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在1924年写过一本小说，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叫《印度之行》，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谈到了英国的民主怎么毁坏印度。在整个殖民时代，印度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景象：一边是宗主国资本的自由民主，一边是殖民地人民的眼泪、鲜血和苦难。
第四，西方利用民主人权输出，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输出的是政治混乱、民族仇恨、国家动荡。
几十年以来西方不断输出民主，产生了很多的恶果。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把有些国家看作是输出民主和良治的典范。五年以前，西方国家说马里是输出民主的典范。20多年来，马里搞了多党制，大量援助资金纷至沓来。但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马里始终没有摘掉非洲最贫困国家的帽子。2010年，马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00美元。这实际上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讽刺，给了这么钱，最后这个国家还是动荡不已。美国宾州大学爱德华·曼兹菲尔德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杰克·史奈德教授合写过一本书叫《选举到纷争：为什么正在出现的民主国家走向战争》。这个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引起了很多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比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这并不是全部。民主人权在西方国家输出以后，造成的仇杀每天都在世界范围上演着。
除了最根本的资本利益的输出，“民主输出”还输出了所谓的一些价值观，比如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这一理念造成很多人流离失所。输出民主，又输出“人权高于主权”带来了很多问题。“人权高于主权”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在民族不独立、国家无主权的情况下，人民的人权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因为权利来自国家制定的法律，它反映了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长期殖民主义的统治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一个国家丧失主权，人民就没有尊严和地位，更谈不上人权。没有主权，就没有安居乐业的环境，更没有充满欢笑的家。家没有了，遮风避雨的茅屋都没有，何谈人权?1999年，为了发动科索沃战争，西方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牌，结果是什么呢?就像有的学者所讲的，到2000年底，在东欧这些国家里，所谓的转型只不过是西方的Bank（银行）取代了苏联的Tank（坦克），美国的M（Macdonald麦当劳）代替苏联的M（Missiles导弹）。所谓转型就是这些，西方的银行进入东欧很多国家，在东欧银行业，外资控股比例最高的达97%，最低的也超过50%。人民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社会福利，而且忍受着西方资本的多重盘剥。达伦多夫在《欧洲革命反思录》中讲：“政治民主化与制定宪法，6个月足矣；市场经济转型，6年左右；至于公民社会的出现，至少60年。而每一次革命之后，通往新的繁荣之路都必须经过泪谷。”这些国家用60年或再长的时间也不一定出现他们想象的繁荣。而通往繁荣之路上的“泪谷”怎么出现？就是因为资本的所谓民主人权带给人民的痛苦。被西方输出民主搞乱的国家和人民，很多都是浸泡在泪水中。
现在更是这样，有两件事可以反映。一件就是一个叙利亚难民小孩挨打。土耳其《沙巴日报》网站7月23日报道，从叙利亚逃难到土耳其的11岁小男孩沿街贩卖纸巾，却遭到一家饭店老板暴打。挨揍的小男孩阿贝德是无数叙利亚难民家庭中的一分子。一家人全靠阿贝德卖纸巾的收入以及慈善机构的捐款勉强度日，他跟他的亲戚们一共12个人挤在破旧的两居室的房子里。从2011年叙利亚受西方民主影响发生内战以来，土耳其已经接纳了超过180万的难民，土耳其政府已经为接纳叙利亚难民耗费了将近50亿美元的资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叙利亚难民跑到土耳其去？不就是西方多党制、西方的民主要输出到叙利亚去，带来了整个政局的不稳，国家发生内乱。本来叙利亚在中东地区是一个发展不错的国家，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就有180万难民跑到土耳其去。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默克尔与难民对话。德国政府7月16日在北部城市罗斯托克举办主题为《我在德国挺好的》的谈话节目，邀请多名青少年参加并与默克尔互动。在问答环节中，一名来自巴勒斯坦的难民女孩向默克尔表达想留在德国生活的愿望。这名女孩名叫丽姆，现年13岁，和家人4年前来德国避难。由于未能获得合法居留身份，他们即将被遣送至黎巴嫩的难民营。丽姆拿起话筒，微笑着用流利的德语说：“和每个人一样，我也有梦想。我想上大学，这就是我的梦想。看到其他人享受生活，我却不能，这非常痛苦。我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不过，丽姆的梦想随即遭遇默克尔“冷水”。默克尔一脸严肃，回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时，政治就是很残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有成千上万人。如果我们说‘你们都来吧’、‘你们都从非洲来吧’，我们将无法承受。”
谁造成的这种局面？谁造成黎巴嫩的巴基斯坦难民营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现在的输出民主。输出民主，造成这么多国家的混乱，造成这么多的难民。所谓“政治是很残酷的”，其实就是反映了西方民主的残酷性，你造成这个国家的动荡，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难民，结果你说“政治是很残酷的”。
以上这几件事都反映了西方的民主输出带给世界人民确实很多灾难性的东西，一定要认识到西方民主的本质、内在的矛盾和带来的后果。
