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为富人的社会主义：经济低迷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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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guardian.com/inequality/

2019/jun/06/socialism-for-the-rich-the-evils-of-bad-economics

《卫报》|为富人的社会主义：经济低迷的残酷真相

作者：乔纳森·奥尔德雷德（Jonathan Aldred）

译者：梁锐

法意导言

21世纪，社会发展遭遇最困难的挑战。社会不平等的局面日益加剧社会分裂，而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税收政策的方式缓和社会矛盾的努力也不见成效。许多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来自于财富分配天然的不平等。然而，本文作者乔纳森·奥尔德雷德（Jonathan Aldred）在其著作《政府许可下的作恶：经济学如何腐蚀社会》（Licence to be Bad：How Economics Corrupted Us）中指出，如今社会的大多数不平等状况都来源于政府的决定而非人们的懒惰。经济发展的机遇和社会流动性减少，暗示着人们对通过努力工作改变贫困状况的愿望很可能难以实现。尽管经济学对于政府决策有很大贡献，也曾改善过社会状况，但如今，政府通过调解税收来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已经不仅仅是出于对尊重经济学规律的考虑。乔纳森·奥尔德雷德是剑桥大学牛顿学院土地经济系的讲师和剑桥伊曼纽尔学院经济系的主任。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跨学科领域。

图为本文作者的著作

《政府许可下的作恶：经济学如何腐蚀社会》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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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英美所主张的经济学理论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并且，它也向人们传播了一种观念，即这种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乔纳森·奥尔德雷德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社会不平等急剧增加，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但也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对这一状况无能为力。毕竟，经济学理论称，全球化与新技术的发展让拥有高价值技术或能力的人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因此，不平等的增加是必然的。通过再分配税收缓解不平等的局面恐怕无法成功，因为富人们可以将财富存储到避税区。但征收重税的确会对富人造成冲击，它会阻碍社会创造财富的进程，所以最终我们会越来越穷。

不管这些经济学理论主张为何，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如何完全反驳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的经济学正统思想呢？这种经济学正统思想认为，社会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政府可以制定政策缓解这一局面。事实也证明，政策的确曾发挥作用，缓解了社会不平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大多数国家社会不平等的状况都有所缓解。而目前社会中的不平等大多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造成的。

1980年至2016年的英国与美国，前1%的人群所掌握的财富翻了一倍。而通货膨胀以来，后90%的人口所掌握的财富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几乎没有增加。更具体而言，五十年前，一位公司CEO的收入是一位员工的二十五倍。而今天，CEO的收入已经达到员工的三百五十四倍之多。

那些称全球化经济中不平等不可避免的经济学理论都受到事实的挑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社会经历了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如美国与英国）；一些国家社会不平等的增加相较则小了许多（如加拿大、日本、意大利）；而其他国家中，不平等则处于平稳状态，或者有所下降（如法国、比利时、匈牙利等）。因此，不平等的增加并非不可避免。而且，一个国家中不平等的情况并不能仅取决于全球经济力量的状况。因为尽管发达国家都受到这种经济力量的影响，但每个国家所经历的不平等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

经济报告显示，英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已经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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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学理论认为，不平等增加是因为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和政治主流思想发生了转变，而里根与撒切尔的当选则是这一转变的导火索。这一说法也有事实佐证。1945年以来，发达国家社会所面临的最大一次社会不平等的增长是在1980年以后发生的。

政治的转变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这一理由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未能说明全部事实。因为这一解释过于“上层”，它只说明了政治家与精英阶层的行为。不平等的增加似乎是一个神秘故事，人们不愿深思，因而我们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行使选举权或作出其他决定，都可能增加社会的不平等，或至少是默许了不平等的存在。事实上，这个事实我们都心知肚明。尽管根据在英美两国开展的调查，我们可能低估了目前两国社会中不平等状况的水平以及它的增长速度。但调查也显示人们的态度有所变化，人们对于不平等状态的接受度提高，或者说反对态度有所缓解，特别是，当人们不是不平等的“受害者”时。

