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推荐 | “政变事小，历史事大”，听殷之光讲讲现代土耳其的由来
昨天，土耳其当局宣布已经平息15日晚的军事政变，逮捕近3000名渉事嫌犯，同时政变至少导致256人丧生。虽然尘埃落定，但对于此次政变的评论和分析还在继续，一些观点甚至认为政变是埃尔多安设的局，其背后有更复杂、更隐秘的政治动机。
但无论如何，政变事小，对土耳其居民来说安居乐业才是大事，而对于我们来说，了解政变背后现代土耳其的发展进程，并由此回到我们自身，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才是大事。
法意今天推荐一篇殷之光老师曾经的发言记录稿《从立宪到革命——奥斯曼帝国崩溃的世界史意义》，为我们呈现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的历史画卷。发言出自2015年8月份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和经略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康有为与世界秩序转型”讲会。法意感谢殷之光老师授权推送！
从立宪到革命——奥斯曼帝国崩溃的世界史意义
文 / 殷之光
殷之光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助理教授，剑桥大学博士，经略研究院编委。
殷之光副教授上来就点名主题的含义。为什么要讲土耳其？实际上是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的问题与当下中国的问题很相似。土耳其当时是农业国，面临欧洲列强扩张和俄罗斯帝国的双重压迫。土耳其采取的变革方法也是立宪、变法。这与1840年中国的情况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历史相似，而是19世纪非欧洲帝国在以民族国家主权概念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自我转型的问题。这一转型的一个表现是工业革命，而另一个更为深远的转变则是依照欧洲主权国家制度模式进行的立宪变法改革。
△ 克里米亚战争
这场19世纪世界秩序大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是随着殖民贸易而日益扩张的欧洲的权力边界。而在工业革命支持下的现代军事技术也为这种欧洲主权国家权力边界的世界扩张与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以欧洲殖民霸权扩张为基础形成的现代世界秩序，其副产品是一种以欧洲/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史叙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为什么一场开始旨在处理欧洲事务的战争能够成为“世界”大战？这与奥斯曼帝国参战有密切关联。作为传统英国保护国的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初期倒向德国。在俄国沙皇请求下，英国政府联合其殖民地军队，决定开始在达达尼尔海峡开辟一条新战线。而加里波利则是能否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关键。加里波利战役（Battle of Gallipoli）开始于英军及纽澳军团在海丽丝岬（CapeHelles）的登陆战。在这场残酷的登陆战中，英军阵亡超过3800人。时至今日，在西方对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中，加里波利战役的失败仍旧占据着欧洲现代历史叙述的中心。
↑殖民贸易的繁盛→贸易中使用的船只
换一个角度，海丽丝岬登陆战中，奥斯曼守备军则付出了14000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在这场加里波利战役中，奥斯曼帝国的指挥官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这场让奥斯曼帝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的胜利，从另一个角度却造就了凯末尔这一现代土耳其人民族国家的国父。在这种霸权的现代历史叙述背后，潜藏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秩序与认识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
在此背景下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就是模仿欧洲强者的改革。一是通过工业革命调整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二是通过变法调整帝国内部原有的土地关系与制度结构；三是通过建立议会试图以代议制模式来调整境内族群间关系。这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立宪运动，从根本上将原本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乌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政治体系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在议会政治模式下被进一步强化的民族差异及其利益纠纷。
康德创始人
传统奥斯曼帝国对境内多样化民族、宗教成员的治理主要采用米利特（Millet）体系。这种体制划分人群的基础是宗教信仰差异。其最重要的治理方式，是依照各地习惯法而组织的属人法法庭。各个米利特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利，米利特的宗教领袖直接对奥斯曼苏丹负责。而伴随奥斯曼立宪改革成立起的议会制度，这种羁縻式的帝国治理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从各个米利特选派来的议会代表（这类代表通常是宗教领袖或者新兴经济精英），在议会讨论中为自己族群/阶层的狭隘利益辩护。原先在帝国秩序下的统一，也渐渐被一种分离的民族主义取代。这与19世纪末中国的立宪自治情况类似，帝国的治理秩序及其统一，被一种新兴的阶级与地方/民族利益打破，并为之后推翻帝国的革命活动埋下了种子。
1856年，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巴黎会议上，正式被接纳为“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这一欧洲主权国家“俱乐部”中。随后颁布的改革方案，赋予非穆斯林国民以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这一改革运动塑造了一批新的非穆斯林精英。立宪运动后奥斯曼土耳其严重分裂，城市中生活的基督徒、围绕在土耳其人周围的穆斯林乃至犹太人获利颇丰，而阿拉伯的穆斯林则失去了很多。这是因为前者的三类人群居住于城市，掌握着大量核心资源；而后者的阿拉迫人则以农业生产为主，处在城市边缘，最终由于立宪运动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阿拉伯人提出了很多比如政治伊斯兰的改革，主要就是要打压犹太人、基督教文明来复兴伊斯兰文明。其理论来源是古兰经，比如圣战的思想，但它们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是暴力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的政治目的类似于清末的“排满革命”。
实际上，随着工业现代化这一生产力发展历史进程以及欧洲殖民帝国主义扩张，旧帝国的衰亡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无可避免。但是，随着民族运动在旧帝国废墟上产生的新国家却走向了不同的历史方向。新兴的以民族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如何避免因“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而起的必然冲突？以欧洲历史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familyof nations一面诉诸于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s），一面又强调一种康德式的理想主义“自由和平”（liberal peace）论。这套和平论建立在一种理想共和国的一元想象基础上。将和平的世界理想诉诸于在各个国家内部建立起一套标准的，包括法律、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然而，20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和平的未来前景渺茫。
然而，民族独立运动是否必然导致分裂，这也不尽然。奥斯曼的废墟上诞生了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现代土耳其。今天埃尔多安对传统奥斯曼历史资源的组织方式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土耳其中心主义对历史的重构。他对境内库尔德人的态度，更是佐证了这种以土耳其民族为中心的霸权政治思想。分裂起火的中东世界，很大程度上是那种19世纪族裔民族主义与传统阿拉伯部落主义（tribalism）的结果。但是，同样经历过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国，却走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推翻了清帝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连同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行动，共同构成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目标。但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土地革命任务，以及在这基础上通过半个世纪革命实践重新被整合到一起的中国“人民”，则以其社会革命的大同目标，超越了狭隘的欧洲族裔民族主义观念，成为一种面向“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今天对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现代史的比较分析，其意义也在于尝试去在这统一与分裂的世界历史动态中，对那种更为深层次的对普遍主义与特殊性问题的认识论探索。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