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美国自由派的四个挑战：不平等、精英自满、劳动尊严、爱国主义

导言

特朗普赢得竞选的背后到底充斥着什么样的力量博弈？这是否是民粹主义对主流政党精英领导的抵制的表现？进步党应当如何在不满声中剥离合法诉求，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使命和目的？

2017年夏季，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民主杂志》（Democracy Journal）发表文章，就美国、英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抬头之因进行分析，并为进步党提出建议。桑德尔先就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其任期第一个月的混乱为分析对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特朗普的当选正是数十年来不平等现象越演越烈的结果，也是顶层阶级获益、普通民众感觉被削弱的全球化模式的结果，这也是对于政治的技术官僚路径的一种反驳；桑德尔继续表示，民粹主义喧嚣的不满和怨恨背后挟裹着合法的诉求，进步党应当剥离、正视并且回应这些诉求；最后，作者为进步党列出四个挑战命题：收入不平等；精英领导的自满情绪；劳动的尊严；爱国主义与民族共同体。

“我们现在所需的是应当优先考虑的事项以及一个积极的政治方案。”（来自迈克尔·桑德尔2017年夏季第45期《11分钟读懂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观点》）

虽然唐纳德·特朗普在其任期的第一个月就陷入政治僵局，但民主党人还未赢得这场争论。是的，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在反对废除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和批准最高法院法官Neil Gorsuch任职方面表达了一致意见，但他们并没有改变在很多方面的态度。尽管特朗普的支持率很低，但他的选民很少有人后悔自己的选择。事实上，四月初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即使选举再次进行，特朗普也将在全民投票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

来自白宫的挑衅浪潮、政策失误以及对民主规则的持续漠视，似乎给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轻易的可供攻击的目标，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特朗普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为深夜的电视喜剧演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对那些持反对政见的人来说，特朗普的行为并未火上浇油。

一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喜欢转移话题。受到狂热的、分散的有线电视新闻的报道和社交媒体的影响，特朗普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关注赤字”的总统任期。这就为反对派提供了挑战。源源不断的挑衅迷惑了批评者们，他们往往需要努力去区分哪些作为是对民主的故意冒犯，而哪些作为仅仅是用以分散注意力。

对特朗普批评者的另一重挑战是，某些抵抗形式放大了特朗普制造和发展的混乱。通常，推出失败的政策将会削弱总统的权威；奥巴马医改网络的崩溃，损害了公众对平价医疗法案的信心，使得奥巴马政府处境尴尬。

然而，对特朗普来说，混乱是有帮助的。当他的第一次签署的旅行禁令在机场引起抗议时，机场官员就如何执行行政命令十分困惑，紧随其后法院裁决便暂停该命令执行。特朗普从这些混乱的局面中获益——这巩固了他在事件中心的地位，成为了他抵御混乱的堡垒。

道德上的愤慨只有在政治判断的引导下，才能在政治方面焕发活力。反对党现在需要的是节制愤怒，优先考虑一个积极的政治方案。

构思这样一个方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正视建制派政治思想的自鸣得意，这些思想为美国的特朗普和英国、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开辟了道路；并且它需要重新建立进步主义政治的使命和目的。

残酷的现实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正是焦虑，沮丧和因主流政党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的合法的不满情绪蔓延的结果。

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对特朗普充满忧虑的人来说，发动一场抗议和抵抗运动并不够；参与劝说活动才更为必要，这样的政治活动必须从理解对美国社会和政治动荡的不满开始。

比如英国退欧的胜利，特朗普的当选正是数十年来不平等现象越演越烈的结果，也是顶层阶级获益、普通民众感觉被削弱的全球化模式的结果。这也是对于政治的技术官僚路径的一种反驳，这种路径对那些感觉自己已经被经济和文化所遗弃的人们的愤怒充耳不闻。

一些民粹主义的批评者，将它视为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反应。另一些人则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看，将民粹主义看作是因全球贸易和新技术兴起带来的失业问题的抗议。

