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座 | 方纳：逃奴、地下铁路以及美国内战的来临
导言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诚然，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便因一种英雄主义的历史叙事而获得永生，但作为历史学家，方纳教授则继续追问：在逃奴和地下铁路的故事中，谁是我们的英雄？是那些成功逃离奴隶制并在美国北部和加拿大寻求自由的奴隶们，还是那些帮助南部奴隶摆脱奴役的废奴主义者们，抑或兼而有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方纳教授带领我们穿梭于错综复杂的美国历史之中，并最终描绘了一幅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英雄群像——无论种族、性别、宗教信仰，逃奴的历史镌刻于美利坚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正是逃奴和那些帮助他们逃跑的人以共同的行动将美国推向了内战爆发的边缘。
逃奴、地下铁路以及美国内战的来临
成书经过：必然的研究兴趣&偶然的机遇
△从左至右：埃里克·方纳；王希；汪晖
△埃里克·方纳；汪晖
这场三人坐下来真正面对面的会话迟到了十五年，主持人汪晖老师如是说。美国东部，那已记不清是2002年的第几场雪，只是比以往更大些，三人原计划在方纳教授的办公室畅谈一番，却因王希老师的“阻于雪”和汪晖老师的“归乡在即”而临时改成了电话会议。在那个没有视讯通话，没有微信的年代，那场三人之间轮番进行的电话会谈之难度可以想见。对话内容最后在2003年的《读书》上发表出来，如今看来，那15页的篇幅承载的是三位老师之间因学术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结下的情谊，实属不易。好在北京是常常“欢迎你”的，好在这里的春天干燥而温暖，三人终于“久别重逢”，有幸成为这一“历史事件”见证者之一的小编，也为他们感到欣喜。
十五年前的会话因书而起，那时方纳教授《美国自由的故事》中译本刚出，而历史似乎确实总是相似的，这一次则是因为方纳教授的新书《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中译本的面世，本次讲座即是围绕这本新书的内容展开的。
△《自由之路 地下铁路秘史》 埃里克·方纳著；焦姣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为历史研究的“过来人”，方纳教授首先分享了《自由之路》的成书经过。他自问自答了关于“如何选择写作题目”的问题，也给出了三个似乎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答案。在方纳教授看来，选择写作题目在很多时候是非常偶然的事，有时是别人建议写一个题目，如之前他写的关于重建的书；有时是因为对历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感到不满，例如他关于林肯总统的研究，就是想扭转当时历史研究塑造的林肯是实用主义总统的形象；还有时候可能更为偶然，比如《自由之路》，是历史系学生玛德琳·莱维斯（Madeline Lewis）在完成关于的西德尼•霍华德•盖伊（Sydney Howard Gay）的论文时在哥大图书馆发现了盖伊的日记及其他关于逃奴的历史记录，她将这些史料推荐给了方纳教授，经过整理和阅读，方纳决定将这些“秘史”公之于众。方纳趣称，以往的研究都是先“发现问题”，然后着手寻找相关史料，这次则是先“发现了史料”，然后尝试建立叙事，堪称偶然中的偶然。
“地下铁路”指的是发生在美国内战以前，一种有组织安排的、帮助逃奴摆脱奴隶制的行动。方纳指出，关于“地下铁路”的研究从来不是哪一家的专利，相关历史解释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内战刚结束时涌现出大量与逃奴相关的回忆录，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具有史料意义的信息，彼时的回忆录常常将白人废奴主义者塑造成英雄，强调这些人在帮助逃奴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不久之后，黑人废奴主义者William Still（被称为“地下铁路之父”）写了一本相关主题的书，书名就叫《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书中强调了逃奴自己在逃奴行动中的角色，讲述了一个与回忆录中很不相同的“英雄故事”。1900年左右，俄亥俄州的一位教授写了第一本关于“地下铁路”的学术著作，这位教授的研究中涵盖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仿佛“地下铁路”确实是一条真实存在的铁道路线，有乘客、固定的乘务员、车站及时刻表，而方纳指出，这实际上是这位教授自己的想象罢了。然而这种想象的感染力本身已超乎想象，人们渐渐接受了这样一套叙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直到1960年Larry Gara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先前的幻想才被打破。
