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 | 认真对待香港本土意识 探索强化国家认同之道
法意导言
2020年7月13日，由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操盘的民主派“35+”非法“初选”结果揭晓，结果显示多名本土派有望战胜传统民主派出线。香港本土主义及由其衍生的极端港独思潮愈演愈烈，严重扰乱香港社会、政治秩序。要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既要展示“硬实力”、亮明“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也要兼顾“软实力”、“争取人心回归”，而这两者恐怕都绕不开廓清香港本土意识的起源、凝聚一国人心这个议题。
201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发表了《认真对待香港本土意识，探索强化国家认同之道》一文，他指出必须警惕本土意识和独立意识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负面影响，“必须认真对待香港年轻一代中越来越强烈的本土意识”。他在文中梳理了香港本土主义在历史文化、政制构建、制度区隔和陆港经济落差等方面的根源，并进一步指出要着眼于顶层设计以强化国家认同。如今“一语成谶”，旧文重发仍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原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5期。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国家主权不仅仅是体现为“硬实力”，而且体现为国家认同这样的“软实力”。因此，中央始终将“争取人心回归”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讲话中特别提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加强香港和内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
然而，近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加深，香港出现了一些排斥内地的负面声音，甚至出现了“香港城邦论”乃至“港独”言论。2012年香港爆发了“反对国民教育”的运动，将强化国家认同的“国民教育”看作是“洗脑”。2014年2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更是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作为封面故事，讨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香港人的“民族自决的权利”以及建构香港“本土共同体”等问题，并在民调中公然调查香港“独立成国”和“公投建国”等问题。
《香港民族论》作者李启迪疑参加立法会直选，他表示“港独既不现实也不可行”。他在编辑《香港民族论》时年仅21岁，是港大社会科学三年级生。
今天的香港大学生是伴随着香港回归成长起来的“97一代”，和他们父辈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国家认同感相比，“97一代”无疑具备更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独立意识。这对“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无疑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认真对待香港年轻一代中越来越强烈的本土意识。
01
着眼于香港年轻一代，全面客观地分析香港本土意识产生的根源
1．香港本土意识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两地政治文化的差异逐渐加大，香港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本土文化。表现为香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粤语歌曲、电影乃至武侠小说等大众文化为核心，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的独特文化形态。这些文化背景孕育了香港本土的自我意识。而在20世纪70年代，港督麦理浩治港11年，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民生工程，尤其是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公屋”政策，使得漂泊的内地人终于在香港定居安家。“香港是我家”慢慢成为内地移民的共同观念。这种定居的社会形态成为香港人本土意识持久的发展基础。
在香港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内地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动荡，香港与内地差距越拉越大。内地的落后与香港的发达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自我意识。比如在当时流行的香港电影中，塑造了“阿灿”这样一个猥琐的内地人形象，从而有效地强化了香港人的自我认同。香港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香港年轻一代对内地的理解和认识。没有内地生活经验的年轻一代对内地的认识依然停留在20世纪形成的观念中。
1980年上映的电影《阿灿正传》，又名《The Story of a Refugee》。
2．高度自治的政治安排，强化了香港人的政治身份认同，特别是选举政治带来的社会分化不断强化这一进程。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香港人”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进入80年代，随着中央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香港人”也迅速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实行高度自治，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制度自成一体，甚至有自己在国际法的特殊定位。在这种政治制度背景下，“香港人”的政治意识巩固了其本土认同。
与此同时，中央在关于香港的政治话语中，也不断强调香港人在香港“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这样，在香港自然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文化观念，将“香港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区别于“中国人”。于是，香港的公共话语体系中，“香港人”与“中国人”是两个并列的概念，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普遍被称之为“中港关系”。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选举政治的内在逻辑在于促使社会分化。而在香港的选举政治中，反对派始终将自己打扮成香港本土利益的代表，宣称捍卫高度自治，以对抗内地和中央。香港回归之后，香港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发展民主，使得部分香港年轻一代对普选失去了耐心，不断卷入到采取“公投”、“占中”之类激进的手段来争取普选。在香港的本土意识发展的背景下，“公投”之类的活动容易与“民族自决”概念联系在一起，诱发香港的分离意识。
