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百年纪念之三｜柴纳·米耶维：俄国革命为何如此重要？
导言
如何评价一百年前的十月革命，如何解释那段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似乎成了当今俄罗斯的难题：一面是国家坚定不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面是无法割裂的革命传统与民族记忆。“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那么普京政府将如何对待这段历史？昔日革命理想是否因时过境迁、国家改旗易帜而沦为历史的废墟从此意义不再？
近期，英国科幻作家、漫画家、左翼政治活动家及学者柴纳·米耶维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英国《卫报》发文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革命的实质不再，但是意识形态犹存。这场革命不仅为上世纪末期的全球政治格局奠定基础，影响力甚至渗透至现当代文学艺术等各个思想领域。哪怕历史声音逐渐模糊、解读变得暧昧含混，都不应折损其精神。因此，沉湎过往，不如把握当下。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行动。
同时，柴纳·米耶维在其新书《October： The 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究与思考。
《October： The 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作者介绍：柴纳·米耶维，英国科幻作家、漫画家、左翼政治活动家及学者。 国际关系学博士，2005年出版博士论文《平等权利之间：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法理论》。曾活跃于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ISO)，前社工党成员，2013年联合创立英国左翼联合党（Left Unity）。2015年起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成员，作品曾三次获得英国科幻小说最高奖项亚瑟·C·克拉克奖。
正文
一百多年前，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起义推翻了俄国根深蒂固数个世纪之久的封建主义。但这对今天的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不考虑其他因素，1917年10月发生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暴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那段变革时期的高潮始于当年二月，至大众力量顷刻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独裁政权时渐息，过程充斥着阴谋、暴力、忠诚、背叛及勇气。
但是，随着年岁流逝、时代更迭，这些大事件于当今世界又意义何在？自1989年斯大林主义垮台以来，革命已在主流文化中衰朽，剩下的只是一些谬误的论调——认为那些固化的专制政权在革命失败的表象之下仍具有某种意义。不禁要问，这些历史大事件于今只是威吓警告吗？它们是否还有别的作用？曾经的革命还有意义吗？
有。既然革命能够发生一次，为什么不可能有第二次？我热衷于俄国1917年革命的历史，今年又恰逢其百周年，但当我被问到为何这段革命仍然有意义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犹豫。然后沉默。沉默也是一种言语，是理解1917年十月革命的关键词。
我们本能地知道它在当今依然重要，但滔滔不绝地去“解释”过去革命与现今世界的“关联性”又不免像是一种吊书袋式、教条的辩驳。急于“解释”一切的姿态当然不仅仅是左派人士独有的问题，不过听那些激进分子作答的确是个令人烦躁的过程，他们会把历史掰开揉碎了解析，大体上至少要经过反叙事、质疑标准观点、自我反思几个步骤才肯罢休。（近期重大政治风波——柯比、桑德斯、特朗普、法国总统大选、以及未来的更多事件——倒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们否定了种种政治假设，给了那些自称无所不知的评论家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普京领导之下的俄罗斯明白这段革命的意义，这也让它身陷矛盾：当今俄罗斯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因此很难将自己定位为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继承者；而与此同时，在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俄罗斯传统纪念中，斯大林时代是象征性怀旧主题之一，这段记忆很难从俄罗斯的历史中抹去。如历史学家鲍里斯·科罗尼茨基（Boris Kolonitsky）所说，这段记忆很可能“成为一段捉摸不透的过去”。
最近一次去圣彼得堡时，我问俄罗斯朋友：如果不得不面对这段革命历史，政府会如何处理它？1917年革命的百年纪念会成为一场庆典还是一个诅咒？他们告诉我：“政府会说，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斗争，最后的赢家是俄罗斯。”
这段革命的另一个悲剧之处在于：它的实质已不复存在，影响力却仍在持续。解放全球的愿景在漫长的沙文主义号角中高鸣。