方纳教授告诉我们，自1960年代以后，围绕“地下铁路”展开的研究停滞了三十年，直到最近，人们才重拾兴趣。在学术研究停滞不前的同时，“地下铁路”研究却引发了公共历史研究的兴趣，一些作家利用相关史料写小说，情节引人入胜；与“地下铁路”有关的网站被建立起来，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直观的印象。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对逃奴运动中英雄们的崇拜之情也与日俱增，以致人们想把Harriet Tubman这位女英雄的头像印上二十美元纸币，替换掉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公众对于这段历史的关注不难理解，内战的历史依然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之中。然而方纳教授指出，“地下铁路”的历史代表着美国两个种族的共同努力，人们的行动带来了团结的效果。“地下铁路”的整幅图画是一系列的地方网络活动（series of local networks），而不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步调一致的行动，参与者的数量很少，甚至很多没有留下姓名。正是将这一复杂历史呈现出来的愿望，已经超越最初偶然发现史料的兴奋，推动着方纳教授完成了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自由之路》。
△Harriet Tub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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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铁路“秘史”
1850年代，纽约有大约五十万人，但真正帮助逃奴的人屈指可数。而说是“秘史”，倒不是因为“地下铁路”本身是什么秘密的事情，方纳提醒我们，抛开新书的标题，最让人震惊的事实是，当时的“地下铁路”常常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废奴主义组织在帮助逃亡黑奴一事上压根不做任何隐瞒——事实上，他们还会制作宣传手册、期刊和年度报告大肆宣传他们的合法或非法的行动。1850年，臭名昭著的《逃奴追缉法案》（Fugitive Slave Act）出台时，纽约治安委员会（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公开表示，“以温暖的双臂接受苦痛的逃亡者”是他们的职责。杰明·罗格(Jermain W. Loguen)曾在锡拉丘兹（Syracuse）做过奴隶，他在当地刊物上宣布，自己是该城的“地下铁路特工及负责人”，并举办“募捐聚会”筹款，据称，报纸还会刊载他所帮助过的逃奴数量。很多时候，“地下铁路”是公开的，非法的，也是危险的——方纳指出，自己的书集中关注了纽约地区的情况，与今日纽约表现出的自由开放非常不同，内战前的纽约与南部州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因而与奴隶制关联甚密，大部分纽约人当然知道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故而在“地下铁路”的事情上表现得很消极。
奴隶的反抗在这场“胜利大逃亡”中具有广泛的重要性，因而我们也不能忽略来自奴隶的反抗行动对内战爆发产生的影响。方纳教授在讲座中告诉我们，平均每年有大约1000名奴隶逃跑，在1830至1860年间大约有共计30000人尝试逃跑，与内战爆发时四百万的奴隶总数相比可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总有奴隶想逃跑”这一事实使得一种“漂泊狂症”（Drapetomania）在黑奴之间传播甚广。由逃奴们传播的“漂泊狂症”带来了至少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是驳斥了南方一直试图营造的奴隶庄园“美好”形象，揭露了奴隶制下黑奴悲惨生活的现实。废奴运动期间，逃奴数量激增，而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等人的现身说法更是让自由州的人们警醒起来——如果奴隶制控制了政府，那将威胁到所有人而不仅是奴隶们的安全和自由。