但是，只看到民粹主义抗议中的偏执部分，或者将其视为经济上的反抗是错误的。这样做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2016年的剧变是对历史上的政治失败的政治回应。

右翼民粹主义如今方兴未艾，是进步主义政治失败的征兆。民主党已经成为一个技术官僚自由主义党派，相较以前构成其基础的蓝领和中产阶级选民，如今它更像一个职业阶层。至少直到最近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所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复兴，类似的困境也一直折磨着英国的工党。

困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认为，政府是问题所在，市场是解决方案。当他们从政治舞台谢幕，他们的继任者——中间偏左的政治家们（美国的比尔·克林顿、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手段温和，但巩固了市场信心。他们软化了毫无约束的市场的粗糙边界，但并没有挑战里根-撒切尔时代的中心前提——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工具。本着这样的信念，他们接受了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同时对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表示欢迎。

在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吸收了共和党促进全球贸易协定和放松金融业管制的观点。这些政策的好处主要流向那些上层阶级，但民主党在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和政治中金钱力量逐渐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增益。自由主义脱离了驯服资本主义和将经济权力变成民主账户的传统使命，便失去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当贝拉克·奥巴马出现在政治舞台时，一切似乎都改变了。他在200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为已经成为自由的公共话语特征的管理、技术官僚语言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选项。他表明进步主义政治可以讲一种道德和精神目的的语言。

但是，他鼓励的道德力量和公民理想主义并未在其总统任期内得到持续贯彻。奥巴马于金融危机期间就职，他任命了在克林顿时期推动金融自由化的经济顾问。在他们的鼓励下，他以不追究导致危机的行为的条件救助银行，但几乎没有对失去家园的普通市民提供帮助。

奥巴马不再大声呼喊道德论调，他安抚而非表达公众对华尔街的愤怒。对救助计划挥之不去的愤怒给奥巴马总统的任期蒙上了阴影，并催化了在其任期内民粹主义抗议情绪——分别体现在左翼政党的占领运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候选人地位，和右翼政党的茶党运动、特朗普的选举。

民粹主义在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兴起，正是对主流政党精英的抵制，但其最显著的结果是自由派和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四月的选举中只赢得了6%的选票。

进步党在期待赢得公众支持之前，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使命和目的。他们应该从取代自己的民粹主义者的抗议中学习——不是重申其仇外心理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是认真考虑与这些不良的情绪纠缠的合法诉求。这种反思应该首先认识到这些不满诉求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道德的和文化的，不仅是工资和工作，而且是社会尊重。

进步党如果希望化解现下扰乱政治局势的愤怒和怨恨情绪，需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收入不平等；精英领导的自满情绪；劳动的尊严；爱国主义与民族共同体。

收入不平等：一般对不平等问题的回应是呼吁更多平等的机会——重新培训那些因为全球化和技术发展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消除了种族、族裔和性别的障碍。总结起来，这句口号就是那些认真工作、遵守规则的人应当得到与其才能匹配的回报。

但这个口号现在听起来很空洞。在当今经济态势下，实现经济地位的提升并非一件轻易的事情。对美国来说，这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美国人为自己国家的上升机制而自豪。美国人历来没有欧洲人那般担心不平等问题，他们相信，无论一个人生活的起点是什么，只要努力工作，白手起家，发家致富都是可能的。但今天，这种信念被质疑。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成年后往往仍然很贫穷。在那些收入垫底的后五分之一的人中，有43%的人会停滞在此阶层，只有4%的人能进入前五分之一的阶层。加拿大、德国、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则比美国更容易摆脱贫困。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机遇的花言巧语未能像从前那样激励人们。进步主义者应该重新考量这种设想——流动机制可以弥补不平等的差异。他们应该直接解决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非满足于帮助民众在分离瓦解的梯子上磕绊攀爬。

