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布鲁克斯 | 核心家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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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布鲁克斯 | 核心家庭的悲剧
作者：大卫·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
译者：伍雨荷
法意导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大道”的施行有着这样的表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道的施行不仅与国家形态密不可分，也与家庭结构息息相关。家庭结构关涉到个人的身心发展与社会的基本构成，也实时反馈着时代的变迁与观念的革新。大卫·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于今年二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核心家庭时代是一场灾难》，详述了美国自十九世纪的扩展家庭向二十世纪的核心家庭转变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作者指出，从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意味着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消解和对强势群体优势的扩大。在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的推动之下，个人生活的自由流动换来了是家庭生活的动荡不安，脆弱的家庭形式最终导致了吸毒、自杀、抑郁、不平等等一系列恶性现象的加剧。作者指出，对于当下的美国而言，摒弃个人主义、复归扩展家庭将使人们得以修复心灵的创伤、走出孤独的阴霾，兼顾经济发展与内心安定的观念也将更好地契合21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普遍价值。（文章有删减）
或许人们在家族历史中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兄弟姐妹、叔叔婶婶齐聚一堂，在临时摆起的餐桌前共同庆祝感恩节。祖父母们讲述着家族故事并乐此不疲，年幼的孩子睁着大眼睛聆听往事。晚餐后，水槽里堆满了盘子，孩子们在地下室里打着坏主意，年轻的父母们挤在走廊里讨论着计划，老人在沙发上小睡，等待甜点上桌。（译者注：此处有删节）
这就是巴里·列文森（Barry Levinson）在其1990年的电影《阿瓦隆》（Avalon）中，以自己在巴尔的摩的童年经历为蓝本，所描写的家庭。一战前后，五兄弟从东欧来到美国，做起了墙纸生意。起初他们像经营乡村的小本生意一样，凡事都齐心协力。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大家庭开始分裂，一些家庭成员搬到郊区以获得更多的隐私和空间，兄弟中的一人在另一个州找了份新工作。（译者注：此处有删节）个人的便利，隐私和流动性逐渐压倒了对家庭的忠诚。随着岁月流逝，大家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到了19世纪60年代，再也不是整个家庭共度感恩节了，只剩下一对年轻的父母和儿女，在电视机前吃着火鸡。最后一幕中，主角孤身一人住进了养老院，思索着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到头来，人们挥霍掉曾积攒的一切，出卖掉曾拥有的一切，只为了在这样的地方活下去。”
列文森告诉我：“在我小的时候，孩子们会聚集在祖父母身边，祖父母们会讲述家庭的故事……而现在人们坐在电视旁，观赏其他家庭的故事。”影片《阿瓦隆》的主题正是家庭的去中心化。“时至今日，这种现象有增无减。从前，全家人至少会一起看看电视。而现在，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手机。”
这也是我们时代的故事——家庭，曾经由兄弟姐妹、远亲近邻连接成紧密的一簇，如今则破碎成微小而脆弱的形式。这种碎片化的直接结果——核心家庭，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核心家庭本身的脆弱性，碎片化的倾向延续了下来，核心家庭再度破裂为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则步入混乱乃至于破碎。
总结过去一个世纪家庭结构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使个人生活趋于自由，而使家庭生活趋于动荡；成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孩子的生活变得更糟。我们逐渐从庞大、互联且延展的家庭关系转向了小规模的、独立的核心家庭，前者有利于保护社会中的弱小群体免受生活的颠簸，后者则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提供了发挥才能、拓宽选择的空间。从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最终将导向这样一种家庭制度：富人得解放，穷人受摧残。
本文讨论的正是家庭原子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破坏——以及美国人是如何摸索出新的家庭关系、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
上篇：扩展家庭时代
在美国历史早期，大多数人生活在规模庞大的家庭中。1800年，四分之三的美国劳动者是农民，剩下四分之一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经营干货商店一类的小本生意，人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维持这些事业。夫妻俩有七八个孩子的情况并不少见。此外，家庭中可能还有远房的叔伯、姑母、堂表兄弟，以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仆人、学徒和农场工人。（在一些南部农场，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也是生产和工作生活的组成部分。）
明尼苏达大学历史与人口研究教授史蒂芬·鲁格斯（Steven Ruggles）称这些围绕家族企业组织的社会单位为“企业式家庭”。鲁格斯称，1800年美国家庭的90％是企业式家庭。1850年，仍约有四分之三在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与儿女和孙辈生活在一起。虽然也存在核心家庭，但这种家庭形式被扩展家庭或企业式家庭所包围。
扩展家庭有两个很大的优势。首先是韧性：一个扩展家庭包含了支持网络中的一个或多个家庭。配偶和孩子位于个人家庭的核心，但扩展家庭中也包括了堂表兄弟，姻亲和祖父母——这张复杂的关系网使十几人甚至二十人联系在一起。如果母亲去世，兄弟、叔伯和祖父母将接过她的责任；如果父亲与儿子之间关系破裂，其他人将弥补这一缺口。家中的孩子身患重病、家中的大人意外失业之时，扩展家庭中有更多的人能够共同承受意料之外的负担。
相比之下，独立的核心家庭可能只意味着四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倘若关系的一端破裂，没有减震机制可以缓冲。在核心家庭中，婚姻的终结意味着家庭关系的终结。