我们看待西方民主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一，一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最广大群众的利益角度来看待西方民主。如果你站在有产者的利益角度，就会得出结论：西方国家的繁荣发展是由于这些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于资本对于劳动者的贪婪剥削和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灾难性劫掠，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助长了这种剥削和劫掠，资本试图用自由民主人权一类温情脉脉的话语来掩盖其昭彰的罪恶。被称为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就指出：专制性质的殖民地政府会比民主共和政府更能保护奴隶的利益，他说民主共和更有利于资本的统治。亚当·斯密指出：“法律，就其能给予奴隶一些微弱的保护使之不受主人虐待而言，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专制政府的殖民地，比在一个完全自由的殖民地执行得更好一些。”他说，“在共和制下，没有一个地方长官有足够的权威去保护奴隶，更不要谈惩罚主人。”也就说，民主制度恰恰是最适合资本进行统治和剥削的制度。
所以，你必须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偏离了人民群众角度，你要站在资本的立场，你就很难正确看待西方的民主。只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只站在资本的立场，你就看不清西方民主的本质和它的内在矛盾。
第二，看待西方民主应当有历史思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具体地分析西方民主的发展。有些人忘记了历史思维，把西方民主制度当作是天然的东西，不去回顾历史，认为今天西方民主从来都是这样的，不去研究这些制度在400年前的历史状况、300年前的历史状况和200年来、100年的历史发展，认为西方民主一产生就是“巨人赫拉克勒斯”或者“大力士参孙”。实际上，看待西方民主，一定要有历史眼光，就像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讲道：“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当然对民主也是一样，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考察自由民主也是这样，看历史上什么样，怎么产生出来，产生出来经过什么阶段，发展到现在是怎么样，这就是基本的历史联系。这个观点对我们分析西方民主非常重要。
实际上，西方的民主制度发展得非常的缓慢。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英国选举制度规定农民拥有年收入40先令以上者的田产才有选举权，而那时候能够达到40先令的非常少，只占人口的5%都不到;过了近200年，1867年的改革进一步降低了选民资格，法律规定，各郡凡年收入5英镑者均拥有选举权，城市中租用不带家具的住房在12个月内付租金达到10英镑者也有选举权；再过了50多年，英国1918年的《国民参政法》才让30岁以上的妇女拥有了选举权。法国在1791年确立的选举制度，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所谓积极公民就是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的人，积极公民只占所有公民的25%，只有他们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过了半个世纪，在1848年革命中，由于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同年3月2日，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决定实行男性公民的直接普选；再过了100年，到了1944年法国妇女才获得普选权。美国在1787年费城制宪期间，是把奴隶制度包含在所谓民主人权之中的，那时候还承认民主人权就是要有奴隶制度。美国学者鲍恩在《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一书中说：经过争论，制宪会议代表“最后，大家协议，宪法继续允许奴隶进口，直至1808年为止，以后就予以禁止。”也就是说，当时可以继续进口奴隶，进口奴隶是合法的，到1808年以后就不合法。实际上，美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现代奴隶制度的变种。1964年，美国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取消了选民人头税及其他税种的限制。
所以，我们要看到西方民主的进程是非常慢的，不是像他们讲的一开始就是这么美好的。它的选举权的获得，一方面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另一方面是经过广大的劳动阶级不停革命、不停斗争才获得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发善心给的。如果没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没有1848年革命，没有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等一系列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普选权的进展。
所以，对于西方民主，我们要从历史眼光来看，一定看到它的民主发展是非常慢。不像社会主义国家，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选民很快就获得了普选权，男女获得同样的普选权，不是社会主义建立了一百年，才慢慢一点一点地给。资产阶级由于财产权的限制，一点点地给，慢慢经过两三百年才有进展。
看待西方民主一定用历史眼光。不能把它现在取得的成就当作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的。一定要看到这个历史过程中的复杂性，一定要看到资产阶级不会自动把民主给劳动阶级，而且真正的民主都是经历了复杂的斗争、经历了革命的进程，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把西方民主从一开始就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西方的民主一开始产生是非常软弱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革命的斗争进程中，没办法才给广大群众的一些权利。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防止金钱政治的出现。现在很多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出现了所谓金钱政治。选举民主已经出现了“金主政治”——金钱在作主。这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要注意的，一定不能让金钱左右。
西班牙知名记者、经济学家和畅销书作家纳波莱奥尼2011年9月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讲：过去20年，西方民主一直在为金融寡头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西方民主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一直在讨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的形式，搞了很多的民主，为什么就解决不了问题呢？实际上正如纳波莱奥尼所说的因为你本身已经成为寡头政治的一个工具，你解决的只能是寡头政治的一些利益诉求，不可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利益诉求，更不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美国《旗帜周刊》高级主编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认为，美国政治早已被华尔街巨头牢牢绑住，民主党比共和党人甚至更加依赖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资助，政客们对于金融寡头的效忠正变得体制化，这一局面使得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必然先天不足，甚至可能使监管变成一纸空文。
