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6-07-16
PKU法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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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已经走了很久，这一话语体系建立了完善的价值观和表达途径，但同时也有明确的倾向和自利性。这种话语体系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之下显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引发各界的思考。法意编译今天推送的文章源于一位曾在英国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国际法学者的文章，原文题目为：《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际法（Ideology, Ge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载于《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6年3月8日期。本文通过阐述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较量，深刻批判了西方世界深入骨髓的霸权逻辑，并强调应当通过力量平衡支配下的国际法观念，来发展真正的平等国际秩序。
冷战后的世界，许多人都在期待进入以公正解释和适用法律为基础的国际社会。但塔林大学（爱沙尼亚）国际法教授瑞恩·穆勒森（Rein Mullerson）认为，当前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是与国际社会单极化，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不断扩张，而非西方世界渐渐丧失抵制和反抗能力的状况，因此当下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表面上主张平等，但实质上只是西方霸权的伪装。为缓解这种局面，作者主张世界必须进入一个更平等的形态，以便达到多极化和力量平衡的理想状态。
首先，作者批评西方普遍人权伪装下的霸权逻辑，指出西方世界长期进行自由、人权的文化意识形态输出，并通过各种“文化洗脑”方式将其灌输为政治正确，从而使得人们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和自觉。借着今天全世界为全球化所做的努力和英语的广泛传播，西方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人们也惯于接受人权和人道是西方价值的核心。而这种普世人权和人道的另一面，则是西方世界对其他世界的不宽容和不同情，以至于在表面的多样诉求下处处凸显着事实上的霸权逻辑。正是因为此，西方的主流媒体和整个教育体系可以支持文化、文艺、烹饪上的差异，而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体系的差异则是西方的禁区。在西方体系中，任何非西方民主派或没有努力装作西方民主派的人，待遇都像不愿假装自己做合法生意的毒贩一样；同时也有许多人假装是自由民主派但事实上并不清楚自由民主意味着什么，或只是为了获得主导力量的支持。
△ 西方霸权式文化输出使得人们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和自觉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政治正确话语，作者认为这种自我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麻痹，它存在的土壤是任何语言和文化生存都必须依赖的文化洗脑。作者指出，语言和文化都不是中性的，每一种成形的社会背后都有理论支持；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很多人甚至不多考虑，认为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就是受到了洗脑。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洗脑，学得越多，受洗脑程度越高。作者进一步引述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观点写道：一个国家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付政敌，就绝不是为了人道，而是为了寻求对付敌人的通用概念。人道主义是公正扩张的有效工具；而藏在人道主义道德价值背后的是经济帝国主义。这提醒了我们蒲鲁东（Pierre-Jodeph Proudhon，法国哲学家）的话：所有提起人道主义的，都是想作弊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西方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而最能敏锐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就是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作者认为，欧洲的文明和认同长期在欧洲-大西洋（或称亲美）叙事和欧亚主义（或称亲俄）叙事之间摇摆。这其中，欧洲-大西洋叙事的宣传系统明显要更加老练。这一叙事把俄罗斯设为敌人，认为俄罗斯的媒体只是为了宣传，而西方媒体则是为了寻求事实。每当俄罗斯的宣传机构开始运转，欧洲和华盛顿就立刻提出反对。只要“俄罗斯有宣传”欧洲就有“信息政策”，或者强调说“与西方媒体不同，今日俄罗斯（俄罗斯一英文电视台）根本不关心真相”。如果说在冷战期间，出于美苏两极对抗的需要，欧洲最终选择加入美国阵营，从而将俄罗斯彻底丑化为意识形态的敌人的话，那么在当今“去美国化”的政治现实下，主导西方的欧洲-大西洋叙事已走得太远，其叙述与现实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鸿沟，导致许多人开始怀疑西方政府是不是可能永远是正确的，而被西方作为敌人的俄罗斯等即使在做正确的事时，依然是错误的。