扩展家庭的另一优势是其促进社会化的能力。有不止一个大人能够教导孩子明辨对错、与人相处、与人为善。整个18、19世纪中，工业化和文化变革开始对传统生活方式造成威胁，英美许多人更加倾向于建立拓展家庭，以期在冷漠的世界中建立道德的避风港。据鲁格斯称，拓展家庭共同生活的比例从1750年到1900年几乎翻了一番，这种家庭形式的普遍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维多利亚时代，“壁炉与家园*”的思想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理想。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社会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写道：“家是至圣之所，是灶神的庙堂，是被家庭诸神庇佑的壁炉之神庙，仅在那些心怀爱意的人面前，诸神的面容才会显现。”上层中产阶级领导了这种思想转变，他们越来越少地将家庭视作经济单位，而更多地将其视为情感和道德单位，视作塑造心灵与灵魂的宗教居所。
但是，尽管扩展家庭有着种种优势，它也能让家庭成员深感疲惫、难以呼吸。扩展家庭中几乎没有隐私，其成员被迫每天与他人保持密切的接触。这种家庭模式虽然有更高的稳定性，但流动性却更低；家庭联系更加紧密，但个人选择被迫受限，只能拥有更少的生活空间。在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制的家庭对男性和长子表现出的重视尤为显著。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大城市中开设工厂时，年轻人离开了扩展家庭以追求自己的美国梦。这些城市中的年轻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殿堂。在农场中，年轻人要想结婚，可能要等到26岁，但是在寂寞的城市里，年轻人结婚的年龄通常在22岁或23岁。从1890年到1960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下降了3.6岁，女性下降了2.2岁。这些年轻人构建出的家庭正是核心家庭。多代同堂家庭的减少正反映出农业领域就业的下滑。抚养孩子不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为了让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能够离开家庭，走向独立，寻求自己的伴侣。繁育后代不是为了让他们嵌入家庭，而是为了让他们自立门户。到19世纪20年代，由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已经取代了企业式家庭，成为主要的家庭形式。到1960年，77.5％的已婚者离开了扩展家庭，仅与自己的配偶一同居住。
这一模式一度成效卓著。1950年到1965年间，离婚率下降了，生育率上升了，美国的核心家庭看上去状态良好，大多数人生活得富足而又幸福。这十五年中，围绕“核心家庭”形成了一种狂热崇拜，当时的主流女性杂志McCall’s称这种情绪为“归属感”。在1957年的一项调查中，过半受访者认为，未婚人士是“病态的”，“不道德的”或“神经不正常的”。
在此期间，“一对夫妻和两三个孩子”的理想家庭模式逐渐深入人心。每当人们想到美国家庭时，许多人仍会回归这一理想。当人们探讨如何强化家庭关系时，人们考虑的都是住在郊区街道上的一栋独立家庭住宅中的、有两个孩子的核心家庭。尽管这并非大多数人在1950年之前的几万年中的生活方式，也并非大多数人在1965年以来的55年中的生活方式，但我们还是以此为准则。
如今，只有少数美国家庭是核心家庭，仅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这种家庭模式中。1950-65年这段时期并非常态，而应归于异常历史阶段：不论是出于无心还是故意，整个社会不约而同地模糊了核心家庭的基本脆弱性。
一方面，大多数妇女被降格为家庭主妇。20世纪中期，许多公司禁止雇用已婚妇女：公司会雇用单身妇女，但她们一旦结婚就不得不辞职。贬低妇女、削弱妇女权能的现象大行其道。妇女服从丈夫的领导，长年累月困居家中相夫教子。
另一方面，当时的核心家庭彼此之间的联系相较今日更为紧密，如社会学家尤金·利特瓦克（Eugene Litwak）所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改良版扩展家庭”，即“由处于相互依赖的状态的核心家庭组成的联合体”。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电视和空调普及之前，人们长期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朋友之间可以自由管教彼此的孩子，成为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艾伦·埃伦哈特（Alan Ehrenhalt）在其《失落的城市》（The Lost City）一书中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及其郊区的生活：
“在20世纪50年代，年轻人在艾姆赫斯特（Elmhurst）这样的郊区买一栋房子，就意味着必须要参加公共事务，唯有下定决心要离群索居的人才能从中脱身。烧烤聚会、咖啡座谈会、排球比赛，互相照看孩子、交换家庭用品，邻里之间帮忙给孩子做饭，以及门都不敲随时串门——凭借这些机制，在郊区购置独栋住宅的年轻人建立起了一个社区集体。人们生活在公共生活之中。”
最后，广义的社会环境为家庭的稳定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战后时期教会参与度、工会化、社会信任和物质繁荣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这些指标正与家庭凝聚力息息相关。就业相对来说更加容易，单收入家庭也能够做到养家糊口。到1961年，25岁至29岁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比同一年龄时父辈的收入高出近400％。
简而言之，从1950年到1965年的这段时期表明，围绕核心家庭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可能的——只要妇女安于家庭主妇的地位，核心家庭就能够彼此紧密相连，在实质上它相当于“扩展家庭”，且所有经济社会条件都对这一制度形成支持。
然而，这些社会经济条件没能长久延续。一系列短暂支撑着核心家庭的力量日渐式微，50年代的庇护型家庭为此后长盛不衰的压力型家庭所取代。一部分张力来源于经济因素：自70年代中期始，年轻人的工资下降，这对工人阶级家庭造成了尤为显著的压力。主导的张力来源于文化因素：社会走向个人主义和自我导向，人们更加重视隐私和独立，日渐兴盛的女权运动也使得妇女享有了更大的生活和工作自由。
社会学家弗朗西斯卡·坎西安（Francesca Cancian）和史蒂文·戈登（Steven L. Gordon）对女性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1900年至1979年的近八十年间，50年代中家庭优先于个人的主体占据了主要篇幅：“爱意味着自我牺牲和妥协。” 而在60年代和70年代，个人优先于家庭的观念更为显著：“爱意味着自我表达和个体性。”男性也吸取了这些文化主题，婴儿潮一代文化同样以自由解放为主要趋势——其表现如《Free bird》（译者注，下同：美国摇滚乐队Lynyrd Skynyrd演唱歌曲），《Born To Run》（美国摇滚乐歌手Bruce Springsteen专辑），《Ramblin' Man》（美国摇滚乐队The Allman Brother Band演唱歌曲）。