其二，逃跑奴隶的反抗也引发了一系列法律后果，核心问题在于南方奴隶制可否延伸到北部，北部是否应当协助归还逃奴。早在1793年，美国便通过了《逃奴法》，但当时《逃奴法》主要应用于国际问题上，法律授权联邦政府从其他国家或其殖民地手中要回逃奴，这给人带来一种印象，即联邦政府有责任管理与逃奴有关的事情。这样的印象在1850年代得以加深，南部奴隶主们纷纷来到法院主张自己普通法意义上的取回权（Right of Recapture），希望至少州和联邦不要阻碍他们寻回逃奴，而州政府认为这是联邦政府才有权管理的事务，往往在逃奴问题上消极应对，甚至袖手旁观。这引起了南部州的不满，它们希望通过新的逃奴法。于是，1850年新的《逃奴法》应运而生，这部法律要求私人为抓捕逃奴提供必要的协助，同时要求对袖手旁观的官员进行严厉处罚，法律将奴隶主寻回奴隶的权利视为一项神圣的宪法权利，这无形中加剧了南北冲突。方纳指出，当时南部州的确有许多关于州权的主张，但这不意味着它们相信那样一套有关州权的理论，而多半是因为当时联邦政府的确强势介入了州的立法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只能选择强调州权，但其根本出发点仍是捍卫奴隶制。
再说说关于“地下铁路”的有组织行动吧。方纳教授告诉我们，有组织的帮助逃奴行动直到1830年代才开始，纽约的大部分行动仍是秘密进行的。而到了1835年，纽约出现了与“地下铁路”对立的行动，一些自由黑人被绑架并卖到南部为奴，如果我们想要更直观地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去看看电影《为奴十二年》（12 Years of Slave）。绑架和贩卖活动变得如此普遍，以致终于有人站出来予以阻止，同时帮助逃奴获得自由，阻止绑架自由黑人和帮助逃奴获得自由的行动同时进行着，各个不同城镇的活动也开始串联。等到了1840年代，有组织行动却发生了分裂，方纳指出，至少存在波士顿和纽约两个分支，分支与分支之间互相对立，本书的主人公盖伊即属于其中一个分支，与他的黑人助手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一起工作。等到新的《逃奴法》通过，纽约又成了冲突中心，詹姆斯·哈姆雷特（James Hamlet）成为了第一个因新法而被逮捕的倒霉蛋。当地组织最终通过筹款赎买的方式换取了他的自由，人们还对这一事件大肆庆祝了一番。然而帮助逃奴组织的行为使得纽约当地的商人们警惕起来，因为这些组织常常公然干出违法的事情，也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与南部的贸易，最后，这些商人也只得成立了一些行动组织，与帮助逃奴的组织对着干。
1850年代，纽约有十一名逃奴被抓住并送回了南方，数量不多但足以引起当地逃奴们的恐慌。很多黑人开始逃离纽约，其中一个甚至害怕到想要逃往地球的另一边。方纳教授告诉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资料显示，仅1855年和1856年就有超过两百人逃离了奴隶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马里兰和特拉华，也有一些来自弗吉尼亚；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年轻男人，正是健壮的劳动力；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种植园奴隶、管家、铁匠等等，足见奴隶制在南部是多么的普遍；大部分来自小奴隶主家庭，而这些家庭中的奴隶数量本就不多，因而丢失一两个奴隶对这些家庭来说算得上大事。
当盖伊问这些奴隶为什么要逃跑的时候，他们的标准答案是“不想再当奴隶，他们想要自由”，继续追问的话，大部分人会谈到自己曾经受到过的不人道待遇，奴隶主对他们施暴、让他们忍饥挨饿，场面令人不忍直视；逃跑的第二个原因与亲情有关，这些壮劳力担心自己与家人分开，被卖到更南边的棉花王国去，因此他们常常是拖家带口“组团”逃亡。很多逃奴选择坐船，而尽管违法，船主收钱帮助奴隶逃跑已成为一项收入可观的生意；也有黑奴坐火车逃跑，借助买来或从主人那里偷来的通行证有多远逃多远；还有人偷了农场里的马逃跑。对这些奴隶而言，梅森—迪克森线以南没有多少“地下铁路”，因为那太危险了，而穿越梅森—迪克森线的自由之路也非常危险，大部分逃奴会从自由黑人处获得帮助或建议，等到了宾夕法尼亚，帮忙的人就变得多起来了，有时他们不知道该去找哪个具体的人，但只要说出“请带我去找一位贵格派”，就像是说了指向自由的通关密语一般。这些逃奴需要快速转移北上，分秒必争，帮助者也会给北方的组织者们发电报接洽。在纽约，盖伊有时会帮忙将逃奴送往锡拉丘兹，因为那里与纽约很不一样，有人可以公开表示接纳并帮助逃奴，不管违法与否，而他的隔壁就住着当地的警长，也任他“胡作非为”。很快地，逃奴们会被安排送到加拿大，而一到了加拿大，他们就真的自由了。
