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打“中国牌”，转移国内矛盾，一致对外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警惕美国打“中国牌”，
转移国内矛盾，一致对外
作者：塔伦·恰布拉（Tarun Chhabra）、斯科特·穆尔（Scott Moore）、多米尼克·蒂尔尼（Dominic Tierney）
译者：黄子晨
法意导言
新冠状病毒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通过“甩锅”行为，将责任转移给中国。这其实是美国政治的一贯做法。2020年2月13日，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研究员、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主任塔伦·恰布拉，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讲师斯科特·穆尔，斯沃斯摩尔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多米尼克·蒂尔尼共同发表文章《左翼应打好中国牌》，以分析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入手，阐明中国各方面投入与进步对美国的战略影响，并对特朗普“误入歧途”的对抗中国政策进行批评。
文章指出，美国的政治左翼应该重新反思其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抵触传统，选择一条中美竞争的中间道路，将两国较量视作美国国内团结、发展的新机遇。作者强调，中美之间的较量将加强美国国内的跨党派合作，也将促进美国民众团结一心，减少社会矛盾。
从中我们能够看到，美国通过打“中国牌”转移国内矛盾，是其政治的一贯玩法。对此，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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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的庆典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01
共同敌人的力量
美国人通常认为自由主义的胜利，比如民权运动，是内政。然而实际上，与国外对手竞争对于将左翼的蓝图转化为切实的改革来说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和马丁·路德·金都是进步派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而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也是。
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san Brownell Anthony，1820-1906），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在19世纪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
每当美国人与外敌作斗争时，他们往往表露出更强烈的意愿，为了共同利益而把分歧和牺牲放在一边。在战争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时期，联邦政府提高了税收，加强了经济监管，增加了在科学、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创造了更多边缘化群体的机会，缩小了贫富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预算从1938年的68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983亿美元，最高所得税率提高到令人瞠目结舌的94%(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保持在90%以上)。因此，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美国现代史上经济平等程度最高的时期。在冷战早期，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高速公路系统，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防御共产主义的入侵。它还为公共教育提供了第一次大规模资金，并大幅提高了对科学技术的支出，以应对苏联的科学进步。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外部竞争都有助于说服保守派议员打开钱袋，因为他们通常不愿增加联邦支出。
战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导致的共同牺牲也为妇女和少数群体赋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斗争是妇女取得选举权的重要催化剂。“我们是否应该只让女性在牺牲、辛劳上‘共苦’，而不让她们在优待与权利上‘同甘’?”1918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时曾问过这样一个著名的问题。冷战同样是结束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朗内尔敦促最高法院对种族隔离尽快作出判决——这并不是出于要对社会不公有所作为，而是因为种族歧视为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厂”提供了素材。他的简报中包括一封来自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信，在信中艾奇逊哀叹道，“美国种族歧视的持续存在，是本届政府在处理日常外交关系时感到尴尬的源头之一；它危及我们对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道德领导的有效维系。”这些观点似乎动摇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的立场，他在撰写该案多数意见几个月后表示:“我们的美国制度，像其它所有制度一样，正在国内外接受审判……我们维护宪法精神的程度…从长远来看，将比储备氢弹的数量更能保障安全，也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秉持理想主义政治理念。
相比之下，在地缘政治竞争减弱的时代，国内的进步往往停滞不前。战争的结束应该带来和平红利，或者将资源从军事转向社会事业。但更多时候，和平红利是属于富人的。在威胁消退之时，政府逐渐削减税收和监管，不平等随之不可避免地加剧，这个国家变成了精英阶层的游乐场。上世纪2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地缘政治竞争减少，而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而20世纪70年代是另一个例子，在超级大国关系缓和的时期，冷战紧张局势有所放松，政府开始被视为“问题”而非解决方案。20年后，冷战的结束让美国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安全——而其结果是两党向右倾斜，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宣称“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就突显了这一点。
军事冲突将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仇外和“异己”应该避免。但是，与北京进行稳定的、有管制的竞争，对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必要的，对进步派或许也是有益的。左翼应该抓住外国竞争带来的机会，推动一个进步的国内议程——包括雄心勃勃的投资、创新、社会包容和国家复兴计划。按照议程执行的时候，进步派应该避免危言耸听的言辞，以教育为目标，而不是激怒公众。
毕竟，其它选择要糟糕得多。如果进步派忽视北京的雄心，他们可能会把对待中国的政策拱手让给强硬的保守派，后者可能不那么担心仇外情绪，甚至战争风险。他们也更有可能让美国任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摆布：语气强硬，却不对美国实力的国内基础进行任何投资。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能会给北京留下美国缺乏决心的错误印象，促使其出现误判并且高估自己的实力。如果发生这种情形，美国人可能会从漠不关心转向愤怒——对北京的挑衅反应过火，并且开始为一场重大冲突做准备。如果在“不看到邪恶”和“只看到邪恶”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左翼就可以处理好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团结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人以支持国家复兴。