△被西方作为敌人的俄罗斯等即使在做正确的事时，依然是错误的。其次，这种西方霸权表现出一种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国际政治版图，这种巨大的不平衡性使它始终酝酿着冲突，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带来巨大威胁。作者引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的话指出：西方文明化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自由民主团体认为自己是优胜者，同时又害怕失去自己优越地位和随之而来的舒适生活方式；那些想要成为西方人的人为了获取西方生活方式的利益而积极模仿。而那些嫉妒西方又无法在其中找到容身之处的法西斯虚无主义者就转而憎恨西方，并产生毁灭倾向。这种情况下，潜在的毁灭威胁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的西方希望通过推广个人主义达到世界社会的和谐，却在同时压制社会间和意识形态间的不同。由此，国际社会整体看起来越来越和谐，而单个社会之间却冲突越来越多。全球化过程，尤其是人为的社会同质化程度的增加，不只带来了人类历史同质化的问题，同时也对人类社会某些共同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作者指出，欧洲目前的难民危机就是这种不对称性引发的灾难，西方世界一方面武断地发动了对中东地区的多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同时又不负责地试图摆脱掉由此引发的难民责任。对叙利亚难民问题，西方观点一致认为入侵叙利亚的行动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所以是正当的，其结果的不如意是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从中作梗。但事实上，西方最初应当考虑的是，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授权此类行动的权力。而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其实是全球化和个人主义发展的自然现象，迁徙也是人的基本权利。当前的移民潮，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化近程中的国际不平衡。对此，欧洲应该做的是真正将进入欧洲的移民本地化，并建立有效的过境规范，同时也要通过真实有效的努力解决当前的全球经济、政治不平等问题。
最后，作者认为应通过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来缓解这种不对称性给西方世界造成的道德灾难，并主张力量平衡成为国际法的基础。
作者首先指出整体化的世界格局存在混乱、帝国和力量平衡三种模式。混乱是最差的可能性。没有有效的力量，会出现混乱，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开始，国际社会就一直在追求以法律规制寻找排除混乱的途径。而在帝国模式中（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小国往往没有什么说话的地位，且正如盖伊·麦坦（Guy Mettan，瑞士媒体俱乐部主席）说的：一个势力在达到和谐之后，例如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帝国，总会有建立永久霸权，并摧毁所有对手的倾向。在否定这两种模式之后，作者认为多级平衡模式是最佳的选择，虽然看起来在谈判桌上，小国似乎没有多少话语空间，但正如伦敦国王大学国际法教授崔佛斯·特维斯（Traves Twiss）写的：皮鞭平衡的原则是根据交易体系设计而来的，可以保证力量较小的特定的国家存在有力量对抗强大的国家。当某个大国明显开始压制自己的弱势邻居之时，小国也会得到其他强国的支持。在这样的体系中，任何试图获取绝对安保的国家，就不仅是在威胁他国安全，也是在威胁自身安全了。
△应通过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来缓解不对称性给西方世界造成的道德灾难，并主张力量平衡成为国际法的基础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深知国际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与那些乌托邦式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优化世界的观点要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基辛格曾强调：如今要达成真正的世界秩序，国际社会成员在维护自身价值的同时，需要寻求第二种国际化、结构化、公正化的，可以为全世界所公认的秩序概念。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就是根据现实情况修正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两极世界体系的终结，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快速发展都标志着世界均等化正在加速实现。从各种校对看，这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对于欧洲，法国的前首相也认为“结束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无意义又危险的冷战是必要的”。法国20位前任高级外交官也表示：“在做大西洋的最优秀学生的路上，法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没有新俄罗斯的欧洲大陆是不完整的，一个强大的法俄关系是欧洲平衡的关键，牢固的巴黎-柏林-莫斯科联合保障欧洲安全的必须，甚至是避免出现中-美两极化世界的必须。”
至于力量平衡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作者认为它当然首先是一个政治原则，但同时可以成为国际法的政治基础。国际法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政治特性，当力量平衡的元素成为国际法条文中神圣不可调整的条款时，平衡原则本身也就会成为国际法的基本支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