不平等的状况在未来也不会缓解，除非我们能够坚决反对它的存在。否则的话，我们不得不接受某些人的收入并非其劳动所得，也不得不接受他们所缴的税也并非来自他们所得。

不平等状况得不到丝毫缓解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我们毫不重视运气在成功之路上的贡献。父母教育孩子，只要努力，一切尽可获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为其辩护：毕竟，如果你不尽力而为，大多数目标都不可能达到。

忽略运气因素可能使人感觉良好，并且容易让人觉得，他值得拥有成功为他带来的一切。高收入者认为他们的付出与收入相匹配，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克服了多少困难。

但这件事并非永远正确。付出与收入的匹配情况根据国情不同而有所变化。并且，当一个国家内付出与收入不相匹配的情况越明显时，相信自己付出与收入相匹配的人反而越多。这该如何解释？

观点调查持续反映出一个事实，欧洲人中，相信运气带来高收入，而穷人永远贫穷的人比美国多一倍。而美国人中，相信穷人因为懒而贫困，辛勤工作带来更高质量生活的人比欧洲多一倍。

但事实是，美国与欧洲低收入者（后20%者）的年工作时数几乎一样。但在美国，经济机会以及阶级的流动性比欧洲要少很多。美国的阶级流动状况大多如此：贫困家庭的孩子多数贫困，正如身材高大的父母通常养育同样高大的孩子。调查也显示，人们对于社会的流动性过分乐观。

比起美国，欧洲国家有更完善的再分配税制，且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福利。因此，这些国家中的不平等较少。许多人认为，这反映了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这些差异造就了两种社会之间的不同。但也可能导致了另一件事：不平等加固了劳动之付出即所得的观念。

心理学家指出，人们有驱动型的信仰。这种信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穷人在美国生存非常艰难，因为他们只拥有少的可怜的福利，却要面临高度的不平等。因此，美国人民更需要这种“付出-收获”的信仰抚慰内心。这些信仰驱使人们及他们的后代艰苦奋斗以摆脱贫困。而且，当人们对路边的乞讨者视而不见时，这种信仰会让人心里好受些。

不仅美国，英国也同样面临类似情况。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很高，而经济发展与社会流动性则小。英国近来的社会情况也符合上文提到的情形。自1979年撒切尔当选首相以来，不平等程度大幅提高，而英国人对此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越来越多人相信，高福利会导致穷人懒惰，高收入才能激励人才。但是，英国的社会流动性却逐渐降低了：在今天的英国，人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父母的收入水平相当。

如果美国梦或其他类似的，如“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等的话语可以实现，社会应当呈现这样的面貌：高度不平等与高社会流动性并存（而这样才可称作公平）。然而，实际情况全然不同：面临高度不平等的人们却在说服自己这样是平等的。无需反对或抗争，我们只要努力即可。联合起来的无产者已不多见，处处是“自助自救”的人。

不平等招致更严重的不平等。前1%的收入者掌握更多财富，他们有更多动力和能力发展自己。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更多影响力，从竞选募资，到制定具体的规则。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多对富人有利的政策出台，但这些政策往往无用而浪费资源。左翼评论家称之为“富人的社会主义”。甚至亿万富翁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承认，“阶级战争已经持续二十年，而我的阶级赢了。”

税制改革使得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更加恶化。高收入者从降税中获益，他们能用更多钱支援政治家。而一旦税收减免能够实现，则高收入者有更大动力提高自己的收入，因为他们的税后收入也会增加。诸如此类。

尽管自1979年来，许多国家都对最高税率作出下调，英国与美国是最早进行减税、减税力度最大的。1979年，撒切尔将最高税率从83%降至60%，而后又降至40%。1981年，里根将最高税率调至70%，1986年则调至28%。如今，美国的最高税率为37%，而英国为45%。二战后时期，这个数字在美国平均为75%，英国则更高。

撒切尔财政政策中的一些思想主张，如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已经逐渐被摒弃。但微观经济学中的主要思想今日仍然被广泛认可，成为一种常识：税收降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所得税降低工作的积极性。

这一规则似乎将公众对于税收的讨论从无穷无尽的争论转变为为所有人创造的光明未来。这种“给所有人”的未来里，不会产生更多斗争。人人都是赢家。

1974年12月的一个夜里，一群有野心的保守党人在华盛顿的“双洲”餐馆共进晚餐。这些人里包括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feld，时任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政府的参谋长）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时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副长，同时也是拉弗在耶鲁的同学）。