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和婚姻学者埃利·芬克尔（Eli Finkel）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占据主导的家庭文化一直是“自我表达式的婚姻”。他写道：“美国人现在愈发重视在婚姻中寻求的自我发现、自我尊重和个人成长。” 根据社会学家凯瑟琳·爱丁（Kathryn Edin）和玛丽亚·凯法拉斯（Maria Kefalas）的说法，“现在的婚姻不再主要关乎生儿育女，而关乎成年人的自我实现。”
这种文化转变可能对某些个人而言非常有益，但对普遍意义上的家庭而言却并非如此。在困难时期帮助家庭成员度过难关的亲戚越来越少。倘若人们是为了爱情而结婚，当爱情消磨殆尽之时，维持婚姻关系就显得失去了意义。这种婚姻纽带的削弱可能始自19世纪晚期：从1870年至1920年，离婚人数增加了近十五倍，在核心家庭盛行之初的几十年中，离婚人数也或多或少地持续攀升。正如知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在20世纪70年代指出的那样，美国大家庭并非从60年代才开始分裂，而是“在100多年间持续地分崩离析”。
图源: Weronika Gęsicka; Alamy
如今，美国的家庭数量史无前例地低。1970年到2012年间，由有孩子的已婚夫妇组成的家庭占比仅为从前的二分之一。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60年，只有13％的家庭仅有一名家庭成员，而在2018年，这一数字上涨到28％。1850年，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75％与家人同住；到1990年，只有18％的人仍与家人住在一起。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人们在婚姻关系中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结婚更晚且更容易离婚。1950年，仅有27％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时至今日，约有45％的婚姻最终破裂。1960年，72％的美国成年人出于婚姻关系中，而在2017年，近一半的成年人处于单身状态。根据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2014年的报告，到40岁时，大约90％的婴儿潮一代女性和80％的X世代女性处于已婚状态，而只有约70％的千禧一代女性愿意步入婚姻关系，这一数据是美国史上最低的。虽然在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中，逾五分之四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婚姻并非生活充实的必要条件，他们试图逃避的不仅仅是婚姻制度本身：根据2004年《综合社会调查》，有33％年龄在18至34岁之间的美国人尚未处于恋爱关系中而独自生活；到2018年，这一比例高达51％。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家庭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小。美国人口总体出生率仅为1960年的二分之一，而在2012年，大多数家庭没有孩子。在数量上，养宠物的家庭已超越了要孩子的家庭。1970年，有大约20％的家庭包含五名或以上的家庭成员，而截至2012年，只有9.6％的家庭依旧人丁兴旺。
我们可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迅猛的家庭结构转变。转变的诱因包括了同时涌现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分隔核心家庭的物理空间扩大了。从前，妯娌们站在门廊上，隔着条马路就能够相互交流。但是随着宅邸前草坪的扩展，门廊上的日常生活变少了，草坪创造出了一段缓冲空间，将家庭与外人分隔开来。正如曼迪·兰·卡特隆（Mandy Len Catron）近日在《大西洋月刊》上所指出的那样，已婚人士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可能性较小，也不太愿意帮助他们做家务或是提供情感支持。家庭中自给自足的原则占据了上风：父母和孩子别居两地，用藩篱将家园紧紧封锁。
最后，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家庭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现在的美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制度。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家庭的格局几乎与50年代一样稳定。而在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家庭生活常常变得混乱不堪。造成这种鸿沟的原因是：富人能够通过购买获得类似于“扩展家庭”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以此作为自己的家庭支撑。无论是保姆工作、儿童保育、学业辅导、体育训练，还是心灵理疗或昂贵的课外培训班，这些工作原先都由扩展家庭中的亲戚承担，如今却成为了富裕家庭用金钱交换的服务内容。这些昂贵的服务不仅为孩子提供成长中的支持，使他们在精英选拔制度中保有竞争地位，还能够减轻父母的压力、减少其时间投入，使夫妻双方保全婚姻的和睦。富裕的保守主义者经常以拥有稳定的核心家庭为傲。他们宣扬人们应当建立稳定的家庭，但却忽略了自己家庭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有能力购买扩展家庭曾经提供的社会支持，而其他许多收入水平步步下滑的人并不能如此。
1970年，家庭结构的贫富差异并不显著，而如今贫富之间已经有了一道鸿沟。2005年，上中层家庭中，有85％的孩子在母亲40岁时仍与双亲同住。而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只有30％与双亲同住。国家卫生统计中心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22至44岁女性初婚持续20年及以上的几率高达78％，而具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同一年龄段的女性的几率只有40％。在18至55岁的美国人中，目前只有26％的穷人和39％的工人阶级正处于婚姻关系中。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在她的《Generation Unbound》一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它表明家庭结构的差异“使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增加了25％。”如果美国恢复到1970年的结婚率，儿童贫困率将降低20％。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家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所说，“在美国唯有特权阶级才会结婚，结婚则有助于他们保持自己的特权。”