02
中国牌
与中国竞争会促进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因此推动进步的议程。在几乎所有其它政策领域，共和党人都在阻挠产生新的重大联邦支出，但跟中国竞争可以为两党合作提供机会。围绕此制定改革，可能会极大增加进步派的计划对温和派和保守派的吸引力。
因为对工业和贸易政策充满担忧，一些共和党人已经重新考虑追溯到里根革命时期的保守经济教义。在2019年12月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的一次演讲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提出，美国必须采取“21世纪亲美工业政策”（twenty-first-century pro-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即一种“共同利益资本主义”——因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会赢得与中国的竞争”。上个月，共和党参议员签署了一项旨在刺激美国在5G无线网络方面创新的法案，这项法案为能与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Huawei)和中兴通讯(ZTE)竞争的技术提供了10多亿美元的投资。
马尔科·卢比奥提出“21世纪亲美工业政策”（Twenty-first-century pro-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指出，面对中国崛起，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其首要任务。
另一项引人注目的跨党派成就是《2018年更好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2018 BUILD Act, The 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该法案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开发机构(保守派过去曾强烈反对)，还授权该机构投入至多600亿美元。自从9·11事件后国土安全部成立以来，华盛顿还没有对一个新的联邦机构进行过这样的投资。中国庞大的全球发展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两党对美国发展援助架构没有准备好与中国竞争、甚至是选择性竞争的担忧，都是促成这场两党之间罕见团结的催化剂。“有人想这样做是为了人道主义援助，很好，”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泰德约奥(Ted Yoho)在支持《更好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时说。“有些人为了国家安全想这么做，就像我一样，这也没问题。”
《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The 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BUILD）Act of 2018），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2018年10月5日签署成为法律。通过该法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的开发信贷管理局（DCA）被合并为一家经过改革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类似合作在其他领域也是可能的。第一要务是加大对科学研究和发展的公共投资。尽管美国的私营部门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部门之一，但是对于富有潜力但未获认可、商业应用前景不明的技术来说，政府开支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2017年，美国联邦政府在基础科学和研究方面的投资约为660亿美元，约占联邦预算的1.7%，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半。特朗普政府虽然在2021财政年度的预算提议中对人工智能和量子研究上增加了投资,但是也提出大幅削减主要负责研发的科学机构的开支，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美国在另一个领域——生物技术上也缺乏适当的战略。就在上个月，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称，由于投资不足，美国可能会丧失在生物医学研究和开发方面的长期优势。虽然美国在量子计算方面仍有优势，但中国已经为了赶超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可能最终超越美国。中国的银行已经使用量子通讯网络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传送金融数据，这在应用量子技术领域远远领先于西方同行。为了在这类投资面前保持竞争力，美国必须将联邦研发支出翻倍(如果不是三倍的话)，并至少在某些领域重新考虑对工业政策根深蒂固的反感是否正确。
技术竞争也将可能使保守派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削减美国高等教育的预算。近年来，保守派人士一直抨击美国大学是自由主义的堡垒。然而，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大学是国家皇冠上的宝石，是知识和创新的孵化器，是大学使美国拥有经济和军事优势。为了保护这一优势，保守派可能愿意扭转几十年来的紧缩政策。
竞争甚至可能刺激美国迫切需要的移民政策改革。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人力资源。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理工科毕业生的数量增加了三倍多，从36万人增加到170多万人。尽管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各个学术领域的大学毕业生总数预计将增长300%，但美国和欧洲的实际增幅很可能只有30%。中国的“千人计划”招收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使中国得以争取到全球顶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同时，各省（区、市）也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即地方“百人计划”。
凭借开放的社会、移民和文化融合的历史，美国可以利用更广泛的全球人才资源。但特朗普的本土主义移民政策正在阻止拥有高技能的外国人在美国学习和定居，并且可能损害停留率。进步派应该与保守派共同努力，通过立法为学生、毕业生和关键领域的企业家提供更方便的入籍途径，以保持美国的竞争力。
在重申美国对国内多元化和开放的承诺之后，左翼进步派还应该把注意力转向意识形态竞争。在冷战期间，出于对外国人才的争夺，美国联邦政府加强了对艺术和文化的投资，以及对和平队(Peace Corps)和富布赖特外国学生项目(Fulbright foreign Student Program)等发展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投资。进步人士还应该强调“MeToo”运动给LGBTQ群体和妇女带来的好处，将国内的社会进步与中国政府乏善可陈的平权事迹进行对比。
富布赖特留学生计划为来自国外的研究生、年轻专业人士和艺术家入选者能够在美国学习和进行研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翻译文章：
Tarun Chhabra, Scott Moore, Dominic Tierney, The Left Should Play the China Card,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3, 2020,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2-13/left-should-play-china-card
译者介绍
黄子晨，17年入学北大英语系，18年转入元培学院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本科主要进行政治学与法学领域学习，未来计划赴美深造。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