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旅日华人：中国的防疫作业日本为什么抄不了？

本次的疫情处理，或许给中日双方带来了一个真正了解彼此的契机。本篇由民小智君根据采访在日华人圏会长夏梦楠先生的实际经历所写。本文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转载供参考。

距离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的爆发已有一段时间，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而且是在中国不断向国际社会释放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信号下。

日本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上却并没有民众想象的有力。

尤其是之前“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认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达到696人。日本当局却仅在对船上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后，便就地解散检测呈阴性人员，后续监控不再跟进。这让习惯了国内各种“硬核”防控措施的民众感到匪夷所思。

在中国民众看来，日本政府的这种危险操作，似乎是在为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加油鼓劲”，完全没有考虑到病毒的潜伏期问题。而反观国内，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定位、追踪、持续防控上十分严格，且成效突出。

为此国内网上出现了很多批评声音说“中国的作业放在那日本都不会抄”。但是，中国的“作业”日本真的能“抄”吗？日本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真的没有用心吗？

在以往对日本的认知中，或许由于中日同处儒家文化圈中，两国文化交流密切，这使得我们认为日本的政治文化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实际上，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日政治文化的差异，在本此疫情处理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为此，民小智君对在日生活工作多年的在日华人圈会长——夏梦楠先生进行远程采访，为我们解读疫情下的日本防控措施。

一、日本现阶段疫情的防控重点

截至当地时间10日9时，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218例，累计治愈346人，累计死亡16人。据商业观察截至3月6号的数据统计显示，目前日本死亡率为1.5%，排在世界第六位，而确诊人数中“钻石公主号”上就几乎占据确诊病例中的一半。

新冠肺炎病毒作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日本政府针对疫情将本国的疫情防控的重点落在降低“死亡率”、救助重症患者、管控交叉感染上。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降低死亡率与救助重症患者对政府来说能够更好的减少民众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恐慌情绪，向民众传递积极的外界信号，即这次的疫情仍然处于政府可进行管控的能力范围之内。

而重视管控交叉感染，是因为目前日本并没有类似中国“火神山”医院等传染病专门收治医院，但日本想要在政府领导下，迅速集结社会力量建设新的专门医院，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难以实现。

无论是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挑刺”，还是西式民主下的政府运作方式，都使得政府在建造医院设施方面，行动缓慢。

而当前医疗条件有限，如果日本民众在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后，都去医院接受治疗，将对医院形成巨大的压力。

而目前日本医院暂时还未能具备对疑似病人与普通病人做出大量人员分流的能力。因此，为了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防止交叉感染成为日本政府工作的重心。

同样受制于自身医疗条件的限制，在最关键的核酸检测方面，日本政府对新冠肺炎的检测门槛很高，并非所有人想要做核酸检测就能轻易的做检测。

一般来说，在日本对于核酸检测设有诸多标准，比如体温必须达到37.5度四天以上，才能向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申请专门医院进行检测。但这正与中国宁“错”勿“放”的防治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于新冠肺炎病毒早期出现的症状，和一般的感冒十分相似，日本目前又正处于“花粉季”，这一阶段日本医院的人流量本来就大。大量日本人由于花粉过敏，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的早期症状。

所以，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病毒的交叉感染，将普通民众与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区分开，日本政府并不鼓励当民众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的初期症状时，就立马进医院进行相关检测。

二、有所“保留”的疫情发布机制

日本中央政府，在疫情发生后组织了传染病专家与传染病专家委员会，制定了整体的疫情防控计划。

而在疫情信息发布上，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保健所人员都会通过媒体对现时疫情发展情况进行通报，确保人民实时掌握疫情发展。

但这样日本民众就真的知晓疫情发展了吗？

并不全然。因为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存有保留性。日本政府发布的每一个疑似病例的活动轨迹都无法准确地精准到个人或某一个地方。

如：如果在东京某一个区域内的健身房中出现了一例疑似病例，政府将会公布该名疑似病例的活动范围，但不会明确指出是区域内的哪一个健身房，哪一个人，而只是告诉民众在一个可以明确的大区域内的某一所健身房产生了疑似病例。

日本政府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承担着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义务，而对个人信息的准确发布将会是对个人私隐的侵犯。

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需要对产生疫情的健身房负责，因为一旦明确是哪一个健身房，那么对于这个健身房的生意来说，将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正是在类似这样的考虑下，日本政府在防控疫情传播的信息发布中，更愿意扮演的是预警人的作用。

