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新冠疫情后，法西斯回归还是民主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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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新冠疫情后，法西斯回归还是民主重生？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译者：史庆
法意导言
2020年6月9日，弗朗西斯·福山于《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大流行病与政治秩序：国家的不可或缺》（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It Takes a State）。文中，福山重申了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作为国家要素对于危机管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疫情可能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侵蚀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但一战和大萧条也造就了民主、福利国家和崛起的美国。尽管在疫情造成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危机下，由于（1）具备上述要素的国家的绝对数量不足，（2）数字革命导致的精英政治关系分离，（3）作为最大变量的美国的社会分裂，尤其是（4）其领导的无能，这样的预期不应过高。
重大危机通常会产生无法预见的重大后果。大萧条刺激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造就了新政、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以及最终的非殖民化。9/11导致了美国两次失败的军事干预以及伊朗的崛起，也塑造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新形式。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反建制的民粹主义的激增，它更替了全球的领导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同样规模的影响追溯至目前的大流行病；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提前明晰它的来龙去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清楚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趋势将继续下去，而这并不是政体类型的问题。一些民主国家表现良好，但另一些则不然；专制国家也是如此。成功应对大流行病的要素是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拥有这三者的国家：一套胜任的国家机制、一个为公民信任和接受的政府、一群高效的领导人，表现得令人印象深刻，并控制了他们所遭受的损失。运行机能失调、社会两极分化或领导不善的国家表现令人绝望，它们使其公民和经济暴露在风险之下，从而不堪一击。
对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Covid-19了解越多，这场危机似乎就将持续更长时间（以年而非季度来衡量）。这种病毒似乎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致命，但传染性很强，而且经常无症状传播。埃博拉病毒是高度致命的，但很难被感染；受害者很快会死去，这发生在他们能够将其传播之前。Covid-19的情况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人们不会想要认真对待它，因此它已经并将继续在全球广泛传播，从而造成大量死亡。各国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宣布战胜这一疾病；相反，各经济体将缓慢而尝试性地开放，随后的感染浪潮也将减缓它们的发展。对V型复苏的期望似乎过于乐观。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后端向上弯曲的长尾L，或一连串的W。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
在经济上，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将意味着更多的企业破产，对购物中心、零售连锁店和旅游业等产业则构成了毁灭性打击。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中的市场集中化水平一直在稳步上升，而此次大流行病将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随着数字交互变得愈发重要，只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安然度过这场风暴，科技巨头更会盆满钵满。
而政治后果可能更为严重。人们可以暂时被召唤以进行集体自我牺牲式的英雄行为，但他们不可能一直被这样召唤。一场挥之不去的疫情，再加上严重的失业、长期的衰退和前所未有的债务负担，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演变为政治反噬的紧张局势——虽然针对的对象尚不清晰。
由于东亚比欧洲或美国更善于管控局势，全球的权力分配将继续向东转移。当疫情在其他国家爆发时，政府们一开始的表现同样不佳。它们甚至更欲盖弥彰地掩饰，并对他们的公民造成更为致命的后果。至少北京已经能够重新控制局势并开始迎接下一个挑战——使其经济快速且可持续地恢复增长。
