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读书 | 美国的七十八十年代：自由放任主义的重生
本文为法意读书小组阅读《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第十章的导读报告。在本章中，迪昂主要介绍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兴起：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美国，反战、反权威、反政府和反税等各种情绪汇集到一起，正是这样一波浪潮推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重生。
自由放任主义的兴起是应运而生
作者在开篇部分就以罗斯福和美国左派的关系来类比里根同反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之间的关系。里根只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同盟者。克兰认为：“新政没有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堂，里根时代也没有创造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乌托邦。”自由放任主义之所以变得重要并不是因为某个政党，而是因为它成为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进入选举的数百万新选民的潜在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分享了老保守派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怀疑，也分享了1960年代社会自由派对政府干预个人私生活的怀疑。而这两点正好与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自由放任主义变得重要起来。
自由放任主义的兴起冲击了保守主义内部。首先他们直接威胁到融合主义竭力促成的保守主义共识，因为他们推崇塔夫脱式的孤立主义，反对实行高度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同时，他们不在意传统保守主义所看重的地方性和家庭联系。里根巴赫算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扛旗手，他将自己看成是“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者”，他赞美颓废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反对权威、挑战上帝，推崇个人主义的政治，这些都与老的保守派以及道德多数派产生激烈冲突。
△ 里根
自由放任主义与保守派的纠葛
从50年代到80年代，自由放任主义与传统主义者经历了一个相伴同行到分裂的过程。50-60年代，尽管外交政策上有分歧，但由于右派作为一个整体被鼓励，所以二者基于支持市场经济反对福利国家的共识共同反对传统的自由主义。
之后二者分歧愈演愈烈。
首先是1957年艾恩·兰德高呼“自私的价值”招致宗教取向的保守派谴责。但是这一主张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校园中的很多人被自由放任主义所吸引。第二个分歧反映在征兵问题上。1962年《新个人主义评论》刊登了霍华德·巴菲特的文章，呼吁废除征兵，这也和保守派产生了分歧。60年代中期，冲突变得更加尖锐。首先是罗斯巴德攻击胡佛，论证他无论是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典型的国家主义者，以期打碎保守派偶像。这标志着自由放任主义者对于规范个人道德和行为的不满。接下来是莱科和埃文斯的争论，反映了二者在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市场理念上的分歧。莱科认为自由放任主义根本不是保守派，而是与启蒙运动、进步与乐观看待人类可能性保持一致的古典自由派。再者就是对于反对征兵的再次讨论以及对于越南战争的抨击。自由放任主义者反对美国“以反共干涉外国事物的常见做法”，以巨大生命、成本和国内自由为代价。罗斯巴德指责巴克利及其同伙造成了正确的右翼信条的衰落，自由放任主义的理想被搁置，沉溺于欧洲式秩序和军国主义保守思想的国家主义思想中。
尽管自由放任主义与保守派有着诸多分歧，在本部分的后段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脱离保守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保守的中心实际上并未消解。但同时，作者认为罗斯巴德诉诸传统保守主义界限以外的战略对于自由放任主义者来说仍然是一条明智的道路。“自由放任主义者的理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分”。自由放任主义的对政府怀疑的态度能够吸引到不同的人，而这一特质，正是自由放任主义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 自由放任主义者的标语
自由放任主义在知识领域获得尊重
第三部分前半段是承接第二部分结尾处作者的分析。自由放任主义可以诉诸传统保守主义界限以外的支持。因为1970年代，新自由放任主义政治在政党内的第一抹微光出现在民主党中。反战抗议鼓舞了中产阶级郊区和大学区的民主党人，虽然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坚持自由放任主义，但他们的政治道路暗示着他们与自由放任主义者共享了那些本来在别处的选票。
自由放任主义在学院派哲学领域赢得了新的尊重。1974罗伯特·诺齐克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出版，与被认为是战后最重要政治哲学著作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形成对峙。他的出发点是个人“未得其同意不可以被牺牲或被利用以达到其他目的，个人是不可侵犯的”。这为自由放任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道德辩解。自由放任主义者开始着手要把知识占领转变为政治胜利了。
△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自由放任主义者的政治实践
自由放任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不同于之前出现的那些派别，有着确定无疑的阵营。与其说它是一个派别，不如说是一种理念：相信人的理性，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对政府不信任，所以呼吁无政府干预。这样的特点吸引的人也是相对应的。很难说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人是哪个阵营，他们或许是在这一种理念中找到与自己内心想法相契合的部分因而响应。因此，自由放任主义者们的定位是很准确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基础在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域之外。比如《调查》这本杂志，在所有问题上都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念，但方式方法却采取和与之相对的左派文化类似的精神。比如在外交政策上，和左派联合战斗。
1970年代末期有两个重要的机构被建立起来：卡托研究所和加州门罗公园的人文研究所。二者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卡托研究所最具有影响力的作为是马多克斯和莉莉的选民研究《超越自由与保守：重申政治光谱》。二者将选民划分为四个群体并在这一基础上做出了一系列政治分析。自由派是指经济问题上国家干预但反对道德问题上国家干预；保守派正好相反；民粹主义者在经济和道德问题上都支持国家干预；自由放任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干预。我们都知道，美国两大党是以它们在经济上的立场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这就决定了选民群体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支持哪一党是基本上没有悬念的。而自由放任主义者虽然时有“左派”的倾向，但其根本上仍是保守主义阵营的。换句话说，选民群体中具有不确定因素的是民粹主义者。这一研究表明，两党竞选中谁能占优，关键在于能否赢得民粹主义者的支持。所以，自由放任主义者认识到，他们想要对共和党圈子有影响力，就需要表明大部分自由放任主义选民很可能准备投民主党的票，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关注。
△ 这一研究表明，两党竞选中谁能占优，关键在于能否赢得民粹主义者的支持
自由放任主义者知道里根总统铁定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里根的政府不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者的政府，而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共和党“实用主义者”的联合政府。
一个总结
可以说，70、80年代反战、反权威、反政府和反税情绪的汇集，促成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兴。
它为政治带来了很多益处。特别是，它迫使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去回答自己主张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保守派热衷的大军备和高昂军事支出不可避免地扭曲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派多领域强烈支持个人自由但在经济上却坚持规制。自由放任主义的存在不断地挑战着两派的思想，促使他们想办法自圆其说，促使他们去拉扯“虚假政治”的幕布，多一些现实关切。这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大有裨益。
但自由放任主义的兴起也是民主体系固有顽疾。自由放任主义变得流行反映出民众对于政府的失望、对政治参与的失望，不再去关注“一种共同之善”的可能性，不关注传统和道德，倾向于不受政府干涉的保护，更不愿意成为民主事业的一份子。
自由放任主义与传统主义和宗教右派之间的相互怀疑和分歧将对保守主义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本期阅读：《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第十章
本期导读：一颗甜菜
编辑：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