大伙在讨论福特总统最近的增税措施时，拉弗指出，100%税率和0%税率一样，都不会增加收入，因为这时没人想要工作。逻辑上，在这两个极端数字之间一定存在一个税率能让税收收入最大化。尽管拉弗可能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件事，但他曾在一张餐巾纸上画过一条曲线，表现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和滴漏经济学的来源。

拉弗当晚提出的观点让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印象深刻。低于100%的税率可以提高政府税收收入，降低所得税率也可以提高政府收入。即，税收减免可以达到双赢局面，没有输家。但“可以”不意味着“将会”，没有实证研究的证据可以说明税收减免提高税收收入这一从逻辑推导的可能性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甚至六年后里根政府所雇佣的经济学家仍在努力寻找支持这一可能性的证据。

图为亚瑟·拉弗，

拉弗曲线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深刻影响了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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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丹尼尔·T·罗格斯（Daniel T Rodgers）指出，拉弗曲线对于一名常年乐观的总统而言，也足够让他跃跃欲试。里根渐渐让他的专家智囊团相信，“新的税改政策所激发的创业精神会为政府带来任何专家都无法想象的大额收入。”（如果你觉得这股民粹乐观主义和鄙视经济学家的潮流和今天的情况相似，那或许可以解释拉弗曾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智囊这一事实。）

从所得税减免到提高税收收入，增加个人税后收入这一愿望驱动人们投入更多时间工作。因此而来的国家GDP和个人收入增加，又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尽管税率本身下降了。

尽管里根税制改革的效果如何仍有争议（主要是对于不实行税制改革的美国经济将如何发展的问题仍有不同意见），但那些支持滴漏经济学的人们都认为税制减免对于GDP产生了不利影响，也难以平衡税收收入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拉弗曲线也提醒经济学家们，在0%与100%之间必然存在一个使得税收收入最大化的税率。如何找到这个数字则是另一大难题，甚至到今天研究也未能得出结论。这个研究有其意义，至少在人们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缓解不平等状况时，这一研究能给人们泼一盘冷水。例如，2013年，英国财长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将最高税率从50%减至45%，主张降低税率不会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奥斯本的观点基于一个经济分析报告，该报告指出，按照拉弗理论所推测英国的最优税率最高值为40%左右。

 但在这个数字背后的一切推测都站不住脚，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为这个数字造势。从最根源看：如果低税率使得人们的税后收入提高，人们会更加努力工作。这一说法很具有说服力，但实际上，税率降低的影响很小。如果所得税下降，很多人无法投入更多时间工作，即使我们想那么做。因为获得加班费机会很少，而即使我们增加有偿工作时间，并且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加倍努力，也很难获得更高的报酬。即使某些人可以通过更努力的工作提高收入，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会工作更长时间或投入更多精力。他们甚至可能减少工作量：因为税后收入增加了，他们可以选择减少工作时长但同时能维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因此，税收减免一定促使人们投入更多时间工作，促进经济活力这一观点无论从社会共识抑或经济理论层面都缺乏支撑。

奥斯本的观点还有更大的问题，且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中也并未有广泛的认识。许多假设认为，如果实行税收减免，收入前1%者会受到激励，由此而获得的收入的增加也反映了经济生产力的增加。即，蛋糕越做越大。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影响力巨大的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均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即使经历税制改革，公司CEO和其他高管们也并未如预测所言创造更多财富。相反，他们通过减少对股东的分红以增加自己的收入，这导致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并且，皮克提等人也主张，最优税率应当在83%之高。

过去四十年里，降低富人的所得税率这一行为背后都被认为是有经济主张所支持：拉弗的学说被政治家高高举起。但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拉弗的观点已不新鲜且狭隘。现代经济学中，无任何理论或证据能证明下调税率的益处。现有的理论或证据都十分含糊不清。尽管政治家并不承认，但反对对富人课重税这一主张显然来源于经济学以外的原因。

