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读书 | 美国左派精英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的历史根源

导言
上周日（13号）晚，法意读书小组进行了第一次对《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的阅读讨论，讨论章节为该书导言和第一、二章。在导言部分，作者迪昂批评了美国政治所患的意识形态病，使其丧失了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并随后在第一、二章中通过对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两个知识群体的分析来展现这种病症的后果。在作者看来，新左派群体浓厚的理想主义品质，使得他们提出的口号最后沦落为中产阶级的政治遐想，从而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成为各种学院和建制中的精英分子，而新保守主义在反对新左派的各种自由派项目过程中，发展出强调小政府、传统美德、强硬外交政策的连贯主张，但却因为过于激烈的反国家主义立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完全的自由放任。正是由此导致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恶果，使得共和党的保守路线危机重重，最终被民粹主义的浪潮淹没。

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病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初版出于1991年（老布什任期内），第二版出于2004年（小布什任期内）。过了十三年后，作者迪昂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在导言中，作者迪昂介绍了本书的内容，通过回顾1960年代以来美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审视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成就和错误转向，探究今日政治的根源。作者提出本书的核心观点为：（1）观念对政治的塑造，远远超过大部分关于公共生活的记录通常承认的程度。观念对于普通人的影响造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2）政治被金钱主宰成为美国人不信任政治、甚至仇恨政治的主要原因；（3）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将政治议题设置为一系列虚假选择，这些虚假选择引起社会的分裂，却不容许国家解决最困扰自己的问题。
迪昂认为，“我们仍然陷在1960年代不能自拔。”保守派分裂为自由放任主义和传统主义两翼。自由派的核心纲领则无法从大多数美国人信奉的价值中得到正当性。两派争论不休，形成一种错误的两极化。而这种两极化的根源，是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内战。到了1991年，整个国家面临三个文化战争遗留问题：民权及黑人问题；价值革命，包括女权主义和性观念；越战的意义。保守派正是利用文化议题分裂曾经的新政联盟，并赢得了曾经最忠实于民主党的群体——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联盟和自由主义联盟的中心都逐渐转移到中产阶级上层的改革者，二者对文化议题的兴趣高于经济议题，以致数百万选民纳闷国家的政治讨论与他们无关。有趣的是，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自己是社群的捍卫者：保守派捍卫的是“家庭、工作、邻里”等道德规范，但自由派以一种“价值无涉”的态度捍卫多元化的社群。为此，迪昂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即一种温和的文化态度，同时反映“自由主义本能”和“保守主义价值”。

△ 美国民主党与 共和党

克林顿时代很大程度上战胜了虚假选择。但同时，一系列变化发生了。1）经济上：克林顿经济政策向富人增税，联邦预算实现了很大的盈余，出现了196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要求减税的保守派因此颜面扫地，因此共和党人小布什也转向了支持社会福利计划。2）犯罪上：随着犯罪率下降，该议题退潮了，但是为关于死刑的辩论提供了可能。3）宗教上：宗教右派的政治影响衰落了，民主党人戈尔也赞同对宗教慈善机构进行有限的政府援助。
迪昂将这些变化总结为一句话：过去用种族、文化、宗教来分化选民的“楔子”型议题衰落了，那些跨越旧的分歧、结成新的联盟的可以成为“桥梁”型的议题兴起了。两党的立场越来越接近，小布什已经放弃了里根时代的反政府立场，提出了“政府必要但不必然”的口号。
那么分歧已经弥合了吗？美国人已经从恨政治走向爱政治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标志事件就是克林顿的性丑闻，重新打开了1990年代已经开始愈合的文化伤口，保守派重新回溯到了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化造成的影响。以至于迪昂感慨道：“如果没有那个丑闻，像克林顿这样一位天才的政治家，将会做多少事啊！”

△ 克林顿与莱温斯基

小布什坚持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基础，不过调整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他坚持减税，并且抓住克林顿丑闻继续打1960年代的文化战争。上台后，小布什表现了鲜明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采取了大胆的对富人减税的政策。幸运的布什遇到了9·11，整个国家都团结到了他的一边。布什大胆地攻打伊拉克，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成功制造了萨达姆的威胁和国土安全的压力，从而使得共和党控制了联邦政府的全部三个分支。民主党起初屈服了，随后意识到布什的阴谋诡计而开始反击。
迪昂对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依然持乐观的态度，他在导言中提出的最后一个核心观点是：我们的民主政治体制有出色的自我修正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新左派运动：成就了学院派精英，却抛弃了工人阶级

