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读书·贝尔季 | 意识形态终结了吗？
意识形态终结了吗？
——法意读书·贝尔季
“意识形态”这个词，一直被我们习惯性地挂在嘴边，但我们是否真的深入地思考过这个概念，抑或只是流于表面的人云亦云呢？在春光明媚的四五月份，法意读书小组迎来了“贝尔季”，品读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拿着这本砖头般的书，小伙伴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知识的“厚重”。读书的美妙时光总是飞快，在贝尔季结束之际，大家都收获颇丰，今日与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二。
导
言
“希望政治终结了吗？”
贝尔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美国也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 总之，一切想要通过政治追求道德上崇高目标的行动都必将失败。政治不能承担任何道德建设的使命，而仅仅是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下，有限度地进行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贝尔的观点体现了6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经过了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兴起、二战，他们对人性的失望达到了顶峰，然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人们又不能再借助宗教力量对人性进行限制，因此陷入了幻灭和无力感并存的状态中。
然而当我们稍稍从这种悲观情绪中跳脱出来就会发现，贝尔主张的“庸俗”的政治观存在缺陷。政治的表面的机会均等没有考虑到不同对象自身的巨大差异，从而反而维护了实质的不平等。而通过设立门槛，政治很可能成为某一个阶层的内部游戏。这种情况下，一旦一个宣称颠覆现有社会秩序的政治口号的出现，很可能感染在现有社会规则下被忽视甚至被牺牲的群体，以及既得利益群体中更具有反思精神的部分，从而激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即使像贝尔论证的那样，这样的运动最终会发展为独裁、暴政，然而人们总是相信100次失败后会有第101次例外，从这一点上来说，希望政治永远不会失去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希望政治才能发挥政治整合的作用，而纯粹的利益争夺则会导致社会撕裂，也因此罗蒂才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概念。
中国社会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提倡“三个自信”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道路、理论、制度是什么？在实践中我们可能产生了模糊的概念，但系统的理论框架仍在建构过程中，这需要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在本书阅读过程中，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作为读者其思路理解实际受到了所在阶层的限制，然而我们会误将其当作普遍的。那么这本书就时时提醒我跳出自身语境，感受不同群体的心理状态。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说改造世界、承担社会责任时，可能时刻需要保持的是对自身局限性的清醒认知。
——赵亚琦
贝尔最吸引我的观点是对于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其中我认为最有力的批判是“大众社会理论忽视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忽视了人类在塑造新社会形态方面的匠心独运”。
尽管贝尔的批判在某些方面非常有力，但是我认为大众社会理论本身还是有其合理性。联系中国实际，大众，包括大学生都存在普遍的精神贫乏，再加上网络的普及，人们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寻找个人的精神动力和建立个人对于集体的归属感十分重要，社会稳定需要某种最低程度的联合。——周盛
意识形态可能终结吗？
贝尔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现实，乌托邦的幻想只能让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贝尔很可能是对的。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面对历史上范围最广的毁灭性灾难，陷入了整体的绝望之中，那是对人性、对人类这个物种的绝望。法西斯主义让欧洲成了地狱般的存在，而宣称实现所有人终极自由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造成的后果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和窒息。看上去，意识形态不仅不会帮人类进入乌托邦之乡，反而会彻底粉粹人类对一切共同命运的希望。
然而，意识形态恰恰来自于人的某种“绝望”。社会分配的极端不公正、个人地位之间的极端不平等，都会让人幻想某种更美好的大同社会。更重要的是，随着对宗教的“祛魅”，人类表面上以理智作为权威的来源，内心深处却又对缺乏上帝的“救赎”感到不安。没有最终审判，没有最终命运，有什么可以唤起独立个体心中的共同情感？人类还可以依靠什么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向着最终极的渴望奋斗呢？
这个悖论，让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都蒙上了宗教的色彩。因为除了宗教，还有什么能让一群人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宣称自己的“信仰”？似乎，只有意识形态可以。
美国带着“山巅之城”和普适价值之“灯塔”的自负，毫不掩饰地向全世界推行着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很多人不喜欢，但不得不承认一点：美国人内心有一种自己生活在人类历史到现在为止最富有希望的一块“试验场”的自豪心态，这种无限可能性的乐观感染了很多人。现实再苟且又如何？没有希望地活着就是最大的恶。
这其实反映了意识形态背后的一种本质的人性：必须超越现实。人的价值在于自由，在于不满足于现状，在于持续不断地超越完善。如果说，所有的乌托邦都是注定会失败的人类社会的实验，那人类也有理由坚持下去，因为这种不断地实验，就是人性最好的证明。