综上所述，我们可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迅猛的家庭结构转变。转变的诱因同时包括了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核心家庭中长大的人，相较于在多代同堂的扩展家庭中长大的人，其思维模式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具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往往不愿意为家庭牺牲自我，这便招致了更多家庭的破裂。家庭环境动荡的人在更难以获得待遇优厚的职业所必需的教育，而职业待遇较差的人，出于经济困难和其他压力，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孩子会更为孤独、更易受伤。
这一代的许多人没有可以展翅翱翔的基础，也没有经过充分规划的、通往成年的捷径。探索的资本、失败的资本，以及跌倒后再爬起来的资本，对于拥有它们的人而言，意味着更大的自由、更广阔的机会；而对于缺乏它们的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困惑、迷茫以及苦痛。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试图减轻这些趋势的有害影响。他们试图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促进生育，等等。这些举措的重点始终在于加强核心家庭，而非扩展家庭。这一松散的计划有时会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但是家庭不平等日渐扩大的事实仍无减弱之势。
受家庭支持减少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1960年，大约5％的孩子是未婚女性所生，而现在则大约有40％。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报告显示，1960年有11％的孩子与父亲分开生活，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上升至27％。现在，有约一半的美国儿童能与他们的亲生父母共度童年。20％的年轻人与自己的父亲完全没有联系（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因为父亲已经过世）。比起其他国家，美国儿童群体更有可能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
众所周知，确实存在着一些稳定且充满爱心的单亲家庭。但平均而言，单亲家庭或未婚同居家庭的孩子，相较于已婚且有血缘关系家庭的孩子，有着更糟糕的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和学业成绩，行为问题更多，逃学率也更高。布鲁金斯学会儿童与家庭中心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V·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的文章显示，如果一个人出生于贫困之中，并且由已婚父母抚养长大，就将有80％的可能摆脱贫困。倘若出生在贫困之中却由未婚母亲抚养长大，那么就将有50％的概率深陷贫困之中。
会伤害孩子的不仅是家庭关系的缺乏；家庭关系的混乱也是原因之一。根据2003年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引用的一项研究，有12％的美国孩子在15岁前经历了父母三段以上的伴侣关系。切林证明，对孩子而言，父亲或母亲原先的伴侣搬离、新伴侣搬入的过渡时期是最困难的。
尽管儿童是最容易受到家庭结构短期变化影响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并不是唯一受影响的群体。
对于未婚男性而言，扩展家庭为他们提供了影响深远的男性纽带和女性陪伴。如今，许多美国男性的人生的前20年缺少父亲的陪伴，此后的15年则缺乏配偶的陪伴。曼哈顿学院的凯·海莫维兹（Kay Hymowitz）在其研究生涯中耗费了大量时间研究由美国家庭衰落造成的恶性后果，并援引证据表明，在缺乏家庭提供的纽带和意义的情况下，未婚男性健康状况较差——酗酒、吸毒现象相当普遍，比已婚男性收入更少，寿命更短。
核心家庭蓬勃发展的时期并非常态，而应归于异常历史阶段：不论是出于无心还是故意，整个社会不约而同地模糊了核心家庭的基本脆弱性。
对女性而言，核心家庭结构则带来了另一种压力。尽管妇女从传统家庭结构的松散化中受益匪浅，她们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许多决定离开扩展家庭、肚子抚养年幼子女的母亲发现，她们选择了一种残酷且孤立无援的生活方式。最新数据表明，由于相较于男性，女性仍然花费更多的时间做家务和育儿，她们的生活情况更加恶化。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压力重重，疲惫不堪的母亲试图在工作和育儿中取得平衡，并在家庭生活陷入混乱时被迫重新制定工作计划。
老年人群体也因拓展家庭的式微遭受了不幸。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数据表明，4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5％表示自己长期处于孤独状态。当下，许多老年人生活得近乎“孤儿”，没有亲人或朋友来照顾他们。2015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乔治·贝尔的寂寞死亡”的文章，讲述了一个没有家人的72岁男子在其位于皇后区的公寓中独自死亡，腐烂了很长时间，直到警察发现他的时候，他的面容已经无法辨认。
最后，由于遭受更严重歧视的群体家庭环境往往更为脆弱，因此，在相对独立的核心家庭时代，非裔美国人遭受了相对而言更大的不幸。几乎有一半的黑人家庭是由未婚单身妇女维持的，而对于白人家庭而言，这个数据不到六分之一。（黑人被监禁的比率很高，导致了没有足够的男性充任妻子的丈夫或孩子的监护人。）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年龄在35岁以上的黑人女性中有25％从未结过婚，而白人女性中这个数据只有8％。2018年，三分之二的非洲裔美国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而仅有四分之一的白人儿童是单亲。正是在奴隶制曾经最为普遍的地区，集中了最多的黑人单亲家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和人口学教授约翰·埃斯兰（John Iceland）的研究表明，白人和黑人家庭结构之间的差异能解释白人和黑人群体之间30％的贫富差距。
2004年，记者和城市主义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她的最后一本书，一部评价北美社会之作，名为《Dark Age Ahead》。其观点的核心思想是家庭“被迫失败”。她在书中认为，曾经支撑家庭的结构不再存在。雅各布斯对很多事情的态度过于悲观，但是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从大家庭和扩展家庭转变为独立的家庭，确实是一场灾难。
随着支持家庭的社会结构的衰落，有关家庭的讨论开始具有了某种理想乡的性质。社会保守主义者坚持认为人们可以回到核心家庭，但20世纪50年代所建立起的、实现稳定核心家庭的社会条件永远不可能重来。对于那些父母离异且早已另觅新欢的孩子，保守派将无言以对，“回归核心家庭”确实不是一个合适的建议。如果只有少数家庭是传统的核心家庭，那意味着大多数家庭属于其他类型：单亲家庭，未婚家庭，混合家庭，以祖父母为核心的家庭等等。保守的思想观念还没能跟上现实的变化。