新左派运动是产生于美国1960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旨在对公民权利、同性恋权利、堕胎、性别平等和毒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改革，以区别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所强调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和阶级斗争。迪昂指出，对于如何理解这场运动，左派和右派给出不同的解读：左派怀念当时的英勇、大度的精神，以对比后来的“自私文化”；右派则将其描述为无序、堕落、文化崩塌的年代，对比后来的“企业家精神”的健康时代。这展示了两种叙事。1）英雄主义叙事：年轻激进派受到惠特曼的诗歌和爱默生思想中的民主精神的激发，开始追求“参与式民主”，即“个人可以掌控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的民主。2）反英雄主义叙事：年轻的反叛者是宠坏的孩子，无视社会的道德准则，甚至亲近共产主义，可笑的是他们最终在美国式物质诱惑面前不能自持。
迪昂认为，应该将早期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进行区分。新左派最初是一场政治运动。当苏联失去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之后，一种美国本土式激进主义产生了，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派主义，包括反共主义和反-反共主义。早期新左派关心自由派的问题，特别是公民权利，但比自由派更加激进和好斗。
这种政治立场表现为新左派试图发展“参与式民主”的理念，以对抗民主不充分的“代议制民主”。汤姆·海登在其撰写的《休伦港宣言》中提出了“参与式民主”。其观念的来源为尼采的英文翻译者阿诺德·考夫曼。新左派的目标不是保障人权和社会秩序，而是改善人类自身。对新左派而言，1960年代的美国式一个充斥着异化的顺民的民族，人们的行为带着“现实主义标签的投降主义”。肯尼迪式的“自由主义”或“实用主义”被他们认为是带有“末世色彩的，是具有欺骗性的”。
迪昂指出，正是在强调人的群体性和政治性立场上，新左派和右派找到了共同立场。这就是美国右派的精神教父列奥·斯特劳斯所提出的人天生要活在政治/城邦中的观点。新左派关注创建活跃的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政治人，他只有在城邦中才有可能实现他的本质和目的”，保守派也主张“走出隔离，走进社群”。这使得它们可以联合起来，反对肯尼迪推动的技术统治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并在反对越战上观点一致。肯尼迪被新左派批评为忽视理想主义，同时被新保守派批评为道德空虚。因此，在批评自由主义这一点上，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反而成了同盟。尽管新左派和右派在平等问题上是对立的。

△ 左派怀念当时的英勇、大度的精神，以对比后来的“自私文化”

迪昂随后对新左派与反文化运动进行了细致的类比和区分。反文化运动发端于1950年代，摇滚乐、垮掉的一代为特征。保守派认为垮掉的一代的反叛是“精神贫乏、灵魂残废的人的反叛”。垮掉的一代虽然无力反抗“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但是却有力反抗了“自由形式”，尤其是语言的形式。总的来说，反文化运动是个人主义的、不关心政治的。而新左派是社群主义、政治取向的。不过二者差异没有那么大，二者汇合提出了一个颠覆性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即个人的私生活应完全符合其公开阐明的原则。但是二者的矛盾也很明显：新左派毕竟是左派，要求强大的政府实施再分配，而反文化运动不喜欢政府；同时新左派要求的个人纪律也与反文化运动格格不入。不过二者在反越战中又结成了同盟。
可是，新左派对美国越战政策的批评过于极端，以至于新左派的反越战被普遍看成了反美。在媒体政治的操纵下，新左派中的暴力分子被过分渲染，以至于新左派成了极端分子的代名词，彻底远离了政治主流。
迪昂提醒我们注意新左派运动对民主党的影响。一些自由主义者左转，接受了很多新左派的主张。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民主党的政治转型，体现为1950年代党内中产阶级改革运动，或者“新政治”改革的兴起。“新政治”改革吸收了考夫曼“参与式民主”的理念，认为“新政治的原则是议题政治，而非候选人政治。”遵循“参与式民主”的理念，民主党还改革了遴选总统候选人的方式，引入了麦戈文规则，即坚持由初选和公开的干部会议，而不是党内领导人的愿望来主导提名。民主党内的改革也影响了共和党。同时，麦戈文规则在遴选党代表的程序中引入了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增加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妇女、青年的代表席位。

△ 美国反越战运动

不过悖谬的是，“参与式民主”反而使得党内富人地位的上升、中产阶级下层地位的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左派本来就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并无根基。因此，以尼克松为代表的政治右派共和党人，很高兴地把左派丢弃的工人阶级捡回来，收获了他们的选票。于是，短命的新左派一开始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问题，但最终它却决定性地促成了一个充满虚假选择的政治。新左派质疑自由主义的“共识”政治，它所提出的参与式政治倾向于精英，因为精英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资源参与政治。虽然他们力求克服这些偏见，通过“公民行动”在黑人平权和为穷人代言方面做了工作，并活跃在大学校园。
总结而言，新左派的悖论有以下三点：（1）参与式民主与权力集中到了中产阶级上层手中；（2）在反战问题上，它既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一次巨大的失败；胜利在于反战成为主流观点。失败在于给民主党中的左派盟友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两头不讨好；（3）“新左派帮忙毁掉了一个他们非常需要的自由主义体制。”而新左派的理念和反文化的信条被保守主义吸收，包括自由放任和抨击大政府，滋养了保守主义的复兴。“新左派发动了同家长式自由主义国家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然后是右派收拾残局。”

