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在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第一场活动就是前往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凭吊在使馆被炸事件中英勇牺牲的3位烈士。这是国家元首17年来的首次凭吊！
这不禁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17年前，那次震惊中外的轰炸事件，在当时至少开辟出两个“战场”。一个是外交战场，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展开正面厮杀；另一个是舆论战场，不仅包括官方媒体之间的唇枪舌战，同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也将千千万中国老百姓愤怒的声音传向全球。
17年后习大大的这次凭吊，使我们有机会再次思考：美国野蛮轰炸的背后，埋藏着怎样的政治哲学问题。法意今天推荐一篇甘阳先生在事件发生后撰写的评论，文中精彩分析了美国自由主义中存在的道德败坏和道德虚伪现象。
法意感谢甘阳先生授权法意网络首发，原文写于1999年5月14日，后收入随笔集《将错就错》。
还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以前，哈佛大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贝尔科维奇（Peter Berkowitz）就曾发表“自由主义与科索沃”一文。他本人虽然赞成出兵，但却强烈质疑美军采用高空高速轰炸机狂轰滥炸的合法性。因为他认为，这种轰炸方式无非是为了避免美机被击落，但同时却必然造成大量南国平民的伤亡。这实际表明，美国方面为了确保任何一个美国士兵的生命而可以不顾无数南国平民的死活，从而使美国完全丧失了自己出兵的道德根据。因为美国出兵的唯一根据是所有人都应享有同等的人权，因此美国有权出兵维护美国以外的人类的人权，但当美国用兵时，却又明确地把美国的一条人命置于别人的整个社群存活之上，这当然只能表明美国人的道德自相矛盾。
贝尔科维奇著有《品德与现代自由主义的生成》（Virtu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主张自由主义不应该放弃要求人具有高尚品德。他的这篇文章则实际上是批评今天的美国人已经没有“高尚的品德”（noble virtues），因为美国人不敢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美国人标榜的道德原则，却不惜牺牲无数他国平民的生命来标榜自己维护人权。我们不妨说，美国对南国的野蛮轰炸说到底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深层“道德败坏”（moral corruption）。正是在这里，我以为必须强调，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野蛮轰炸以及中国记者与平民惨遭屠杀以后，中国学生和中国民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并不是什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美反西方”，恰恰相反，中国人反的是美国的战争机器，反的是美国政府“强权即公理”的霸权外交，反的是美国媒体堕落为美国战争宣传部，反的是美国和西方的“道德败坏”！美国媒体现在大肆渲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反西方”运动，力图在美国和西方民众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学生和中国民众现在都走上了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的道路。 中国人中的一些败类也跟着鹦鹉学舌，宣称中国学生和民众都是被中国政府所利用来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是极端可耻的宣传，因为事实上中国学生和中国民众决不是在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和西方日益以人权的名义滥杀无辜，以自由的名义奴役他人，以民主的名义施行暴政！中国学生和民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因此有必要提升到更高的道德基础上来认识。今天的中国人要理直气壮地强调：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并不是美国和西方的专利品，恰恰相反，中国人有充分的道德根据从自由主义的高度来挑战美国和西方的虚伪道德，因为中国人的反战意识事实上恰好突出了晚近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战争的关系。 将近四年前，即广岛轰炸五十周年时，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泰斗罗尔斯曾发表“广岛五十年”，认为美国当年对广岛核轰炸乃“罪恶滔天”。当时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曾经为此发生一场大辩论，结果是社会各界压倒性地反对为核轰炸作辩护，迫使美国联邦邮政总署收回发行纪念所谓“核胜利”五十周年的纪念邮票。罗尔斯的文章特别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两种虚无主义论点。一种是认为战争就是下地狱，因此任何事都可以干；另一种则是认为战争中人人都有罪，因此无人有权指责他人。这两种虚无主义论点在罗尔斯看来都适足瓦解文明社会的全部基础，因为在他看来文明社会的全部根基即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作出道德的权衡，即什么是可以作的，什么是不可以作的。罗尔斯所要提出的中心问题因此就是：一个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在战争中所必须遵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是什么？