法国学者黑弥·艾海哈于2011年10月13日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演讲时候谈到政治的“金粉化”。他说：整个金融的操作，其数目极其庞大，其手段极其复杂，已经超过人类所能想象的程度。那些天文数字，那些迷宫一般的操作手腕，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么庞大的金额和操作机器，却只落在非常少数的几个头身上。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十五人集团”。跨国银行的寡头在操控着地球，这些寡头大多数人都在美国，就是这些人在玩弄整个金融体系的衍生品。他们利用控制的金融体系来控制世界的政治和各国的政府权力。
西方民主政治的金钱化确实是非常大的问题，已经变成了金融的一个工具。所以，西方很多学者讲，西方民主政治正在变成所谓的金主政治。这种政治带来的问题：第一，金融的寡头是不可控制的，这带给社会很多的问题，包括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在内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金主政治在作怪。第二，很多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但很难去挽救它的这些危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钱政治造成的少数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所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出现一些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党内生活中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也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会利用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把渗透到党内的商品交换原则坚决控制住，坚决反对腐败，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全面从严治党，在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就可以防止政治出现金钱化的风险，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住在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所谓金钱化的东西，尤其西方民主出现的这些问题。
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现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一是要扎扎实实立足于国情。这个国情既包括我们共产党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来几十年探索的国情，也包括我们现在面临的国情，还包括面向未来的国情。第二，我们要看到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绝对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给国家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带来很多问题。第三，西方的民主政治中也存在一些合理的东西，我们还要吸收借鉴。我们分析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在矛盾，分析问题的本质。从本质上、整体上，西方民主模式不是我们要搞的，我们也不会去照抄照搬，但并不是彻底全盘否定。西方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对权力的制约，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当然我们不会照抄照搬所谓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但可以吸收借鉴权力制约的有价值的东西，把权力制约的理念融合到我们的政治体制中来。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我们要做的，利用我们的制度、利用我们的体制把权力关进来。再一个就是民主政治中的阳光化。在民主政治过程中，我们的权力要阳光化、公开化，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再一个就是法治化建设，我们的民主政治需要法治化。同样，西方在发展过程中民主权力的法治化建设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所有的政治权力要通过法治化来确立。所以，我们在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很多政治制度要不断进行法治化建设，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的政治体制都有法治化的问题，通过法治来健全我们的民主政治。西方民主政治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的借鉴，但我们不会照抄照搬，所以看待西方民主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总的来看，西方民主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我们要看到它的内在的本质，也要看到它的内在矛盾以及带来的问题。同时，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要有清醒的眼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指导我们，搞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走得更加顺利，走得更加畅通，让我们民主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健康，既推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要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加广泛的民主权利。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宣讲家网”，配图选自“中国日报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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