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流行病毒或可推动经济社会平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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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流行病毒或可推动经济社会平等发展
作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译者：郭笑多
法意导言
随着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一些经济变化悄然发生。回顾经济史发展历程，流行性病毒除造成灾难性后果外，对影响经济结构，推动社会平等也有其积极效果。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发展和不平等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于2020年3月0日在《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发表文章《强大的平衡器》（A great equaliser），对比观察英国之前的出入境管理、美国疫情期间的入境管控以及纽约市的“拦截搜身”等三项政策，正视过往习以为常的政策背后所蕴含的“统计性歧视”，反思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本文不代表公众号立场，编发以供参考。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写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提醒一些“世界特权阶级”，经历它的日常污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经济史向我们展示了流行病毒是多么强大的平衡器。
最常被提及（也是数据最多）的例证还是14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在某些地方，它甚至消灭了高达三分之一的人口。
但随着人口的下降，劳动力变得紧缺，工资上升，不平等现象减少，并促进制度变化。吉多·阿尔法诺（Guido Alfano），马迪亚·佛科赛托（Mattia fochesato），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等一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制度变化对于欧洲的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
这些学者认为，在欧洲南部，当地领主们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其他额外的经济约束制约了劳动力的发展。而在封建制度相对不那么发达的欧洲北部，劳动力在黑死病爆发后变得愈发自由和昂贵，由此为技术进步奠定基础，并最终形成了工业革命。
新冠病毒爆发稍逾两月，经济变化已经产生。
若流行病毒很快得到控制并停止传播，那么很多变化将会迅速回转。但如果不能，这些变化可能持续下去。而且就和其他极端事件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流行病会把我们的关注重点倏地集中在一些我们平时虽然模模糊糊地知道但经常忽视，或不愿深思的特定社会现象上。
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2019年下半年文章精选
01
统计性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思考一下“公民身份”和“统计性歧视”。
直到一年以前，进入英国境内的旅客若是英国或其他欧盟国家的公民的，可以进入快速通道，——若不是，则要排个长队。由于欧盟境内劳动力流动是免费的，上述划分具有合理性。但是自一年前以来，这项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进入快速通道的国家除了英国公民（显而易见）以外，还包括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公民。
人们首先会吃惊于这样的国家分类：这不是任何一个政治实体，也不符合任何统一的政治标准，同时也没有能够包括所有这些国家（且仅包括这些国家的）政治组织。
究竟哪国国民可以进入快速通道很明显是基于“收入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因为这些国家的公民想要在英国工作或非法滞留英国的可能性很低。因此，这一判断是基于“统计性歧视”得出的：其他国籍的个人将受到更全面的审查，而其中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他们本人更令人怀疑，而是他们所在的群体是固有的“可疑群体”。
上述规定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很少去反思这一规定——特别是在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下已经习惯于无需文件就可以在国家间通行，几乎无需签证就能前往别地，并基本上受到友好接纳（由于他们属于高收入群体）的欧洲人们。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指出的，通行权成为了一项奢侈品。如果你几十年来在通行方面都几乎没有受到过阻碍，那么你往往会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样畅通无阻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样的，你也很少会考虑其他人，或可能会认为这（不具有通行权的情况）是他们不幸但难以避免的命运。
随着疫情爆发，美国减少或停止了与一些高危国家之间的航线，并将来自中国、伊朗、韩国和意大利的旅客加入特别列表，要求他们在抵达后的头两周自我隔离。它在公告中要求：“请勿乘坐公共交通、出租汽车或与人拼车。请勿到人群拥挤的场所（如购物中心或电影院），并请尽量减少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几天前我原本打算参加一个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在会议开始前24小时内，组织者给我们发了如下通知：“对于在14天内进入过疾控中心风险等级3级（CDC Level 3）国家（目前包括中国、伊朗、意大利和日本）的受邀参会者，请勿参与任何会议”。更晚一些的时候，以色列也采取了类似的规定，并且对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和瑞士的公民也做了限制。
美国立法者似乎一有机会就喜欢制定黑名单，而中国和伊朗经常被列入美国黑名单。但韩国，以及比韩国更不同寻常的意大利，出现在这里令人惊讶。我的一些意大利朋友，以及一些刚从意大利回来的人对这样的“统计性歧视”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态度。他们似乎突然就被加入到那另外一张“时不时就会（——或者就像非洲人去往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始终会）被‘统计性歧视’的国家公民”的名单上了。
02
“拦截搜身（stop and frisk）”
“跌落神坛”是一项巨大冲击。这一冲击以及试图“重返神坛”的努力，也会令我们反思现存的其他类似统计性歧视的合理性。时任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提出的“拦截搜身”政策正是其中一项。
时任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
拦截搜身的基点是种族定性，这和英国边境控制有着相同的逻辑：非裔美国人所犯之罪的比例远高于他们在纽约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因此我们不如采取一项集中对非裔美国人（而非其他群体）进行检查和拦截的政策。
从表面上来看，边境控制、疫情相关管控以及“拦截搜身”这三项政策，似乎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但是第一项和第三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相对不富裕的国家。而第二项则实际上在适用上是平等的，主要以疫情在该地区是否严重为判断标准。因此当这项政策突然适用在那些通常情况下不会受到类似统计性歧视的国家上的时候，就会变得如此令人吃惊。本次疫情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环境，并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反思那些用对群体的统计性信息针对个人的政策是否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我认为就目前而言，“统计性歧视”是难以避免的：它们为政府当局节省时间（如在边境控制中那样），据传可以减少犯罪（尽管在纽约，其不同在于增派警力）或可抑制（希望如此）如冠状病毒之类的病毒传播。但我们应该反思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正当性，并认识到这些政策是如何将个人责任替换成集体责任，甚至强加一种隐含的集体罪责的。
翻译文章：
Branko Milanovic, A great equaliser, Social Europe, March 9,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socialeurope.eu/a-great-equaliser
译者介绍：郭笑多，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