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座｜方纳：自由与奴隶制如何共存？

法意君曰：吾日三省吾身，今天听方纳的讲座了吗?听了讲座意犹未尽了吗?有没有哪些地方不甚清楚需要重新回顾吗?

本君想同学们所想，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跟进方纳教授的讲座，并在第一时间将讲座精彩内容呈现给大家。希望这一系列的讲座能陪伴大家，让朋友们更好地理解自由对美国、美国人民和美国历史的重要性，感悟他们从骨子里生发的对于自由的追求。

奴隶制、反奴运动与美国政治

Slavery， Antislavery，and American Politics

导言

忧郁王子仍是那个忧郁王子，然而一千个读者心中却有着一千个哈姆雷特，只因视角不同。同样，在叙述一国历史时寻找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或视角非常重要。在方纳的系列讲座中，这个理解美国内战以前及重建时期历史的核心问题即为“奴隶制”。那么在第一讲中，方纳教授聚焦于美国早期史的一个核心矛盾——对作为普世权利的自由的追求与经济繁荣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现实——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美国内战以前奴隶制的发展以及围绕奴隶制的公共政治讨论，并启发我们深入思考，奴隶制何以对美国经济发展、宪政秩序、民族认同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奴隶制问题何以成为一个美国政治中的致命问题，并最终导致了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

一、“初始状态”——西半球奴隶制

内战以前美国“骨感”的奴隶制现实与以《独立宣言》所传达精神为代表的“丰满的”自由理想总是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可以集于一人，也可以集于一国，真实存在，也相当普遍。例如《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可以一面宣扬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不可让与的权利；另一面又可以当一个奴隶主，将奴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提杰斐逊并不是要树立一个美国白人“伪善”的形象，而是想要说明，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确非常普遍。

奴隶制在当时的美洲大陆（不管是英属殖民地还是其他）非常普遍，而追溯到奴隶制的历史，在古代世界就普遍存在了。古希腊、古罗马、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是在非洲都存在奴隶制，在这些古代社会中，奴隶可能是先前的战俘、罪犯等等，他们可以拥有财产、可以结婚，甚至可以获得自由并最终融入社会。然而，西半球奴隶制系统与这种古代奴隶制大不相同：其一在于西半球奴隶制是一种种植园奴隶制、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国家中奴隶人口比自由人多得多；其二，新世界的奴隶制是一种种族奴隶制，在某种意义上，黑人的肤色成了一种奴隶的天生标志，他们远离了自己曾经的家园，即便获得了自由，也无法完全融入由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

理解西半球奴隶制的特征构成了理解美国早期所有与奴隶制有关的问题的基础。自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开启西半球“殖民”时间，有1200万“外来者”涌入新大陆，其中1000万人都是奴隶。西半球奴隶制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地位不可替代。奴隶们在种植园中劳作，生产蔗糖、烟草、大米，而旧大陆则从新大陆的奴隶制中获取大量利润。1750年代，奴隶制在美洲变得非常流行，甚至变成了当地的经济基础，以致一些北部州也在实行奴隶制，例如在当时的纽约州，15%的人口是奴隶。奴隶制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关联是如此密切，一些北部州即便没有施行奴隶制，这些州中的商人也能参与到奴隶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这种西半球奴隶制越是经济化，就越是种族化。种族概念(the idea of race)甚至变成了为奴隶制辩护的原因：Race leads to races，而出现“races”则暗示着一些种族必然要优于另一些种族，这些优越的种族当然有权统治比他们低等的种族，因此白人完全可以将黑人当成奴隶而不背负道德负担。这样的观念在英国人之间尤其盛行，那些天生自由的英国人(free born Englishmen)认为他们“绝不，绝不会成为奴隶”(never never will be slaves)，但他们完全可以让别人变成奴隶。