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笨拙至极，其威望也大幅下滑。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潜在国家能力，并在以往的流行病危机中建立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记录，但其目前高度分化的社会和无能的领导人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作。总统非但没有促进团结，反而助长了分裂。他将援助的分配政治化，将制定关键决策的责任推给州长们，同时又鼓励人们为保卫公众健康抗议它们。整个世界也在看电视，人们吃惊地看着美国，而中国的迅速处理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今后几年里，这一流行病可能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自由国际秩序持续地受到侵蚀，以及法西斯主义在全球卷土重来。但它也可能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重生。这个曾多次让怀疑论者感到困惑的制度，现在正显示出非凡的韧性和再生能力。这两种愿景的构成要素将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不幸的是，除非目前的趋势发生巨大变化，否则总体预计将是悲观的。
●上升的法西斯主义
很容易想象悲观的结局。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仇外心理和对自由世界秩序的攻击多年来一直在增强，这一趋势只会因疫情而加速。匈牙利和菲律宾政府利用这次危机赋予自身紧急权力，使他们离民主更加遥远。包括中国、萨尔瓦多和乌干达在内的许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人口流动的障碍随处可见，哪怕在欧洲的心脏地带也是如此；各国非但没有为共同利益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反而转向了闭关自守和相互争吵，并让竞争对手成为自己失败的政治替罪羊。
民族主义的崛起将增加国际冲突的可能性。领导人可能会把与外国对手的斗争视为有效的国内政治注意力分散方式；他们或许会受诱惑于对手的软弱无能或急于奔命，利用这场大流行病破坏其中意目标的稳定或重新建构新的事实。但考虑到核武器稳定能力的持续存在，以及各主要力量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动荡的可能性小于国内动荡。
从德里回乡的雇佣劳工，印度，2020年3月，Johann Rousselot / laif / Redux
城市拥挤、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的贫穷国家将受到沉重打击。在许多公民无法经常获得清洁用水的国家里，不仅是保持社交距离，甚至是简单的卫生清洁（如洗手）都极为困难。且政府经常使情况变得更差而非更好——无论是通过精心设计、煽动公众情绪、破坏社会凝聚力，或仅仅就是无能。以印度为例，它在未考虑涌入每个大城市的数千万农民工可能引发的后果的情况下，就贸然宣布全国停工，这就增加了其脆弱性。许多人回到其农村祖宅中，进而将疾病传播到全国各地；而一旦政府改变了政策立场并开始限制流动，大量的人发现他们被困在城市里，他们没有工作、没有住所，也没有得到照顾。
气候变化造成的人口流离失所已经是南方国家正在发酵的一场缓慢危机。疫情将加重其影响，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日益接近生存边缘。这场危机粉碎了贫困国家数亿人的希望，他们是20年来持续经济增长的受益者。民众的愤怒将加剧，而公民日益高涨期望的粉碎最终将成为革命的经典公式。绝望的人群试图移民，蛊惑人心的领导人会利用这种状况夺取权力，腐败的政客会抓住机会窃取他们可盗之物，而许多政府会采取镇压或最终垮台。与此同时，新一波试图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移民的浪潮将会受到更少的同情和更多的抵制，因为移民现在可以被更可信地指责为造成疾病和混乱的原因。
最终，“黑天鹅”的出现虽不可预测，但却愈发可能出现在视野所及之外。过去的大流行病催生了末日论、邪教以及新的宗教，它们发生于长期困难造成的极度焦虑之中。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邪教，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所造成的暴力与混乱里。那时阴谋论曾在中东等地盛行，那里的普通人被剥夺了权力，并认为自己缺乏行动能力。如今，阴谋论也在发达国家蔓延，部分原因是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媒体环境，而持续的疫情很可能为民粹主义煽动者提供丰富的可用素材。
● 民主或将重生？
然而，正如大萧条在催生法西斯主义时也重振了自由民主，大流行病也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政治结果。往往需要如此巨大的外部冲击才能打破僵化的政治体系的停滞状态，为拖延已久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这种模式可能会再次上演，至少在某些方面表现如此。
处理疫情的实操要求更加青睐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煽动和无能很容易暴露。这将最终产生一种有益的选择效应，奖励表现良好的政客和政府，也惩罚表现不佳者。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近年来不断掏空该国的民主制度，他虚张声势宣称度过危机，现在却挣扎于这场卫生灾难。俄罗斯总统普京起初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后来又声称俄罗斯已经控制住了疫情，但随着Covid-19在全国蔓延，他将不得不再次改变论调。普京的合法性在危机前就已经在削弱，而削弱可能还在加速。
这一大流行病如同打向世界各地现有体制的强光，将它们的不足和弱点暴露无遗。人民内部的贫富差距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均因危机而加深，并将在经济长期停滞期间进一步扩大。但除这些问题以外，这场危机也显示出政府动用集体资源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挥之不去的“休戚相依”的感觉可以促进社会团结，并推动更慷慨的社会保障的发展，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刺激福利国家的增长一样。