当指出在该部分区域存在危险后，如何处理这种危险情况，在明知该区域内存在有被影响的健身房你是否愿意继续健身，都是交给民众来自行判断和处理。

所以，虽然政府发布了很多禁令，不提倡人员聚集，但是也仅仅是出台了建议，并没有明确的法规禁止人员聚集，更多的是依靠“人员自觉”。

三、自行判断的国民

面对国家这种“不负全责”的预警式防扩散措施，日本国民真的能避免疫情吗？

日本政府为什么这么相信国民的“自觉性”？

就日本总体的防控情况以及夏先生个人在日生活体验来说，很多日本人实际已经意识到本次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危险性，并且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日常聚会中避免人群聚集，这说明政府的号召是在起作用的。

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从日本国民教育中理解日本人思考这个问题的逻辑。

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中，日本人从小便被教育“不应该麻烦他人”，强调做好自己的本分，尽量减少自己对他人造成的困扰。

所以，当日本人面临威胁集体的群体性危机时都会尽量做好自己的本分，如响应政府的号召，不给政府添乱。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的企业、政府会经常性的进行防灾演习，日本民众对不安全的状态已经有所习惯。在日本，集体性的恐慌心理并不是很容易产生。

所以，当面临群体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日本政府比较信任日本民众自己的力量。

四、日本采取强力防控将会怎样？

近来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很多日本学生在地方宣布停课后，聚集出游的情况，这说明在日本，有人仍然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作是一场普通的流感，或者说重视程度不高。

所以，即使我们设想日本大部分的民众都听从政府安排，但总会有“一颗老鼠屎，坏掉一锅汤”的情况发生？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府能采取强力防控措施吗？采取的话将会怎样？

对于中国来说，在传统的政治文化及民族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普遍认为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是个人让位于集体。

但对于日本来说，虽然作为外貌与中国人民相差不大的东方国家，日本对个人的重视却与中国大不相同。

作为东亚第一个接受西方文明，曾经宣称要“脱亚入欧”的日本，在国民性上也表现出东西结合的矛盾特质。一方面强调传统价值观例如不给集体添麻烦，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个人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当日本政府出台强力措施来防控疫情时，如宣布停课，建议远程办公后，遭到了民众严厉的反对批评。

因为在日本家庭中，曾经担当全职家庭主妇的妇女，一般在孩子上小学之后，便会重返工作岗位，分担家庭负担。此时，父母双方都处于务工状态，孩子将交由学校进行教育照顾。

但是当停学之后，日本父母中就必须要有一方在家中负担孩子的生活，而停止工作后公司却并不一定能够补偿，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额外的负担。

而就远程办公来看，日本虽然有些大企业能够实施远程办公。但是就笔者采访得知，大部分的日本中小型企业却并不具备远程办公的条件，公司日常业务中的监管问题，远程办公程序上必要的人工辅助等，在远程办公的条件下都无法满足。因此，强制性停工对于企业发展来说，也是一笔额外的损失。

于是，个人利益的优先地位，形成了对维护公共利益的阻力。因此也可以理解，某些日本民众看到中国为了防控疫情，限制小区家庭出入后，发出了中国不尊重人权的声音，但实际上，这只是中日对个人与集体利益判断的差异而已。

五、疫情下的中日关系

结合以上讨论，可以看到，当处理具有群众性特征的公共卫生事件时，面临不同的国情及民众，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并不存在方法只要照搬，就一定成功的道理。

所以，对于现在的中日两国来说，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理解各自处理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要明确我们共同的敌人都只有一个——新冠肺炎病毒。

很庆幸的是，这一点在中日民间达成了广泛共识。所以在疫情爆发之初，由日本飘洋过海而来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让中国民众感动不已。

笔者曾向夏先生询问：“日本的本次疫情，日本民间是否出现了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夏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或许有，但绝对不是主流的声音”。

虽然本次疫情爆发从中国开始，但是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过错。相反，大部分的日本人都对中国遭受的疫情表示同情，并且伸出了援助之手。

夏先生所在的在日华人圈在日本发起捐助物资的时候，就有日本友人慷慨的捐出大量口罩，以至于到后来日本疫情蔓延时，这位日本朋友自己反而却没有口罩可戴。

而中国方面，面临日本日益严重的疫情，在日华人们也纷纷投桃报李，广泛发动在日华人积极募集口罩，在日本街头发放给需要的日本民众，真正做到了“滴水之恩，铭记于心”。

结语

对于中日双方来说，本次的疫情处理，或许给予中日双方一个契机来真正了解彼此。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高效快速集结社会力量，对抗疫情的能力或许会让他们对自己现有的政治文化及疫情处理方式多一点思考。

而对于中国来说，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对个人权利的细微尊重也将让中国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利益冲突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细腻”程度。

而国与国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也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沟通与微调中，不断加深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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