当然，要警惕意识形态滑向极权主义的危险时刻，但那意味着在进行乌托邦的实验时，人类最需要关注的是所有乌托邦最终的价值所在——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纯粹抽象的“人”。千篇一律的面孔是人类最大的“异化”，这可能是我们反思意识形态的关键，而意识形态的终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千篇一律”而已。
意识形态可能会随着人类对未来希望的终结而真正终结吧。
——鲁昊源
“仰望星空”亦需“脚踏实地”
美国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其仅“仰望星空”，而未“脚踏实地”，最终成为了一个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但又拒绝现世生活的矛盾的存在。良知伦理与责任伦理似乎总是无法兼得，在政治的迷雾中，你或者随身携带一个路标，摸着石头过河；或者干脆就将自己变成一个路标，永远矗立在那里指明方向。
这归根到底说的就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问题，目的只有一个，但通向目的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也许有时倒退且与其他目的的人并肩而行，也可以成为一段必经之路。手段上可以暂时妥协，但只要目的还在，我们就一直在往星空的方向前进。
我国的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避免了美国社会主义无法“脚踏实地”的问题。她更不仅给人们矗立了一个指明方向的路标，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手段解决了现世的时代诉求。
——鲁玉
“任何一个群体都是由一种虚构的故事团结起来，但这个故事是地区性的”
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意识形态终结指的是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而地区性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那么在美国就没有去争论到底应该是“左”还是“右”，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但是贝尔认为政治应该是现实的政治而不是希望的政治，贝尔引用马基雅维利“人们犯下了不知道该什么时候限制自己希望的错误”，认为曾经的人类解放的希望，千禧年希望或者太平盛世的幻想的破灭，使得人们对于未来陷入绝望之中，而这种普世的意识形态终结了。可以体会基于对未来无比信仰和追求的希望，并在其指导下去去实践，但是却为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希望多大，失望多大”，这种失望和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政治背景下，说普适性的意识形态终结有其道理。但是，我仍然认为政治不应该仅仅是利益的、现实的，也许政治是黑暗的，存在着种种利益和权力的博弈，但是不代表政治就已经是地位政治，是完全现实的政治，政治应该是希望的政治，一种高位政治。换言之，就是没有纯粹的利益和权利，也没有纯粹的理想主义和虚无的希望，权力和利益是一种手段，希望是解决实际问题，将要达到的、现在追求的一种现世美好。政治不应该被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所限制，在这方面更偏向实用主义，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想要达到的人人都能达到全面的发展、人人幸福又是追求的希望。在看《人类简史》时，特别认同的一个说法就是，任何一个群体都是由一种虚构的故事团结起来，这种虚构的事实是一种普遍认同的故事，但是会发现，这个虚构的故事不是全球的、普遍的，而是具有地区性的，各式各样的，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文化特点。同样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地区性的，是和文化传统以及现实需要相适用的，这也是一种选择的过程。
——王玉锦
美国社会并不是没有产生过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但往往停留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反省，终不成气候。探索美国何以产生不了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革命的原因，贝尔认为，一方面是美国面临的问题其根源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认同或者阶级立场的区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正统、教条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美国社会。美国不同于欧洲，没有封建时代的延续、阶层观念的固化，美国是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一切皆有可能之地。因此，不同于欧洲，工人阶级被日益成长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所替代，而不是日益强大、建立自主意识。美国的阶级结构随着中产阶级的庞大和外来移民的增多更显多元化，社会矛盾也因此从单一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更具象的政治诉求。中国也在经历这一过程，适应全球化浪潮，国民的个人意识逐渐觉醒，我们不再谈论社会主义信念，取而代之的是标签化的抱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再单一的从集体、国家出发，转向重视个人、公民，无论从舆情、听证等多种形式都能体现。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树立国家独有的行为情境，而意识形态的终结正意味着行为情境的破坏，如何重塑成为新命题。
——翁雯雯
“从容的自信”
读完《美国意识形态的终结》，留下最深印象之一是贝尔对美国未来的命运如此从容的自信。虽然美国在50——60年代以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但是从大写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的风陵渡口，美国都得以平稳地渡过。二战以前几百年，欧洲作为世界的中心，在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被打成一片废墟，而美国却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成功取代欧洲成为了世界的领袖。战后，东欧赤化，西欧被共产主义幽灵搅得焦头烂额，而在美国，国内社会主义思潮一直不成气候，美国本身在国际上还成为了自由世界的守护神。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修昔底德的陷阱的避免，或者说改变了这个预言的实现方式。虽然在美国和英国之间霸权交接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战争，而且是旷古绝今的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如果从“大国崛起必然爆发战争”的角度看，“修昔底德陷阱”并不能得到避免，但是从“新兴大国崛起必然爆发和老牌大国之间的战争”这个角度看，预言则在某个程度上被打破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大国崛起的一种新路径，尽管这一路径可能不能第二次被适用。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美国所处的状态是：小问题不断，大问题没有。因此，看清这一切的贝尔有足够的理由自信。