他特别强调，不但广岛、长崎的两次核轰炸，而且在此之前美军对东京等城市的轰炸，都是极大的罪恶，因为它们逾越了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应遵循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亦即逾越了战争不应以平民为目标这一最基本的道德约束，反而肆无忌惮地大规模轰炸人口高度密集的都市。罗尔斯和其它许多学者当时都特别指出，美国之所以会作出在广岛投掷原子弹这一疯狂行为，其前提是一种新的战争观在此以前已经形成，这就是轰炸城市、轰炸平民已经成了战争的常态。尽管在1939年美国尚未正式参战时，罗斯福曾呼吁欧洲各国避免轰炸平民居住区这种野蛮行径，但后来盟军包括美国都日益把轰炸城市当成了最基本的战争方式，从而造成事实上无法区分士兵与平民、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这就是所谓“全面战争”（total war），亦即把敌对国全体居民作为战争对象来对待。这里特别需要一提二战后期盟军方面三次大规模的城市轰炸。首先是1943年的汉堡大轰炸。汉堡是当时德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当年7月25日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七百二十八架飞机以炸弹和燃烧弹混合大规模轰炸，全城顿成炼狱；两天后英国再出动七百八十七架飞机以同样方式再炸，事实上已无异于屠城，以致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哈特（B. L Hart）当时就尖锐指出：“如果文明的捍卫者们只能把自己的胜利建筑在以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去赢得战争，那岂非文明本身的极大讽刺？”其次则是1945年英美空军联合轰炸不设防的非军事城市德累斯顿——欧洲巴洛克艺术及建筑名城。当年2月13日先是英国空军七百九十六架飞机连续两次轰炸，第二天则美国空军三百十一架B-17轰炸机再炸，德城夷为一片废墟，其惨状使丘吉尔本人都觉触目惊心，从而有其名言：“我们都成了野兽了吗？我们是否炸得太过分了？（Are we beasts？Are we taking this too far？）”但德累斯顿轰炸无非表明：轰炸城市已经被全面合理化、合法化，从此以后平民与军人、城市与战场的区分已经荡然无存。因此毫不奇怪，德城轰炸后不到一个月，1945年3月9日凌晨，美国就对人口密集的东京发动了更恐怖的大轰炸，结果一次就炸死八万三千多人。随后，日本所有大中城市均成为美军轰炸目标，只留下两个城市即广岛与京都——其原因恰恰在于美国已经内定这两个城市用作原子弹轰炸之用！我们知道，盟军在二战中是正义的一方，但尽管如此，罗尔斯等都强调，从汉堡、德累斯顿，到东京，再到广岛的轰炸仍然是极大的罪行，不能在道德上被辩护，因为这种把轰炸平民和中心城市合理化的行为事实上无异于蓄意谋杀平民。而且正因为如此，轰炸者必然要采取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极力回避他们本来必须正视的重大伦理问题，亦即一方面轰炸者非常清楚地知道轰炸城市必然造成对平民的屠杀，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力图不仅要使别人相信，甚至也要自己相信，这种轰炸不会涉及平民，这就必然使自己日益陷入极端的道德虚伪。决定使用原子弹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这方面正是一个典型例子。正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主任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在一篇著名研究中指出的，杜鲁门一方面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有关原子弹功能的各种细节并惊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武器，足以毁灭人类，但同时他却在日记中说“我已批准使用原子弹用于摧毁军事目标，而非用来对付妇女儿童”。伯恩斯坦教授对此评论说，杜鲁门在这里完全是在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因为他太清楚广岛核轰炸将导致大批妇女儿童死亡，这对于他自己在意识层面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下达的命令不是针对妇女儿童，而是以纯粹军事目标为对象；由此一来，妇女儿童大量死于原子弹对他似乎也就变得心安理得了。笔者个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上述大辩论后不到四年的今天，美国政府竟然纠集北约十几个国家肆无忌惮地对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贝尔格莱德进行迄今已经将近两个月的轰炸。而且在轰炸了中国使馆、屠杀了中国记者和平民以后，美国从克林顿以下竟然没有人有任何犯罪感和道德忏悔意识，竟然没有人有勇气承认这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现在美国媒体更反过来把一桶污水倒到中国学生和中国民众头上，诬蔑中国人的所有行为都只能证明他们是极权国家的产物，是以民族主义对抗自由民主人权，云云。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里还有一类人物随着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作出种种丑态，唱起一种新的“凡是歌”，歌词大意无非是：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紧跟。他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象他们一样，努力作一个好奴才！然而，西方媒体任意欺瞒天下的时代已经终结。今天的中国人知道，他们是在堂堂正正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所有平民的尊严！中国人反对的不是美国也不是西方，而是反对美国和西方以自由的名义奴役他人，反对美国和西方以民主的名义施行暴政，反对美国和西方以人权的名义滥杀无辜！
书目：《将错就错》作者：甘阳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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