从某种意义上说，1917年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毕竟，这段历史尚不久远，现代世界舞台上的历史事件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渗透于反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及其对手，而且牵动着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局势，比如国际局势恶化以及数十年之久的冷战对抗。观察当今全球各力量的联盟对立格局及其组成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这场革命的影子。同时，在严肃的国家主权范畴之外，俄罗斯先锋艺术家马尔维奇（Malevich）、波波娃（Popova）、罗登琴科（Rodchenko）等人亦拥护革命，与其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们的影响力无法估量：文化评论家欧文·赫斯利（Owen Hatherley）称（构成主义）“可能为20世纪最密集、最富创造力的艺术和建筑运动”，它正在影响或将会影响“抽象、波普、奥普艺术、简约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朋克和后朋克图形风格...野蛮主义、后现代主义、高科技以及解构主义”。我们能在电影和社会学、戏剧和神学、现实政治和时尚各领域中觅得革命的踪迹。所以，那场革命当然重要。或许就如列宁所言，“一切都在联系之中。”
Malevich 作品
Rodchenko 作品
Popova 作品
但行文至此我再度犹豫，总感觉这样理解虽然重要，却始终在绕圈子，并未触及核心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讨论革命的意义会引起人们的愤怒？
承认历史比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更加胶着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了，但是，我们毕竟还处于“别无选择”（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后撒切尔时代，熔补空间在缩小，基本规则不会受到挑战。尽管紧缩政策日益严苛，但提议建立一套由草根大众控制、不以利益为基础的制度应该能够吸引眼球。革命为一种替代方案提供了愿景，提供了一种志在成功的蛮勇，一种推翻顽固势力的动力，这正是革命的意义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各方谈到革命的意义时都会愤怒而非仅仅感到气恼或好笑。因此，今日人们再论革命，重点不仅在于如何解释过去，还在于如何解释现在，在于如何回答过去与现在是否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一问题。
有些人批判一切却唯独为1917年革命的命运感到惋惜，其中的大多数都怀有一个共同信念：斯大林主义的“毒瘤”是革命的必然结果。当然可以这么反驳：他们的信念很大程度上倚赖无以证明的史实，并不存在一个近乎完整、系统的反对或支持革命的观点。因而这一群体囊括了有着各种特质的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保守派、法西斯主义等。
有些人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派是错误的、悲惨的，不过最普遍的观点将其定性为邪恶的权力饥渴 。于是，讨论被引向了一个简陋的道德故事。比如对于历史学家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人们可以对他的观点表达异议，而无须质疑他研究本身的严肃性。他在《一个民族的悲剧 (A People’s Tragedy)》一书中称“对人类苦难的憎恶与冷漠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这一论断就太过荒谬（而且他执念于批评领袖们的皮夹克这一点也很匪夷所思）。
不过，倒也有一些真正的革命信徒，如小众又怪诞的斯大林协会。最为困扰那些找到理由纪念革命的人的问题是：应当从哪一天开始悼念革命的悲剧？如果解放的传统中断，那么是何时中断的？1921年？1924年？1928年？或是1930年？何种复杂因素导致了这一传统的衰落？是内战期间的大屠杀？还是有狂热排犹迫害分子参与的联合干预？亦或是欧洲革命的失败？
它们共通之处在于，制造出一种破碎与丧失下的断裂感。这必然导致自由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萌动。“通说认为’早期斯大林主义孕育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中’，”布尔什维克反对者维克托·塞尔吉（Victor Serge）1937年曾说，“我不反对这一说法，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内还包含了诸多其他分支派别。那些经历过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岁月的人不应该忽略这一点。哪怕今日之局面源于过往的没落，但以衰朽消亡的事物作为评判当前事物的依据，难道是明智的吗？”
这段引用一度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塞尔吉后来澄清，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必然走向斯大林主义，至少不应负全责。任何能够避开圣徒言行、辩证地审视自身传统的运动都是健康、自信的。这意味着，（我们看待两者的关系）不仅要综合内战、强制孤立政权、饥荒、工农业及社会崩溃的现象作出解释，而且要考虑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前后的内部政治腐化问题。