方纳教授告诉我们，盖伊的相关档案资料到1866年便结束了。然而有关逃奴、“地下铁路”的秘史和奴隶解放以至黑人公民争取权利的故事依然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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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之争最终指向内战
方纳教授告诉我们，第一讲问答环节中的一个问题的确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思考。虽然内战打响的直接原因不是为了解放奴隶，但奴隶制问题的确导致了内战，为什么会这样？
作为历史学家，方纳教授当然拿出了自己做出论断的“证据”，他提醒我们留意南方对于北方的指责，如南卡罗来纳州公布的退出联邦宣言第一条就明确指责，是北方州在帮助逃奴。内战爆发以后，逃奴的数量大幅增加，奴隶们似乎立刻意识到，只要北部的联邦军一到来，南部的政治力量就会发生巨大变化，自由指日可待，所以当时有很多奴隶直接跑向联邦军队驻地，而不是去加拿大。联邦军也决定不将这些奴隶送回南方去了，这样的情况很快就反映到林肯总统处，经过确认，这些奴隶便获得了自由，而随着1862年3月13日国会通过《禁止归还奴隶法案》（Act Prohibiting the Return of Slaves），“地下铁路”似乎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必要。内战期间，也有很多已经逃到加拿大的奴隶开始返回美国。
讽刺的是，臭名昭著的《逃奴法》依然存在，直到1864年才被彻底废除。同样讽刺的是，因为再也没有“奴隶”，曾经用来捕捉逃奴的同一部《逃奴法》被作为惩罚企图抓回奴隶的南方前奴隶主们的法律依据，直到1866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保护被解放奴隶的合法权益。
自由之路上的“无名英雄”们过得如何呢？作为“全国反蓄奴规范”（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编辑的西德尼·霍华德·盖伊（Sydney Howard Gay）出身清教徒名门，娶了贵格会（Quaker）中一位激进而富有的女继承人，在内战期间帮助了不下200名逃奴，记者生涯也同样丰富多彩。而他的助手，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一个由黑奴与纽约犹太人所生的自由人也在1870年代变得小有名气，最终在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十年去世。盖伊与拿破仑通力合作，当一个为出版废奴宣言筹钱时，另一个则徘徊在纽约码头，寻找黑人偷渡客——方纳教授告诉我们，像这样的英雄组合还有很多很多，而他们与那些勇敢逃跑的奴隶一起，是通往自由之路上的真正英雄。
小编有感：
讲座开场前半小时，小编“临时抱佛脚”，在libgen.org上下载了方纳教授新书《自由之路》英文版，粗粗翻了简介和致谢，便立即拜服于教授以小见大的叙事功力，也迫不及待想要跟随他的讲述去了解那段历史了。突然又想到这本书已经出了中译本，译者又是活泼美丽且文字驾驭能力超强的焦姣师姐，想来定是极好的，然后又想到最近亚马逊的图书满减，眼里心里真是花开十里呀。
越飘越远的思绪被讲座及时拉回，小编听得过瘾，意犹未尽，希望和读者们分享自己的三点感受，抛砖引玉，期待大家多多留言，说说自己的“听后感”：
一切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看着讲台上畅谈甚欢的三位老师，小编真是好羡慕——他们已然超越了学科的界限，因为共同关心的问题而聚在一起，对知识的渴望，对世事的关切，成就了三位学者，也成就了弥足珍贵的友谊。
自由之路的终点铺满鲜花，但途中必荆棘密布。听了“地下铁路”的故事，小编不禁感叹，这天底下哪有大风刮来的自由！不管是积极争取自由的逃奴们，还是帮助逃奴的废奴主义者们，无不是在这条道路上克服了种种难关，面临重重考验。反观今日，我们总是太轻易地说出“自由”二字，却也常常忘记这二字背后的、生命不能承载之重。
在这个流于平庸的时代，也许尚存着人人都是英雄的希望。在这一场营救逃奴的行动中，逃奴们是英雄，救助者也是英雄，他们是自由之路上的同道者。如今，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尽管社会中还存在诸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现象，他们的子子孙孙终于生活在一起，以自由为傲——共同的记忆已成为这个美利坚民族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永不磨灭。
责任编辑：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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