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者的说话方式就好像70年代爱表现的年轻人一样：“人们应该有自由选择任何适合他们的家庭形式”，而且人们理应如此选择。但是，许多新的家庭形式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奏效——虽然进步派精英人士认为所有家庭结构都是合理的，但他们自己的行为却表达了相反的看法。正如社会学家W.威尔科克斯（W. Bradford Wilcox）所指出的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进步主义者在对整个社会泛泛而谈时可能会对各种家庭结构表达出宽容，但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却抱有极其严格的期望。当威尔科克斯问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是否认为非婚生子是错的时候，有62％的人回答非婚生子没什么错。但当他问学生他们父母会如何看待他们生下非婚生子女时，有97％的人回答父母会“感到震惊”。家庭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18至50岁的加州居民中，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比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认为非婚生子是错误的，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倾向于声称自己不赞成非婚生子。
换言之，社会保守主义者所持的是一种不可能操作化的家庭生活的观念，正因它不再切近现实，所以无法得到实施。而进步主义者则根本没有自己家庭生活的观念，因为他们不想表现出评价他人的个人倾向。在经历了性观念革命之后，家庭生活的主导准则消亡了，指导性价值观消亡了，清晰明确的理想也消亡了。关乎家庭这一最为核心的问题时，社会的公共文化常常无言以对——因此，数十年来，一切都在分崩离析。
但好的一方面是，即便相关政策进展缓慢，人类总会学着适应。当一种家庭形式不再运作时，人们会寻求新的形式，而有时正是从传统中能够挖掘出创新。
下篇：再定义亲缘关系
亲缘关系最初存在于小型团体之中。几万年来，人们普遍生活在25人的小团体中，这些团体又可能与其他二十个左右的团体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部落。团体中的人们出去觅食并将食物带回分享。他们一起打猎，一起打仗，为彼此制作衣服，照顾彼此的孩子。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都依靠着扩展家庭和广义上的亲缘关系。
然而这些人定义亲缘关系的方式有别于现在。如今我们认为亲缘关系意味着生物学上的联系。但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亲属关系是可以后天创造的。
人类学家数十年来一直为亲缘关系的确切定义而争论不休。通过岁传统社会的研究，他们发现在不同文化中亲缘关系有着不同的变体。对于菲律宾的易隆高人来说，亲戚意味着一起迁移到某个地方定居的人。对于Nebilyer山谷的新几内亚人来说，亲缘关系是通过分享油脂——存在于母乳与粮食中的、能够赋予生命的力量——而创造的。密克罗尼西亚的丘克族人有一句俗语：“不是一家人，不坐一条船”；如果两个人在海上共同经历了危难并得以存活，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亲缘关系。在阿拉斯加北坡，因纽特人用逝者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孩子，以逝者命名的孩子被视作是其家庭的一员。
换言之，在在浩瀚无垠的人类历史中，人们所生活的扩展家庭不仅包括存在亲缘关系的人，也包括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近对现俄罗斯境内34,000年前埋葬在一起的人进行了基因分析，因为埋葬在一起很可能意味着生活在一起。他们发现，这些人彼此之间没有密切血缘关系。在对32个共同社会的研究中，主要亲戚（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通常仅占居民人口的不到10%。传统社会中的扩展家庭在遗传方面可能联系不甚紧密，但在情感方面人们的亲密可能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一篇关于亲缘关系的文章中表示，在许多传统社会中，亲属之间具有一种“共存性”。已故宗教学者J. Prytz-Johansen写道，亲缘关系意味着灵魂的“内在团结”。南非已故人类学家莫妮卡·威尔逊（Monica Wilson）将亲属形容为彼此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依赖”。萨林斯认为，亲戚彼此属于对方的族群，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彼此的家庭成员”。
早在17和18世纪，欧洲新教徒来到北美时，其相对注重个人主义的文化就已与美洲原住民极具群体性的文化并存。塞巴斯蒂安·荣格（Sebastian Junger）在他的《部落》一书中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欧洲定居者不断投效美洲原住民与之同住，但几乎没有土著美国人曾叛逃去与欧洲家庭共同生活。欧洲人偶尔会俘虏美洲原住民，并迫使他们与自己共同生活，教他们英语，使他们接受西式教育。但几乎只要一有可能，原住民就会逃走。有时在战争期间欧洲定居者会被美洲原住民俘虏，并居住在原住民集体之中。他们很少做出逃跑的尝试。这令欧洲人十分困扰：他们拥有着更优越的文明，但为什么人们总想要逃离文明世界、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当人们阅读这些记录时，会不禁怀疑起人类文明是否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自然，我们无法再回头，西方个人主义者不再是史前群体中的个人，也不再是电影《阿瓦隆》开头所描绘的温情角色。人们已经变得过于珍视个人隐私与个人自由。
我们的文化陷入了一种怪异的僵局。我们既想要稳定家庭、根植故土，又想要社会流动，想要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想要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我们想拥有亲密的家庭，却又拒绝接受建立亲密家庭所必需的法律、文化和社会学方面的种种束缚。我们目睹了独立核心家庭崩溃后留下的断壁残垣。我们目睹了阿片类药物成瘾、自杀、抑郁、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所有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都有着一样的原因：过于脆弱的家庭结构，以及过于冷漠、过于疏离、过于缺乏信任的社会。但我们已无法复归集体性社会。历史学家史蒂文·明茨（Steven Mintz）和苏珊·凯洛格（Susan Kellogg）在1988年写的话如今更具现实意义：“许多美国人都在探索美国家庭生活的全新范式，但与此同时深深的困惑和矛盾感统治了他们的内心。”