   二、革命、制宪与奴隶制

讽刺的是，18世纪，自由和奴隶制同时扩张。在美洲，英国自由人的观念变得普遍，但同时也正是英国人用舰船把非洲人带到了北美，变成了奴隶。到了美洲革命时期，“奴隶制”首次被作为一个问题公开提了出来。杰斐逊认同于革命导师潘恩的观点，奴隶制是人类的罪恶（但当时的美国，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约翰·亚当斯的夫人、极为聪慧的阿比盖尔·亚当斯开始追问为什么美国会有奴隶制，并且坚信奴隶制终将被废除。黑人奴隶有时也会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他们使用革命的话语，向政府请愿，要求获得自由。一部分奴隶的确在独立战争期间获得了自由，事实上，在美国独立过程中，英国解放的奴隶要比殖民地政府更多，但英国人是指望着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参与“镇压美洲革命者叛乱”的战斗之中。殖民地的革命者也解放了许多奴隶，也曾将获得自由的奴隶送上战场，但实际获得自由的奴隶数量极为有限。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例子能论证这一点：华盛顿总统曾立遗嘱宣布他拥有的三百多名奴隶将在他夫人去世后获得自由——他是唯一一个确实做到这一点的革命者。相比之下，杰斐逊的做法则是当时的常态­——他在遗嘱中宣布给予五名奴隶自由，这其中还不包括可能为他生育不止一个儿女（当然，这些儿女也是他的私人财产）的女奴。 

革命之后，北部各州逐渐废除了奴隶制，为了弥补奴隶主们因此造成的损失，废除奴隶制的改革循序渐进。比如不是一刀切式地使所有奴隶获得自由，而是使当时的成年奴隶先获得自由，而奴隶们的子女则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后获得自由，等等。北部州解放奴隶的过程其实非常漫长，以纽约州为例，纽约在1827年才正式宣布其完全废除了奴隶制，这距离《独立宣言》的公布已然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对于奴隶们来说，成为自由黑人（free blacks）也不一定意味着生活的改善，大多数自由黑人非常穷困，而且也不能像其他白人一样享有公民权。与北部形成鲜明对比，革命之后的南部各州中，奴隶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究其原因，当然有经济影响，此外仍不能忽略那种自英国人继承而来的强大信念，即认为白人天然优越于黑人，“白加黑”的社会无法存在，两种人无法和平而自由地生活在一起。 

等到了美国制宪时期，奴隶制则被镶嵌在了联邦宪法之中，这是一种政治妥协，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南部州参与建国，实现合众为一。尽管美国宪法中不直接包含“奴隶”“奴隶制”字样，但也包含了许多暗示性的字眼，比如与全体自由人民相对的“所有其他人”。宪法以明文规定保障了国家二十年的海外奴隶贸易（“二十年条款”），奴隶人口数的五分之三被计入征税及众议院议员数的统计之中（“五分之三条款”），这既保障了南部的经济利益，也加强了南部各州的政治力量。我们来仔细瞧瞧这次讲座备受好评的海报。海报中的漫画实际上与宪法五分之三条款相关：左边的人试图为奴隶带上“自由之帽”（the cap of Liberty），象征着给予奴隶自由；中间的白人则手持印有《独立宣言》神圣话语的报纸迫不及待地奔向代表美国的“自由女神”，然而真正的奴隶却悲惨地倒在白人脚下，任残暴的“美国之鹰”虐待，“自由女神”则直视着白人男子，背靠写有“奴隶代表”（Slave Representation）字样的盾牌，手执皮鞭将黑人奴隶踩在脚下。——嬉笑怒骂，反映的确是最悲惨的人间境况，好不唏嘘！

奴隶制使得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使得他们开始思考：谁有权成为美国人（Who has the right to be American）。这种思考也反映在立法中，如1790年的《归化法》就明确规定，只有自由白人（free white people）才能成为美国公民，这不单排除了自由黑人，也排除了所有拉美人和所有亚裔。同时，因为19世纪初的“棉花”在全球贸易中具有如今日“石油”般重要的经济地位，北部州受到英国工业革命影响也开始大力发展棉花贸易，而南方的种植园在棉花种植方面得天独厚，这在无形中促进了南部奴隶制的发展，奴隶人口持续增长，仅仅依靠本土奴隶的自然繁衍，便从杰斐逊时代的五十万人增加至1861年的约400万人。1860年代，被视为私有财产的奴隶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远非我们今人所能想象，当时400万奴隶的总价值为38亿美元，而当时美国银行、铁路、手工业等行业总产值之和也不过是32亿美元——要知道，当时的美元可比现在的美元值钱得多，如是观之，奴隶是多么大一笔财富！然而，实际上当时美国大部分家庭是没有奴隶的，这笔财富仅仅掌握在南部少数人手中，大奴隶主因而可以轻松控制南部政治，甚至可以控制全国政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内战以前大部分总统都来自南部，且为奴隶主。

