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百年纪念之六｜革命圣地莫斯科如何从希望灯塔滑向恐怖深渊？

作者：弗兰西斯·贝克特

导  言

201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在一个世纪的岁月里，有过苏维埃盛极一时的荣光，也有苏东剧变留下的满目疮痍，有过共产主义广为传播之时，也有当今民粹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100年后，如何理解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影响着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判断。

纽约时报记者弗兰西斯·贝克特于2017年3月在《纽约时报》发文谈及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新理解。在文中，其选取了几位关键人物，从亲历者的角度描述了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成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褪色等历史瞬间，为我们理解十月革命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同时，作者指出，莫斯科灯塔的余光消散了。新一代人里已经不可能再产生敢于毫无保留地为自己所信仰的伟大和正义事业牺牲一切的人了。确切地说，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还是保留了一批坚定的党员，也还在继续招收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但1956年是一个转折点，苏联作为一种思想已经不可逆转地被玷污了。

此外，围绕俄国十月革命，弗兰西斯•贝克特还撰写了《内部的敌人：英国共产党的崛起与衰落”》和《斯大林的英国受害者》两篇文章。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这个苏维埃国家成为左派的希望的灯塔，莫斯科也成为了朝圣之地。当时，这种吸引力四十多年后才消退，世界依然在等待取而代之的新事物。

这种吸引力不难察觉。1917年，人的生命在法国和比利时浸满鲜血的土地上如蝼蚁一般逝去，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工人，他们为他们不能投票选举的国家做出牺牲，他们的死让他们的家人更加贫困，富人们却日进斗金。

所以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主张很快就有了听众。共产主义政党很快在这个曾经参战的国家建立起来。一位名叫哈利•波利特的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锅炉工人这样总结到：“像我一样的工人赢得了权力，战胜了资本家阶级。”

波利特这样的人在权贵阶级连篇累牍地批判苏维埃时对这个国家更加爱戴了。温斯顿•丘吉尔如此形容苏维埃：“与东方联系密切，处于极度混乱中，不仅是千疮百孔，而且是瘟疫肆虐的俄罗斯”，他将这种革命思想视为“会摧毁国家灵魂的政治教条”。苏维埃的国际盟友很多，也很活跃，使得列宁将苏维埃国家模式的希望寄托在全世界范围内。所以他建立了共产国际，或者叫做第三国际，并在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极大的个人兴趣。其中包括1919年建立的美国共产党，1920年成立的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以及许多其他政党。

莫斯科成了外国共产主义者的圣地：一个躲避风险的避难所，一个寻找灵感，支持和资助的地方。1926年，国际列宁学校在莫斯科成立，专门培训外国共产主义者。根据一项研究，370名德国人和320名捷克人在该学校存在的12年间接受了培训，还有各200名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美国人、中国人，各100名奥地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芬兰人接受了培训。

列宁学校的学生和来访的共产党领导人住在Lux酒店，这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简陋但功能齐全的建筑。他们在这里吃住，汲取动人心魄的革命热情——实际上“汲取”的是俄罗斯伏特加和乔治王白兰地。

第三国际的人员被派遣至世界各地，但他们并不打算长时间停留。一旦他们的活动被警察发现就会被遣送回俄罗斯或关进监狱。在英国，唯一长时间成功躲避警察追捕的是麦克斯•彼得罗夫斯基，他在1924-1929年担任莫斯科驻英国和法国共产党的代表。

他出生时的名字是大卫•里波兹或麦克斯•古德法布，出生地是乌克兰或俄国，出生时间是1883年左右。由于他的假名甚多，有关他的可靠信息很少：最初他以犹太共产主义团体成员的身份躲避沙皇警察追捕，后来又在1917年革命之前躲避美国当局，那时他参与帮助运营美国的社会主义报纸《犹太前进日报》。

在英国，他以班纳特的名字与莫斯科当局联络。伊夫•李特维诺夫是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特维诺夫的英国妻子，她评价道：“彼得罗夫斯基是你见过的最丑的人，却很有魅力。”

在他1920年到达伦敦时，另外一位名叫露丝•科恩的第三国际成员在为世界各国政党运营拨付资金工作完成之后回到了英国。她和彼得罗夫斯基相爱了。科恩出生于伦敦东区的一个贫困犹太家庭，她长着棕褐色的眼睛，乌黑的长发，活泼聪明，知书达礼，拥有令人难忘的美貌。