然而，最近的迹象至少表明了全新家庭范式出现的可能性。我引用的许多统计数据令人担忧，但它们描述的是过去——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的状态。针对家庭混乱，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家庭至上的观念正开始回归。为寻求稳定，美国人正尝试着新的亲属关系和扩展家庭模式。
通常，在人们意识到新的文化范式出现之前，个人行为会率先产生变化。这就好像成千上万的细箭。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些箭头会转变方向——起初是一两支，然后是很多支。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注意到，但最终人们会意识到，一种新的模式和一套新的价值观已经出现。
或许现在正是如此——一部分源于社会需要，一部分缘于个人选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压力促使美国人对家庭的依赖性增强。从2012年左右开始，子女与父母双方同住的比例开始攀升。与上一代人相比，大学生与父母之间的联系频率更高。人们倾向于嘲讽这种方式为“远程育儿”或失败的成人教育，它确实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如今完成教育历时更长、成本更高，因此年轻人依靠父母的时间比过去更久，这是不无道理的。
1980年，只有12％的美国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多代同堂的家户数量急剧上升。如今，有20％的美国人（6,400万人，创历史新高）生活在多代家庭中。
扩展家庭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年轻人搬回家生活所推动的。2014年，年龄在18至34岁的美国男性中有35％的人与父母同住。在经济需求和社会动力的冲击之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转变或能证明自身的正确性。民意调查数据表明，许多年轻人已下定决心在父母年老时予以帮助。
扩展家庭复兴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群体选择搬到孩子家中。独居老年人的比例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现在，超过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多代家庭中。这还没有包括很大一部分选择住在儿孙附近、而非直接搬去同住的老人。
整体上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的移民和有色人种更倾向于居住在大家庭中。超过20％的亚洲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居住在多代家庭中，而在白人中这个数据则为16％。随着美国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扩展家庭也将变得越来越普遍。
长期以来，非裔美国人比白人更依赖大家庭。“尽管存在着诸多使人们彼此分离的力量，如奴隶制、吉姆·克劳法（译者注：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强迫移民、监狱系统，以及社会的缙绅化，人们仍对彼此保有着惊人的忠诚，”即将出版的《我们如何出现：重建家庭、友谊和社区》（How We Show Up: Reclaiming Family, Friendship, and Community）一书的作者米娅·伯德宋如是说。“事实上，黑人家庭规模庞大，流动性强，极度依赖‘聚落’的支持、知识和能力来相互帮助。例如，白人研究人员、社会工作者或任何一个人，看到孩子在父母家，祖父母家和叔叔家之间来回辗转，都会认为这是‘不稳定’的体现。但是实际上，这意味着整个扩展家庭在倾其所有地抚养这个孩子。”
即使在奴隶制等导致分离的强制性力量作用下，黑人扩展家庭也得以保存。在适用吉姆·克劳法的南部，以及北部的一些内陆城市中，家庭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应对大规模移民和稀缺机会的一种方式，也是对抗结构性种族主义的一种方式。但是政府的政策有时使这种家庭形式的存续更为艰难。我在职业生涯初期在芝加哥担任警察记者，报导诸如“加布利尼·格林”（Cabrini-Green）之类的公共住房项目。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下，政客们拆除了街区中摇摇欲坠的低层建筑，并建造了大型公寓楼。尽管这一区域有着很高的暴力发生率和犯罪率，但这样做实际上是将这些建筑所支撑的复杂的社会联系网连根拔起。其结果一塌糊涂：暴力犯罪猖獗，犯罪团伙接管电梯，家庭和邻里生活遭受侵蚀。幸运的是，这些建筑物此后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有着多元收入结构的社区，这些社区更适于多种多样的家庭形式。
我经常问那些移民到美国的非洲朋友，来到美国后最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什么。他们的答案始终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孤独。
多代同堂生活方式的回归已经改变了家居建筑的设计。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44％的购房者正在寻找能容纳年迈父母的房屋，而42％的人希望住房能容纳归家的成年子女。房地产商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建设了新式的住房，建筑公司Lennar称之为“一个屋檐下的两家人”。这些房屋经过精心设计，以便家庭成员共度美好时光的同时兼顾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房屋中有许多公共空间，如玄关、洗衣房和公共区域。但是年迈父母所居住的“家人房”有独立的入口，小厨房和用餐区。回家啃老的成年人所住的“千禧房”也有自己的车道和入口。当然首先，这些发展只迎合了那些有钱购买房屋的人，但它说明了一个普遍的认识：家中的几代人都需要为了彼此支持而付出更多努力。
最耐人寻味的家庭形式是跨越血缘局限的扩展家庭。在过去的几年中，新的生活方式涌现，毫无血缘关系的“亲属”也能够步入家庭生活或类似于家人的关系中。在CoAbode网站上，单身母亲可以找到愿意共享房屋的其他单身母亲。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共享住房项目，一群人就像扩展家庭的成员一样同在屋檐下，有独立的就寝区和共享的公共区域。Common是一家于2015年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它在六个城市经营着25个以上的共享住房社区，年轻的单身人士可以在其中找到居住之所。Common最近还与另一位开发商Tishman Speyer合作，成立了Kin。这是一个为年轻父母设计的共享住房社区。每个年轻家庭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域，社区中也会提供共享的游戏空间、育儿服务以及面向家庭的活动和郊游等。
这些实验以及其他类似的实验表明，尽管人们仍然需要灵活性和私密性，但人们的价值观仍处在变化之中，在这套价值观的指导之下，人们正在寻求更公共的生活方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名为Temescal Commons的共享住房社区中，年龄从1岁到83岁不等的23名成员居住在一个有9个住房单元的建筑群中。不同于湾区富人赶时髦组建的群居团体，公寓面积很小，住户都属于中产或工人阶级。他们有一个公共庭院和一个可流水线作业的的厨房，住户在周四和周日晚上准备集体晚餐。维修保养是住户共同的责任。大人互相照看孩子，成员互相借用糖和牛奶，年龄较大的人会为小夫妻提供情感咨询。当这个扩展家庭的成员遭受失业或重大健康危机的折磨时，整个家庭都会团结起来。