一面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说，全面废除奴隶制必然会给国家经济带来毁灭性后果；一面是诱人的政治权力，南部奴隶主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抗奴隶制，甚至废除奴隶制谈何容易！

三、19世纪公共政治讨论中的奴隶制问题

19世纪，与奴隶制有关的冲突逐渐在西半球显露出来。方纳教授指出，在巴西，当时的奴隶很容易获得自由，也许奴隶主嫁女儿或者单纯是为了交好运，他手下的奴隶便能够获得自由。对比之下，美国当时的奴隶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自由则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如此，法律俨然成为奴隶获得自由的一大障碍。密苏里州发生了著名的女奴赛丽亚案，案子中的女奴在反抗其主人的强奸暴行过程中打死了主人，按照密苏里州法规定，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受到惩罚，然而州法院却以赛丽亚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女人”、只是“奴隶”为由判处她极刑，当时的赛丽亚已经怀孕，即便如此，法院在其生下孩子之后执行了死刑。这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案子，却不是唯一。 

尽管艰难，公共舆论中开始出现奴隶制挑战者的声音。1820年代的反奴者们认为被解放的奴隶应当被送出美国，送去如利比里亚这类地方，允许他们自建家园。因为他们依然认为美国是白人社会，黑人在这里没有生存的空间。自1820至1830年代反奴运动开始，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又重回国家议事日程之中，这一时期兴起了许多社会改良运动，而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相关，称得上是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改良运动中的人们认为个人的罪可以被净化，同样，社会的罪也可以被净化，并且这种净化是可以进行得非常彻底的——这样的观念使得改良运动变得很激进。例如当时的禁酒运动，不单要求人们少喝酒，而是要彻底戒酒、甚至彻底不生产酒，相应地，反奴者也激进地认为应当立即全面地废除奴隶制。 

到了大约1829年，William Llyod Garrison以及获得自由的前黑奴David Walker等人开始主张，奴隶应该获得自由且获得美国社会的接纳，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强调黑人也是美国人，理应享有公民权利。此时，由奴隶制讨论引发的关于“平等”的讨论已经超越了种族奴隶制问题的讨论范围，进入更为广泛的公共政治领域，比如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领域。反对奴隶制的抗争将平等、权利等概念带入公共舆论的视野，有关现代的人权观念（modern idea of human right）、人类的权利（right of a human being）的讨论兴起，但在当时，这些讨论也备受争议。人们开始关注黑人的“美国性”问题（the Americanness of black people），而此时许多有种族偏见的反奴主义者开始克服偏见，许多自由黑人也认为自由问题已经超越了奴隶制问题，变成了一个种族问题，黑人反奴主义者甚至利用《独立宣言》的话语创造了一套与白人反奴者大不相同的反奴主义话语，他们独树一帜，更喜欢“唱反调”。例如，当白人反奴者在每年7月4日庆祝独立与自由的来临时，自由黑人则将8月1日视为“自由日”，因为那是英国解放奴隶的日子。一言以蔽之，不管采用何种方式，1830年代，废奴运动虽然偶尔受挫，但至少也已经将解决奴隶制问题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 

