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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推荐 | 章永乐:旧邦新造的历史文化基因
你提的程序问题,当时有人提出来过。康有为曾嘲讽南京临时政府就是十几个省都督指派的代表建立的,这些代表根本不是选的,也根本没法代表全国那么多地方。但在我看来,还在革命建国之时,要想搞出没有瑕疵的选举来,基本上没有可能。1949年召开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其代表的选举程序也不能说是完备的。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关键还是要看一个政权是否能生存下来并赢得人心。
△ 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举行首次内阁会议(1912年1月4日),中为孙中山
这牵涉到近代以来的国际法秩序。国际法教科书上的规则写得似乎很有条理,但国际承认始终是个政治性很强的行为,无论是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是当政治手段来用的。即便是南北政府合一了,列强也没有马上承认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而非要等民国政府承认各国在华由条约及惯例所获得之一切权利和特权后,才陆续采取承认行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个列强主导的秩序,这套游戏规则不学不行,但相信它的公正性,只会自讨苦吃。日本人比较早领会近代国际法秩序的本质,他们通过中日、日俄两次战争,加入了列强俱乐部。而中国在这个国际秩序中被视为“半开化国家”,是没有资格上桌和列强平等玩的。蒋介石老是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善意,结果屡屡吃亏。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蒋介石请“国联”来主持公道,结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伪“满洲国”最后还得到了世界上80多个国家中20多个的承认,其中居然有苏联。1937年淞沪会战,国民党始终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会干涉日本侵略,枉送了多少将士的性命,换来的不过是西方的继续绥靖。
△ 图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沪军都督府布告。当时南方革命政权不承认满清帝号纪元,而民国政府又未建立,所以在布告上使用的是黄帝纪元。
△ 袁世凯
这两次违宪表明,《临时约法》与袁世凯的实力之间的张力太大。《临时约法》在立法中本来就没有吸纳北洋派的意见,但最后却是用来约束北洋派的。它并没有凝聚精英共识,被北洋派抛弃也并不奇怪。
△ 《临时约法》
△ 民国三年(1914年)的“袁大头”
△ 康有为
△ 图为清末至建国初期军阀派系演变
本书集中探讨了三大问题:(1)1911-1912年间以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所构成的“大妥协”,突出其对于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意义,并阐发了其作为共和基础的薄弱;(2)1912-1914年在共和旗帜下的政治精英就政体选择进行的博弈和冲突,强调了国家建设的缺陷对于宪政建设的压力以及晚清以来的政治精英分化对政体选择所造成的消极影响;(3)1915-1917年两次不成功的向君主制的回归,重新审视导致共和革命之后的君宪运动成败的因素。《旧邦新造:1911-1917》熔宪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于一炉,观点新颖,内容丰富。
辛亥革命导致“皇统解钮”之后,不少中国精英憧憬“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然而,在这本书中,政治理论功底深厚的章永乐用翔实的史料、比较的视野、细致的分析告诉我们,食洋不化的“揖美追欧”心态只会让中国进退失据;只有走自己的路,才可能以“适时宜民”的方式实现“旧邦新造”的目标。对当下中国而言,这段历史教训仍需牢牢记取。——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中国自古是一个天下国家,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尤其要有天下视野。本书对晚清帝国转型的研究,始终关注着同期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从而潜在地处理“革命、帝国与宪法”这个独特主题。本书重心落在“宪法”问题上,尤其关注“大妥协”以来一系列宪制创制的实验和努力,这对过往的革命史解释无疑是一个纠偏。然而,民初制宪失败乃至革命再度兴起,既不能归咎于南方缺乏法治妥协精神,也不能归咎于北方的复辟倒退,很大程度是由于民国一代人并不真正理解帝国的命运,始终试图用西方舶来的国家宪制模式来处理复杂的帝国问题。由此,探索帝国宪制乃是晚清帝国留给后人的历史课题,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处在这样的历史拷问中。本书对于思考这个问题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旧邦新造:1911-1917》第二版学者推荐语:这是一部从宪制的视角,深度反思和精心重构的清-民政治转型史佳作,它自觉揭示了1911-1917年间新旧势力复杂互动得以形成的“大妥协”之过程、内涵、历史意义及其深远影响 。再版本中增补的袁世凯 “荣典制度”一章的集中透视,尤显历史眼光,启人深思。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英子 技术编辑: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