考特尼·马丁（Courtney E. Martin）是Temescal Commons的一名住户，是一名致力于研究人们如何重新定义美国梦的作家。她告诉我：“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见证着身边对成年的多元理解，特别是对男子气概的多元理解。我很喜欢这一点。我们将所有孩子都视如己出。”马丁有一个3岁的女儿斯黛拉，这个小女孩与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之间有着特别的联系——这一现象只可能在这一扩展家庭结构中生根发芽。马丁说：“斯特拉让他发笑，大卫则觉得这个三岁孩子对他如此喜爱是一件美妙的事。”她总结道，这是金钱买不到的一种魔力，而只有通过加入扩展家庭，付出时间与忠诚，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力量。如果住户来了又走，这一社区也将分崩离析。但至少在这一案例中，人们没有这样做。
正如马丁所说，我为像《阿瓦隆》中的旧式扩展家庭与当今的新式扩展家庭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震惊。《阿瓦隆》的扩展家庭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是因为家庭中的所有妇女都被锁在厨房里，才能一次喂饱25人。2008年，一支由美国和日本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日本多代同堂家庭中的女性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于仅与配偶同住的女性，这可能是由于压力所致。但是如今，扩展家庭的结构中性别角色更为多样。
至少从一个方面来说，美国人所建立的新家庭会让远古时代以狩猎采集的祖先倍感亲切。那是因为这种家庭是由自主选择构成的家庭——它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血缘亲戚关系。
图源: Weronika Gęsicka; Alamy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旧金山，现代自主选择家庭运动得到了同性恋者的欢迎，其中许多人已与自己血缘关系上的家庭渐行渐远，只有彼此的支持能够帮助他们应对艾滋病危机带来的创伤。人类学家凯思·韦斯顿（Kath Weston）在她的《我们选择的家庭：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亲属关系》（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一书中写道：“据我的观察，在湾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建立的家庭往往有着极富流动性的边界，这与非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和白人工人阶级组建的亲缘关系组织不无相似之处。”
她继续指出：“和异性恋一样，大多数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都坚持认为家庭成员是‘不曾须臾远离’的人，人们可以在情感和物质上依靠他们。有个人这样表述：“他们照顾我，我也照顾他们。”
这些团体就是达拉斯大学的政治学家丹尼尔·伯恩斯（Daniel Burns）所称的“类亲缘关系”。悲剧和痛苦使人们团结在一起，而非仅是一种更为便利的生活方式。正如人类学家所说，这些人成为了“虚构的亲属”。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核心家庭的衰落造成了一种流行性的创伤——由于本该是人们一生中最亲密、最安全的关系的破裂，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的人缓慢但日渐频繁地聚集在一起，创建了类亲缘家庭。这些家庭中的成员都有着坚定的奉献精神，是无论如何都会出现在身边的人。在Pinterest上，总能找到悬挂在这类家庭厨房墙壁上的海报标语：“家庭并不总意味着血缘关系。家庭意味着出现你生命中、也希望你步入他们生命中的那些人，意味着接纳你本来模样的那些人，意味着愿意做任何事情让你微笑的人，以及那些无论如何都爱你的人。”
两年前，我启动了一个名为织网:社会结构计划（Weave：The Social Fabric Project）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为了支持和吸引全国各地正在建设社区的个人和组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我的同事们意识到，大多数参与项目的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向并非亲属的人提供了大多数人仅仅会向亲属提供的那种关怀——也就是原先扩展家庭所提供的那种关怀。
曾在新奥尔良担任医疗保健主管的丽莎·菲茨帕特里克（Lisa Fitzpatrick）是项目的一员。有一天她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注意到有两个10岁或11岁的小男孩，手里正举着某件沉甸甸的东西。那是一把枪。他们用这把枪射中了她的头部。这是他们加入街头帮派的入伙仪式。当她康复时，她意识到自己只是附带着受了损害。真正的受害者是这些年幼的男孩，他们不得不开枪杀人来成为帮派——他们眼中的“家庭”——的一员。
她辞掉了工作，开始为解决这些帮派成员的问题而奔走。她为可能加入黑帮团伙的年幼孩子敞开了自己的家门。一个星期六下午，在她家中嬉笑玩闹的孩子达到了35人。她问这些孩子，为什么愿意在一个中年妇女的家里度过本应美好的一天。他们回答：“您是第一个敞开家门的人。”
在盐湖城，一个名为“另一边学院”（the Other Side Academy）的组织为重罪犯提供了扩展家庭的环境。许多被接纳参加该计划的男女被允许离开监狱，在那里他们通常需要长期服刑，但必须在集体住所中居住，在公共企业、搬家公司和旧货店工作。组织的目标是改变每个成员的性格。在白天，他们以搬家或收银员的身份工作，然后聚在一起吃饭，每周聚会几个晚上，参加所谓的“游戏”：逐一指出其他人在道德上的任何失误：行事粗鲁草率，不尊重其他家庭成员，态度消极、具有侵略性、自私或回避问题。
在游戏中，人们并不会以礼相待。人们冲着彼此尖叫，冲破在监狱中长年累积起的厚厚铠甲。想象一下两个浑身纹身的大个儿男子互相吼叫着粗话是怎样的场景吧。我参加的那次会议上，我一度认为他们会拳脚相向。但是愤怒之后，却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密感。这些从未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中的男女突然之间有了“亲戚”，他们要对这些“亲戚”负责，也要在他们面前保持道德上卓越的标准。高度整合成为使人们归属于族群的一种方式。这一组织为不受欢迎的人们提供了关爱他人的机会，并经由这种关爱建立了一个暴烈的类亲属家庭。