美国内战前的奴隶制问题还与当时的领土扩张密切相关，而且19世纪奴隶制之所以变成一个国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家领土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国家在不断扩张。国家扩张过程中奴隶制首先关涉南北政治力量的平衡问题：新增蓄奴州会增强南部州的政治影响力，南部当然乐见其成；相反，如果有一个自由州加入，南部则担心联邦政府不再受自己的控制，而尽管北部州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它们也有类似的担心，担心蓄奴州的加入会进一步削弱自由州的政治影响力。例如，当密苏里被作为一个蓄奴州接纳入合众国时，政治平衡的问题第一次暴露出来，还好最终达成了“密苏里妥协”。1830年代西进运动中州权理论发展壮大，北部州的势力也逐渐做大做强，这让南部州开始感到切身的恐惧，担心北部州会借势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废除奴隶制的运动，因而一些州开始公开对抗甚至废除联邦政府的立法。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在战争中获得了大片领土，又引发新一轮争议，而北部州也开始正式讨论抵制奴隶制进入这些领土——“自由的土地”（free soil）概念出现。争议主要集中于奴隶制是否可以进入一片新的领土范围，北部州认为，联邦虽然不能废除奴隶制，但至少可以阻止奴隶制进入新获得的领土。北部州当然不是在自说自话， “1850年妥协”将联邦政府拉入南北争论之中，这个话题将会在后续的第二次讲座中详细讨论。不管怎样，“1850年妥协”短暂地解决了与奴隶制相关的争论，然而时隔五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问题出现，这使得两党关于奴隶制的政治争论达到高潮。“无知党”大起大落，全新的共和党则在为了凝聚共识而努力，一时间，公众舆论讨论的不再仅仅是废奴问题，也开始关注工人、手工业者的社会流动问题——“自由劳动”（free labor）、“自由社会”（a free society）等话题既新潮又深刻，至此，美国人关心的、讨论的已不是普遍的道德、一套政治经济制度，而是美国的未来。

四、亚伯拉罕·林肯

当选总统与即将到来的内战

我们应该注意亚伯拉罕·林肯的“复杂人格”——他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废奴主义者，尽管他不止一次表示过自己对于奴隶制的厌恶，但他的确极为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作为时势中的英雄，林肯也不能免俗地共享了当时流行的许多种族歧视观念，可以说，林肯代表了当时北部的主流观念，一面真诚地认为黑白种族并不平等，一面将奴隶制视为对人的劳动成果的盗窃（a theft of labor）。 

林肯的当选可以说是诸多偶然中的必然。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科特案”中判定奴隶主可以携带奴隶到美国任意一片领土去，同时认为黑人是外国人、不是美国宪法意义上的美国人，即便获得自由也不是“美国公民”。因为这个判决，最高法院名誉扫地，司法权威受损，等到分离主义之风大肆刮起，再也没有人愿意平心静气地走进法院，认真听取法院的意见了。1860年，林肯出现在了国家的政治舞台中央。不太严肃地说，林肯能当选仅仅因为美国有个奇怪的选举制度（选举人团制度），由于民主党的分裂及新共和党的兴起，当年的总统选举中出现了四个政党，林肯拿到了40%的选民票，这显然没有达到半数，但他也一口气拿下了全部北部州的选举人票（即所有选举人票的50%），北部州的支持将林肯送进白宫。至此，南部变成了“少数州”，北部则自建国以来首次得以控制中央政府。林肯的当选恰恰证明麦迪逊在《联邦论》第十篇中提出大共和国处理内乱和派系的方案行不通，麦迪逊认为由于美国地大物博、利益分化，纵使形成大的派系，也不过是多种不同利益集团组织的临时联盟，不会存在由利益统一且长期存在的政治团体执政的情况。然而到了1830年代，卡尔霍恩，这位南方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开始意识到一系列革命运动将威胁到南方的切身利益，因为它们使得北部各州团结起来，最终夺取国家政治主导权，进而可以任意推行他们认为正确的政策和理念，甚至快速、彻底废除奴隶制。尽管不是所有南部奴隶主都这样思考问题，但由于这种思想作祟，的确有几个南部州试图退出联邦，另立门户、制宪，建立自己的奴隶主乐园。南北对自由理想的认识不同，对奴隶制的喜恶相异已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分裂之家终于分裂，于是，自1861年4月12日内战打响，美国便走上了奴隶解放之路。

编者小记：在第一次的讲座中，方纳教授集中关注了奴隶制如何发展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调和的致命矛盾。他在讲座的最后提到林肯的当选。那么在他的当选之后，废奴主义者和奴隶们如何继续进行抗争？他们的活动如何加剧了南北区域的对抗危机？美国自由的故事，仍在上演。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王咪

会议记录：孙竞超 陈杨

拍摄：赵亚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