无论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何种教训与启发，总不乏有人愚蠢地照猫画虎，将1917年列宁领导的政党视作当今模范，却不愿对其优劣得失作出坦率的评估。甚至，从一些激进团体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其受古怪韵律以及百年前社会主义译作用词的影响之深。这种现象非但不能说明革命意义之重大，反而表明革命的意义被误解了。我们无须为革命专程奔走呼吁或奉承地重现：因为这不是忠诚。无论1917年的俄国到底有何特别之处，这段革命不仅提供了分析视角，还提供了视界，让人看到一个沉痛又重要的事实：无论世事如何重来，结果都是一样的。一场激进的结构重整之痛，将今日之屈辱、暴力、不平等、压迫及其后果是与一个世纪之前、不同背景下的革命联结起来。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革命是重要的？因为它有正确之处，也有错误之处；因为它表明的不仅是希望的必要性，还有适度悲观、以及两者结合的必要。没有千禧之年的希望，就没有推翻丑陋世界的动力；没有坦率评估困难的悲观主义态度，必然性就太易于被塑造为美德。
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党采用了斯大林1924年的“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论”。这一改变推翻了对国际主义的长期承诺，它确信俄国革命无法在孤立中存活下来。欧洲革命的失败表明——这是一场生于绝望的政治变动。但宣告、庆祝一项独裁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场灾难。糟糕的希望比顽固的悲观主义更为有害。
革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恰逢千禧之年。革命反对者一如既往控诉社会主义是宗教。这种说法当然非常虚伪：反共运动同样经常被注入了驱魔者般的狂热。更重要的是1917年的革命信徒不是出于自身的弱点而获得分析能力，而是受到乌托邦式愿望的激励、和对一个更新更美好世界的渴求，致力于成为这样世界的一份子。
所有的原因都很重要而且中肯，但汇集在一起却并不充分。还差一个定格的时刻，一种无法言喻的超越感。在革命的抱负、预示性环境、错误与成功中，言语一而再三地失效了：士兵们给媒体的信件中，表述随着时间流逝变得含混不清，透露着对二月革命毫无重生预兆的绝望；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党散发的传单中，言辞模棱两可，无法遏制住涌上街头的人群；尤其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准备登报呼吁不要上街示威时，他们意识到这一诉求远未得到人们的关注。基于以上种种，为避免尴尬，他们在深夜删除了所有文字，1917年7月4日的《真理报》头版中央出现了一道空白。
这并非是俄国左翼第一次在印刷媒体上沉默。1917革命之前约六十年，激进作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出版了长篇政治小说《怎么办？》，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列宁也深受其影响，甚至将自己1902年论述政党组织的小册子同样命名为《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过去与未来汇聚点的全部描述，只是两行省略号。了解背景的读者应该能够明白，省略号的背后就是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这种方式躲过了审查，但在这位信奉无神论的牧师之子笔下，缄默不语传递着一种宗教末世论的意味。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关注的是上帝不是什么：一种否定式进路的革命，当然超越了言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在《奥兰多(Orlando)》说，在俄国，“句子常常断在如何圆满收尾的犹疑中” 。这当然只是一种辞藻，一种普遍的、不可持续的、浪漫化的俄罗斯实体论。不过即便如此，它似乎也成了对俄罗斯历史的预言。车尔尼雪夫斯基以省略号描述革命，《真理报》的空白包含着策略。“无法言喻”不是这段不寻常历史的全部，但却是它的核心。
同时，这也是理解革命为何重要的关键。因为，无法述说的事情我们可能会经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心生怀念，迟迟不能对“革命还有意义吗”作出回答。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和结果。不要费力解释一个根本无法说清的十月革命，而是成为十月革命的一部分。
翻译文章：
China Miéville , Why do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matter?, The Guardian, May, 2017 Issue.
网络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7/may/06/russian-revolution-matter-china-mieville
苗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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