新保守主义的造反：播下的是理性，收获的是愤怒

新保守主义是1960年代从民主党内游离出来的带着保守倾向的知识群体，它们反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并且日益反感被“新左派”议题操纵下的民主党改革。这群知识群体在起初自称是自由派，但很快便乐意接受新保守主义的称呼。迪昂指出，这场造反运动很成功，他们持续地对美国政治造成强有力的冲击。它是美国政治重组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新保守主义代表着脱离那举足轻重的、能说会道的自由派团体，走到另一边”。正好因为他们从内部懂的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解释自由主义信条的错误上，通常比老的保守主义更加有效。
迪昂指出，新保守主义的根源存在于美国自由派的内讧中，大部分后来创造新保守主义的人来自“冷战自由派”联盟中最好战的成员。几乎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带着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反战运动。新左派攻击的“体制的”反共自由主义，正是后来的新保守主义信仰的那种自由主义。
尽管新保守主义的最早表述来自外交政策，但它第一次变成可见的政治运动则是体现在国内政治上，它的核心表现就是去意识形态化、回归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第一个独特的标志，就是批评那些他们认为建立在僵化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自由派项目。新保守主义发展起来的一些主题对自由派具有毁灭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意外后果定律”（各种项目失败或者取得相反效果的例子）。新保守主义对自由派项目的批评是强有力的，因为他们几乎总是包含一些事实，在社会政策领域，意外后果变成了生活的定律。

△ 里根

根据这种定律，新保守派分子开始对自由派的乐观主义产生怀疑，并且日益怀疑人类能够基于自己的理性和计划来从事社会改造的工程。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开始怀疑所有的社会改革努力，并对改革者本身产生怀疑。正是这种怀疑，使得新保守主义成为福利国家和大政府的反对者。这种反对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对理性主义的怀疑，使得他们开始看重传统的重要性，这使得他们逐渐地转向接受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信念：人本身存在深深地缺陷，需要提供传统的约束来防止他们胡作非为。其影响的增长可从列奥·施特劳斯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中可见一斑。第二是福利国家使得人民对政府要求越来越多，一方面使得政府超负荷运作，另一方面也减弱了任何政府治理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正是基于这两重考虑，使得新保守派认为对民主最严重的威胁就是权威的危机，因此也使得他们认可基于公民德性要求来重建权威统治，而这也正是斯特劳斯学说的影响所在。
但新保守主义分子知道这种对福利国家的攻击并不能让他们获得公众的同情，因此，凭借着他们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天赋，他们不把国家的问题怪罪于穷人，而是攻击“新阶级”，即一脑门子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他们指控这些新阶级的成员扩张国家的权力不是想去帮助穷人，而是帮助自己获得工作提升和更多权力，由此将保守主义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合法化了。正是这种批评，给新保守主义带来了真实的政治影响，但也正是这种对“精英”的批评，使得美国右派背负上一个“民粹主义”的大帽子。这为美国政治遗留了一条线索，那就是主要体现为知识阶层的上层精英和作为“民粹主义”的普通民众的对立。迪昂指出，新保守主义为美国右派攻击精英阶层提供了知识向导，从而使得右派摆脱了“反智主义”的指责。
迪昂指出，正是这多重的考虑，使得这些曾经的民主党人最终倒向了共和党，成为里根上台的重要支持者，1）他们对于其曾经称赞是稳定的政治力量的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变得愈加怀疑。因为随着包括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土著美洲人、西班牙裔的大量涌入，多元集团已经在自由派“结果平等”的政治宣言上日益骚动，从而成为政治稳定的巨大威胁。这使得新保守主义分子开始鼓吹“机会平等”，主张小政府，抵抗福利国家和纠偏行动；2）在道德传统上也向“右转”，他们被反传统吓着了，以至于他们感觉要被迫去维护他们明确成为“资产阶级道德”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将日益鼓励一种放纵文化，从而破坏努力工作、纪律、延期享乐这些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美德；3）赞赏现代商业体系，拥抱市场经济；4）反共主义。新保守主义被1970年代的对外政策推向右派。很多新保守主义者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和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历史已经使得他们比一般的保守主义者更反共。
作者最后评论道：新保守主义有很多破坏自由派的做法，例如帮助右派创立大量的机构，但是，对自由派造成的知识上的伤害最为深刻的是，他们使得对国家的保守主义战争合法化了。与此同时，作者认为新保守主义的成就也颇具讽刺性。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净化政策，使其摆脱意识形态的无理性，但最后却使得美国历史上最意识形态化的政府获得了合法性。新保守主义曾经是公共政策领域的专家，它们曾经相信政府能够在充分证据的引导下，去做一些事情，但到最后却因为对新阶级、纠偏行动、反文化议题的愤怒，而完全地导向反国家主义，从而成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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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蔽余、郗星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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