我可以讲出数百个类似的故事，例如将受过创伤的兽医带入大家庭的组织，或自带幼儿园以便老年人和幼儿共同生活的养老院。在巴尔的摩，一家名为Thread的非营利机构组织志愿者帮助表现不佳的学生，其中有些志愿者已经到了儿孙满堂的年纪。在芝加哥，公益组织长大成人（Becoming a Man）旨在帮助处境不利的年轻人彼此建立家庭式的纽带。最近，在华盛顿特区，我认识了一群中年女科学家——其中包括一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著名细胞生物学家，以及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她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主教徒社区，汇总彼此的资源，分享彼此的生活。如今，类亲缘家庭的形式已是无穷无尽。
对于许多人来说，核心家庭时代曾是一场灾难。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无比残酷，但是家庭的不平等可能是其中最残酷的一种。它伤害的是人的心灵。
您也可能成为类亲缘家庭的一分子。对我来说，事情正是如此。2015年，我受邀到一对叫凯西和戴维的夫妇的家中，他们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一个类似扩展家庭的组织，名为All Our Kids或AOK-DC。几年前，他们有个孩子在哥伦比亚特区公立学校读书，这孩子有个朋友叫詹姆斯（James），他经常没有饭吃，也经常无家可归，因此他们建议詹姆斯过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詹姆斯有着情况类似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也有类似的朋友。于是在我加入他们的时候，每个星期四晚上大约有25个孩子在凯西和戴维的家中共进晚餐，其中几个孩子甚至睡在地下室。
我加入了这个组织，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些人成了我的家人。我们在星期四晚上一起吃晚餐，一起庆祝节日，一起度假。孩子们称呼凯西为妈妈，称戴维为爸爸。最开始，我们集体中的成年人充当年轻人父母的角色——帮他们换掉摔碎的手机，在抑郁症发作时提供支持，为他们的大学学费筹集资金。当我们小组中的一位年轻女孩需要新肾脏时，戴维为她捐出了自己的肾脏。
我们有各自生物学意义上的、居于首位的家庭，但也共有这个大家庭。现在，这个类亲缘家庭中的年轻人已有20多岁，他们对我们不再有那么多的诉求。戴维和凯西已经离开华盛顿，但他们保持着联系。晚餐会仍在继续，我们仍然彼此见面，彼此照顾。共进晚餐、共同生活的岁月创建了一种纽带。如果任何人陷于危机之中，我们所有人都会施以援手。经验使我深信，所有人都应该步入一段类亲缘家庭关系，成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的家庭成员。
我开始撰写本文以来，一张图表始终困扰着我。该图绘制了一个国家的独居人口相对于该国GDP的百分比，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有五分之一人口独居的国家，例如丹麦和芬兰，相比于几乎没有一个人独居的国家，例如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要富有得多。富裕国家的家庭规模小于贫穷国家的家庭规模。德国人平均生活在一个有2.7人的家庭中，而冈比亚平均每户居住13.8人。
这一图表，尤其是在美国的语境下，暗示了两件事。首先，市场希望人们独居或与少数几个人组建家庭。这样一来，人口就可以具有了流动性，更为独立且不受约束，能够将大量时间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其次，在发达国家中成长起来的人，在挣到钱后就会用钱去购买隐私权。
对于有特权的人而言，这种方式起到了一定的成效。这种安排使富人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工作和收发电子邮件，免受家庭责任的约束。他们有能力雇用他人实现过去扩展家庭承担的职责。然而能一种孑然一身的孤独正潜伏其中，人们意识到，当家人和密友不在身边，邻居在地理上或心理上过于生疏、不足以依靠时，情感方面的生活其实是空洞无物的。如今人际关系上的危机正是源于家庭生活的贫乏。
我经常问那些移民到美国的非洲朋友，来到美国后最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什么。他们的答案始终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孤独。也许是朗朗白日下空无一人的郊区街道，也许是形单影只的母亲在四下无人的人行道上推着一辆婴儿车。
对于许多人来说，核心家庭时代曾是一场灾难。核心家庭导致了家庭的破裂或彻底毁灭；导致了伴侣的迅速更迭、孩子遭受创伤和孤立；导致了老年人孤身一人死在房间里。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无比残酷，但是家庭的不平等可能是其中最残酷的一种。它伤害的是人们的心灵。最终，家庭不平等甚至破坏了核心家庭本该为之服务的经济：在混乱中成长的孩子以后很难成为技能熟练，性格稳定和具有社会流动性的雇员。
在20世纪60年代，当超个人主义开始生根发芽时，人们尝试了种种拥抱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全新生活方式。今天，我们正在从极端个人主义的焦土中爬出——这种残酷的个体主义使许多家庭分崩离析、孤立无援——人们正在尝试建立联系更为紧密的生活方式，建立全新的内涵丰富的扩展家庭。政府可以通过儿童税收抵免、提升困难家庭育儿技能的培训计划、补贴早期教育和延长育儿假期等手段来帮助推动这项尝试，特别是帮助工薪阶级和穷人。尽管最重要的转变将是文化上的转变、最重要的驱动力是个人选择，但在美国社会的贫困端，家庭生活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以至于倘若政府无所作为，任何复兴都将成为空谈。
与此同时，双亲家庭并不会就此消失。对于很多人，特别是手握经济社会资源的人来说，共同生活、抚养子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一种全新且更富公共性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这一观念将更好地契合21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普遍价值。
当人们探讨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时，家庭问题往往被忽略。因为家庭问题过于主观，过于令人不适，和宗教之间的关联也过于紧密。但直截了当的事实是，几十年来，核心家庭一直在缓慢地崩溃，我们在教育、心理健康、药物成瘾、劳动力质量等方面的许多其他问题都正源于此。我们已经抛弃了1955年的核心家庭范式。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再也不会回来了。如今美国人渴望同时生活在扩展家庭和类亲缘家庭之中，同时生活在古老和崭新的家庭结构之中。这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是一次加深和拓展家庭关系的机会，是一个让更多的成年人和儿童在许多双眼睛的慈爱注视下生活和成长的机会，是一个让他们跌倒时被数十双手臂扶起的机会。几十年来，我们的餐桌越来越小，亲戚越来越少。
是时候让大桌子回归人们的视野了。
翻译文章：
David Brooks, The Nuclear Family Was A Mistake, The Atlantics, February 11,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3/the-nuclear-family-was-a-mistake/605536/
译者简介
伍雨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