精英领导的自满情绪：这个问题更严重。一直以来，对建立一个公平的能够用社会地位如实反映努力和才能的精英领导体制的强调，对我们解释自身的成功（或者失败）产生不良影响。这种制度根据才能和努力工作程度进行奖赏的观念，鼓励成功者将成功视为自身行为的结果，视为对他们价值的衡量，因而他们看不起那些没有自己幸运的人。

那些失败的人可能会抱怨制度被操控、成功者作弊使得自己竞升到顶层阶级，或者他们可能沉溺在失败是自己咎由自取，他们仅仅缺乏成功的才能的情绪中无法自拔。

当这些情绪并存时，他们容易喷薄的愤怒以及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总是助长民粹主义抗议。虽然唐纳德·特朗普是亿万富翁，但他理解并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他并不像贝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经常提及机会，特朗普几乎不提这个词。相反，他直言不讳地谈论成功者和失败者。

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如此定义大学学位的价值——不仅将其作为社会阶层提升的康庄大道，并且将其作为社会尊重的基础——他们很难理解精英管理体制会滋生自满情绪，并且这种观念强加给那些没有念大学的人一个苛刻的判定。这种态度是民粹主义反弹和特朗普竞选胜利的核心。

现在，美国政治中最严重的分歧之一是那些有大学学历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之间的分歧。为了弥合这种分歧，民主党人需要理解它所反映的对价值和工作的态度。

工作的尊严：在承受技术进步和外包失去工作的压力同时，工人阶级还要面对社会对他们的工作不太尊重的情绪。当经济活动已经从生产商品转移到管理金钱，社会给予对冲基金经理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大额回报时，在传统意义上因劳动获得的尊重已经变得脆弱和不确定。

新技术可能进一步削弱工作的尊严。硅谷的一些预言家们预测，会有那么一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取代今天的许多工作。为了缓和这个未来的困境带来的冲突，他们建议给予每个人一笔基本收入。曾经为所有公民提供的安全保障将会被当作一种向没有工作的世界过渡的软化的方式。欢迎还是抵制这样一个世界将是未来几年政治事务的中心问题。要想清楚这一点，政党必须努力解决工作的意义及其在生活中的地位。

爱国主义和民族共同体：自由贸易协定和移民问题是民粹主义者怒火最有效的引爆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反对者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和移民威胁着当地的工作机会和薪资待遇，而支持者则表示，从长远来看，这两者都有助于经济发展。但这些问题将引发民众激愤，这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那些认为自己的国家更关心廉价商品和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本国人民就业前景的工人感到被背叛了。这种背叛的感觉经常有一种不良的、让人无法忍受的表现——仇恨移民，强烈的民族主义——诋毁穆斯林和其他“入侵者”，发表这样的言论——“夺回我们的国家。”

自由派通过谴责这些可恶的言辞，坚持相互尊重和多元文化理解的立场来回应。这种原则性的回应，虽然有效，但是却未能解决民粹主义者的抱怨中隐含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国家边界的道德意义，如果存在，是什么？我们是欠自己的同胞更多，还是欠其他国家的公民更多？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罪恶，还是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偏见？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培养民族认同感，还是渴求一种普遍的人类关怀的世界伦理？

这些问题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与我们最近在政治上讨论的小事情相去甚远。但特朗普时代的来临凸显了振兴民主的公共话语，解决人们关心的大问题，包括道德和文化问题的必要性。

要理顺承载着合法的不满情绪的民粹主义抗议中令人无法忍受的部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重要的是要去尝试。理解这些不满，建立一个能够应对这些问题的政治制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政治挑战。

迈克尔·桑德尔于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最近出版《金钱不能购买什么：市场的道德边界》（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此篇文章部分改编自由辛迪加项目（Project Syndicate）最先出版的评论。

翻译：李玥

编译文章：

Michael Sandel, The State of Resistance, Democracy Journal, Summer 2017,NO.45

网络链接：

http://www.democracyjournal.org/magazine/45/the-state-of-the-resistance/

（译者注：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字：李玥

责任编辑：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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