当英国最高所得税率在2009年提高到50％时（直到奥斯本四年后将其降至45％），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最不需要的正是索马里人对那些仍然敢于在英国波涛汹涌的经济之海中航行的少数财富创造者进行海盗式袭击。”在美国，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施瓦兹曼（Stephen Schwarzman）提议取消德国干预波兰的专项免税政策。

虽然我们可能会嘲笑这些来自超级富豪的哀嚎，但大多数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们背后的基本理念：所得税是一种盗窃行为，从所得税所获得的收入本应是赚取收入的人合法拥有的。因此，税收充其量只是一种必要的恶魔行为，因此应尽量减少税收。基于这些理由，皮克提讨论的83％最高税率是不可被接受的。

如今，社会整个文化生态系统都围绕着“税收即盗窃”的概念而演变，这可以从政客们谈论“花费纳税人的钱”或者活动家庆祝“税收自由日”时认识到。这种话语也存在于政治世界之外。税务经济学家、会计师和律师都认为这是所谓的“税收负担”。

反对减少富人所得税的游行时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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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希望直接获得税前收入的想法虽然显而易见，却是错误的。首先，人们不能拥有未经过税收分配或独立于税收的收入，所有权是一种法定权利。法律要求各种机构，包括警察和法律系统，能发挥作用。这些机构通过税收获得运转资金。税收和所有权是同时诞生的，缺一不可。

但是，如果国家的唯一职能是保障私人所有（维持法律制度，警察制度等），税收似乎可能非常低，任何对富人增加的税收仍然会被视为是一种盗窃。这一观点隐含的概念为人们的收入是劳动赚取，因此所有权诞生于完全私有的市场经济中。国家仅仅在后来进入市场以确保人们的这些权利得到维护。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以这种方式描绘国家是市场的附加物。然而，这也仅是一种幻想。

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经济活动都体现了政府的影响。市场不可避免地由政府界定和塑造。“人们在政府出现之前就已经创造了收入”，这并非事实。人们的收入部分反映出他所接受的教育。人的出生情况和健康状况反映出他享有的医疗保健资源。即使医疗保健资源完全是“私人”提供的，它取决于医生和护士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可使用的药物和其他技术。和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我们拥有的教育、医疗资源依赖于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包括运输网络、通信系统、能源供应和复杂事务的法律管理，如知识产权，正规运行的市场如证券交易所以及跨国家的管辖权等。韦伯的财富取决于政府赋予他的音乐版权。总之，不可能将“你的”与政府所赋予或影响的东西完全隔离开来。

认为税收是一种盗窃的观点是倾向自我主义的结果，它孤立地看到一个人取得成功，却忽视了父辈、现任同事和政府的贡献。低估政府的作用导致人们相信，如果你聪明而勤奋，则你不应该承受高税收，不应该为经常浪费的政府买单。在一个小政府、低税收的社会，优秀的人会活得更好。

有一个回答展示了关于富人离开祖国到移民低税收地区的证据：事实上，他们中很少有人这样做。但巴菲特的回答更加雄心勃勃：“想象一下，在子宫里有两个同卵双胞胎......精灵对他们说：‘你们其中一个将在美国出生，其中一个将在孟加拉国出生。如果你在孟加拉国，你将不缴税。如果你在美国出生，你能纳入囊中的收入百分比有多少呢？’，那些嚷嚷着‘所有的财富都是我自己创造的’的人，相信我，他们在美国所获得的收入要高于在孟加拉国。”

我们今天在发达国家看到的大部分不平等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做出的决定，而不是不可逆转的市场力量。这些决定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坚定控制不平等的想法：我们必须将减少不平等作为政府政策和更广泛社会的中心目标。不平等的最根深蒂固、自欺欺人和自我延续的理由是道德，而不是经济。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很好地总结了这个问题：“人类在道德哲学方面最早的实践之一......就是为自私寻求道德的辩护。这种实践总是涉及一些内部矛盾，甚至还是一些荒谬的观点。那些富豪们开始力劝穷人，让他们相信贫困对于塑造人格的价值了。”

翻译文章：

Jonathan Aldred, ‘Socialism for the rich’: the evils of bad economics, The Guardian, June 6,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inequality/2019/jun/06/socialism-for-the-rich-the-evils-of-bad-economics

译者介绍：

梁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7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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