同时，贝尔的自信又是一种冷静的、毫不祛魅的自信。作者并不为美国未来的这种光明而振臂欢呼，他对以共产主义运动为主要代表的那种对未来的狂热式的希望保持了警惕。他明白，未来的一个“好”的社会，需要一个务实的态度去建设，需要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以形成一个共同的努力纲领，而且考虑到修辞学的因素，又何妨把这句话表述为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作”以形成一个共同的努力纲领。对过去彻底的决裂往往会伤及未来。如果对于过去延续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曾经拥有至上权威的东西能够一朝之内狠心连根拔除，却对于初建立起来的、根基未牢的新秩序全心全意地予以遵守，这无论在逻辑和情理上看都是有矛盾的。在将旧秩序彻底打碎的同时，契约精神和守法精神将被消磨殆尽。一个可以以“腐朽”为名将自己的至亲送上绞刑架的人，却能够全心全意地为素昧平生的人民服务——这不符合人性。
因此，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中，要特别防止理性爆棚和法律狂热。首先，近代法律发源于西方，它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是深植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做出的制度安排。而中国在移植的过程中，只可能把法律理性的部分移植进来，但是当地的特色部分不能够移植过来，这样容易使得国内的人忽略掉人文和本土部分而把现代法律看成单纯的理性的产物。片面的法制建设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就像片面的经济体制会摧毁苏联帝国一样。因此，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特别重视与本土资源的结合。而在改革的过程中，不管对过去如何的深恶痛绝，对未来是如火焰般炽热还是如萤火般惶惑，都应当保持一种从容的自信。
另一个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是，贝尔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与马克思的论证相比，针对同一个现象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价值评判。比如贝尔批评社会主义“存在于现世，却又不属于现世，而且还拒绝这个社会”，这个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两难。但是，这恰恰是马克思引以为豪的地方，马克思认为，新的社会形态就是从旧的社会形态的母体中孕育，然后否定、替代旧社会的。再如，贝尔批评社会主义的“各种口号把客观事件戏剧化，使问题简单化，并且消除了与民主政治行动相伴随的各种限制条件、各种状况的细微差异以及敏感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中，这恰恰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如同中国传统的“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面对同样的对象，不同的表述引向截然相反的价值评判。到底哪一方的观点是对的？这是读完这本著作后我产生的问题，而且很遗憾我并没能立刻找到答案。在修辞学的巨大魔力面前，我感受到了知识的贫乏带来的无力。如果说马克思是错的，那么为什么读起来会更加激动人心，而贝尔笔下的文字则显得稍显平淡？这是人性之中的一些固有的特性在作怪，还是和年龄阶段及成长坏境有关？一个40岁左右的成年人看待这两个人的观点，一个“二代”的同龄人看待这个问题，会不会和我有根本上的不同？
结合我国的实际，要把一大群人结合在一起组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虚构的故事存在。因此口号是必要的。但是口号的内容和形式可以不再是激进的，而是通过口号内涵的不断虚化，以扩大其外延，从而尽可能团结最大多数人。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线也大体延续了这样一种发展路径：毛时期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其他阶级成为被统治阶级；邓时期对这一意识形态进行了弱化；江时期提出“三个代表”，代表的对象扩大至“人民”，即只要得到统治者认可其“人民”的身份，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可作为主人翁；胡时期提出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弱化了政治划分的标准，取而代之以经济标准，只要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建设者，均为国家的一份子而受到统治者认可；习时期提出了中国梦则进一步泛化，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梦。这体现出中共的治国艺术更加中庸化的特点，既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统合人心的重要性，又避免激进的意识形态。
——萧雨
结语
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这是贝尔在其书中想要阐明的一个问题。普遍性被打破，地区性、差异性慢慢彰显，这同时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意识形态会走向何处？且行且思且斟酌。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 —— 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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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一颗甜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