2020年5月在反封城抗议中的伦敦警方，Pierre Alozie / eyevine / Redux。
这可能会终结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新自由主义是由加里•贝克尔、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学派为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削减多种形式的政府所有制与监管。但是，这些理论演变成一种自由主义教义，使一代保守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美国）对政府行为抱有敌意。
鉴于国家采取有力行动减缓疫情蔓延的重要性，人们很难再发表里根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的言论：“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才是问题所在。”也没有人能为此提出一个合理理由：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私营部门和慈善事业可以取代一个称职的政府。今年4月，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宣布，他将为Covid-19救助捐赠10亿美元，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慈善举措。同月，美国国会拨款2.3万亿美元，以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反国家主义可能会徘徊在封城抗议者中，但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政府医疗专家在处理危机方面的建议。这可以增加对政府干预措施的支持，以解决其他重大社会问题。
这场危机可能最终会刺激国际合作的复苏。在国家领导人推卸责任之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正在深化他们的交流网络。如果因国际合作的崩溃导致灾害并最终认定为失败，那么在随后的年代里各国可能会重新承诺开展多边合作，以促进共同福祉。
● 别抱太大的希望
大流行病已然成为全球政治的抗压测试。拥有合格且合法政府的国家将相对顺利地度过难关，并可以进行自我改革，使其变得更强大、更有韧性，从而在未来继续表现卓越。国家能力薄弱或领导不力的国家将陷入困境，即便不陷入贫困或不稳定，也将陷入停滞。问题在于，第二类国家的数量远远超过第一类。
不幸的是，此次抗压测试非常困难，以至于能够通过测试的国家寥寥无几。如要成功应对危机的初始阶段，它们不仅需要有能力的国家和充足的资源，还需要广泛的社会共识以及能够信任的称职领导人。将管控流行病委托给某专业医疗机构的韩国以及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均满足了这一要求。更常见的是政府各种形式的失职。且，由于危机的剩余时间难以把控，这些全国性趋势可能会持续，令更广泛的乐观情绪难以实现。
2020年4月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议会大厦举行的一场抗议活动，Bryan Smith / Reuters。
悲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一系列正面设想假定了某种理性的公共话语和社会化学习。然而，如今技术专家的专长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更弱，在那时精英们尚掌握着更多的权力。数字革命推动了权威的民主化，使得认知层级等等级体系扁平化，政治决策如今常被武装到牙齿的喋喋不休所驱动。对建设性、集体性的自我审视而言，这难以称之为一个理想环境，且部分政治组织可能会在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非理性。
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当危机来袭时，这个国家唯一的不幸在于其掌舵人系现代史上最无能且最分裂的领导人，且他的治理模式没有在压力下得到转变。在他的任期内，他与他所领导的国家处于交战状态，这就导致他无法在形势需要时有效地部署整个国家。他认为，对抗和仇恨比国家团结更有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因此他利用这场危机挑起争斗并加剧社会分裂。美国在疫情期间的表现不佳存在多重原因，但最关键的是国家领导人未能发挥领导作用。
如果特朗普在11月续任其第二个任期，民主或自由国际秩序的更广泛复苏将机会渺茫。然而，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的两极分化很可能会持续。在疫情期间举行选举或为艰难，而心怀不满的失败者将有动机挑战选举的合法性。即便民主党入主白宫和国会两院，他们也将接手一个筋疲力尽的国家。采取行动的诉求将同时面对堆积如山的债务以及残余反对派的顽固抵抗。在数年的中伤与苛待之后，国家的和国际的组织将变得脆弱不堪、摇摇欲坠，同样需要数年时间的重建——但前提是这样的可能性尚存。
随着危机最紧迫、最惨痛的阶段得以度过，世界正步入一段漫长而压抑的艰难时期。它终将走出困境，尽管各地快慢不一。暴力性的全球动荡将不太可能发生，而民主、资本主义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曾证明其有能力进行变革和适应。但他们将需要再次化腐朽为神奇。
文章来源：
Francis Fukuyama,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It Takes a Stat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
原文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6-09/pandemic-and-political-order
译者介绍
史庆
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史硕士研究生。匍匐于制度的丛林，却热衷于发现这纷繁多变中的真实法则。
往期链接：福山 | 应对新冠危机，亟须破除“唯体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