彼得罗夫斯基和科恩在1929年左右结了婚并移居莫斯科，他们的儿子阿廖沙也出生在莫斯科。在列宁逝世后的1924年，约瑟夫•斯大林执掌了最高权力。夫妻俩的光景一度还说得过去：麦克斯有一份重要的政府工作，露丝则在一家新成立的英语报社—《莫斯科日报》做辑。

他们闲适的生活在1937年终结了。彼得罗夫斯基和科恩因被怀疑同情被流放的李恩•托洛茨基而被捕。阿廖沙被送进孤儿院，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夫妻俩很快被枪决了。

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让莫斯科成了残酷的压迫者，很难再说是希望的灯塔。但还是有很多人在1937年战争阴云密布的世界背景下视其为希望的灯塔。希特勒掌控了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了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还赢得了西班牙内战的胜利。经济大萧条使英国和美国哀鸿遍野，在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

正如哈里•波利特看到的一样，那些推翻了俄国暴政的人“不能，也从来不能做任何反对工人阶级的事。”波利特把彼得罗夫斯基和科恩视为他的朋友，但他认为他们犯了错误，毕竟不付出代价就不能成大事。

所以第三国际的成员和国际列宁学校的毕业生们这样忠诚的同志们开始追捕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并认为恐怖结束之后一定会迎来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安德烈•马蒂去了西班牙就任国际纵队的领袖。他下达了枪杀被指控同情托洛茨基者的残酷命令，马蒂称这些人为“人民的敌人”，一个在今天看来有了新的恐怖内涵的词汇。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描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马蒂（在某些版本中化名为马萨特）的形象：“如此多人最终咒骂他。他对他们总是感到抱歉。他总是告诉他自己，并且这是他唯一所剩的真实想法。”

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格里戈尔•迪米特洛夫掌握了苏联的一些阴暗秘密。他在1923年被保加利亚当局以从事政治活动为名判决死刑，他逃亡至南斯拉夫，后来定居德国。1933年他被纳粹以密谋参与国会纵火案逮捕，希特勒希望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来废除议会制政府。迪米特洛夫以非凡的勇气决定为自己在法庭上辩护。

“我为我自己，一个被起诉的共产主义者辩护”，他在被告席上说。“我为我自己的政治荣誉辩护，为我作为革命者的荣耀辩护。我为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辩护。”

他最终因缺乏证据而被无罪释放，随后移居巴黎和莫斯科。作为一个英雄，他在1935年被任命为第三国际的秘书。1944年，他在被流放二十年后返回保加利亚领导当地共产党。1946年，他当选为保加利亚首相。

迪米特洛夫和马蒂一样都不是事业狂，他靠滥杀无辜攀至权力巅峰。他认为为了这样的胜利，沿途的艰辛和不公是值得的。

得益于反法西斯同盟，共产党在二战时期繁荣发展。当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第三国际时，国外共产党开始独立运作，自主决策，不再充当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似乎即将迎来一个新世纪。但是战争结束后，斯大林重新掌控了他们。

1947年，斯大林创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也称作Cominform，以此将莫斯科的决策传达到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斯大林还曾亲自介入英国共产党战后宣言的起草工作。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只负责传递情报。再也没有克里姆林宫之外的人参与决策的假象了。新机构的第一个考验在1948年。当时莫斯科认为南斯拉夫具有独立倾向的领导人马歇尔•铁托不再是一位英雄式的共产主义领导人，而是一个叛徒。外国共产党很快也采纳了这种宣传口径。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权力斗争中获胜。在1956年的一次禁止记者和国外共产党参与的秘密党中央会议上，赫鲁晓夫毫不避讳地指出斯大林在过去三十年对苏联犯下了罪行。

最终，莫斯科灯塔的余光消散了。新一代人里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像波利特、迪米特洛夫、彼得罗夫斯基和科恩这样的敢于毫无保留地为自己所信仰的伟大和正义事业牺牲一切的人了。确切地说，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还是保留了一批坚定的党员，也还在继续招收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但1956年是一个转折点，苏联作为一种思想已经不可逆转地被玷污了。

至此以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可以宣称自己支持苏联或反对苏联了。

翻译：段阳蕃

翻译文章：

Stephen Boykewich, Angels and Demons in the Cold War and Toda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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