3．现有的制度安排将内地人与香港人隔离开来，一方面限制了内地居民移民香港，促使香港人口结构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内地的渠道，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担心内地人进入香港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从而严格限制内地人进入香港。特别是经过1999年人大释法之后，许多香港人在内地出生的子女无法进入香港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然而，香港人口严重老化，以至于特区政府号召每个家庭生三个小孩。而在香港人口结构中，内地移民比例越来越少，香港本地人口越来越多。这些本地出生的香港人由于和内地缺乏社会纽带，其国家认同较为淡漠。
2016年大年初二，旺角暴乱。
与此同时，香港人虽然名义是中国公民，但由于“两制”的隔离，与其他中国公民不具有同等待遇，在内地上学、生子、置业、求职和谋生，差不多按照外国人来对待。香港年轻一代在香港面临的生存压力在内地也没有合适的排解机会。这种法律隔离所造成的香港人在内地的生活不便，在客观上强化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而他们自身观念里的“中国人”身份仅仅是一个族群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较难由此产生国家观念。
4．内地经济迅速发展将香港经济整合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削弱了香港的相对优势，香港人开始丧失过往的优越感，从而导致香港年轻一代的心理焦虑，诱发了本土回忆以及民粹主义的本土诉求。回归之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中央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挺港措施，在恢复香港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香港经济整合到内地的发展之中，从而避免香港被边缘化。在内地经济增长与香港经济停滞的此消彼长中，香港原来相对于内地的优势开始下降，从而导致两地居民在心态上发生了微妙变化，香港社会普遍陷入心理焦虑。特别是内地居民在香港大规模消费、购楼、生子，对香港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心理预期构成的巨大冲击，引发了香港社会对其核心价值的关注。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积聚了普遍的怨气。在这种过程中，中央或内地往往被误作是大资本的代言人，变成了香港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而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青年运动，香港的资本主义因为趋于资本垄断而丧失了竞争活力，年轻人没有上位的机会。因此，年轻一代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就演变为反内地的政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年轻一代开始怀念香港过往的美好时光，由此衍生出美化港英统治的怀旧情绪，以及“反内地”的“香港城邦主义”论述和孤立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很容易被香港反对派利用，从而卷入到反对“西环治港”（“西环”系中联办驻地）、反“国民教育”、反“赤化”、反“人大释法”、反新界开发、反自由行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甚至发展为极端的“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主张。
02
着眼于顶层设计，探索新形势下切实有效加强国家认同的根本之道
1．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一国两制”，打破“两制”造成的公民身份隔离，从法律制度上强化“一国”建构，从而奠定国家认同的法律基础。国家认同必须以国家建设为基础，没有“一国”的制度建设，就难以产生“一国”的认同。“一国两制”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构想需要与时俱进。那时由于香港的优越地位，香港人担心回归之后被内地拖累，从而用“两制”来保护香港，以至于产生“河水不犯井水”的说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两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对香港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为此，“一国两制”需要从强调“两制”转向强调“一国”与“两制”平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中央对港方针政策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目前“两制”造成的公民身份隔离显然不利于香港乃至国家的发展利益。
2015年12月23日，领导人会见来京述职的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平起平坐”变为“靠边坐”凸显央地关系新伦理。
具体而言，需要从法律上打破“两制”在中国公民中制造的内地人与香港人的不同等待遇。一方面从法律上消除在居港权问题上人大释法带来的负面效果，使得香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能够顺利移民香港，从而改善香港的人口结构，通过人口流动来强化香港人与内地人的社会纽带。另一方面从法律上消除对香港人在内地“非国民待遇”，使得香港人在内地生活与深圳人、广州人、上海人在内地生活一样，受到平等待遇。从而将香港人有效地吸纳到整个国家体制中，使得他们真正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从而使得“一国”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2．从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出发，将香港定位为治理良好的国际大都市，作为内地学习和借鉴的榜样，由此将香港中产专业人士作为爱国爱港阵营的主体，吸纳到国家发展体制中，激发其爱国热情，使得香港年轻一代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将香港定位为经济城市，看中香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内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具有的积极作用。如今内地经济发展使得不少内地人持“暴发户心态”，看不起香港，甚至将香港看作是需要中央特别关照和扶持的“包袱”或“负资产”。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定位香港，将香港看作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下良好治理的国际大都市。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在经济管理方面学习香港，并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如今面对内地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都面临着交通、环境、教育和福利等城市治理问题，而这方面香港有成熟的经验，无疑应当成为内地虚心学习的榜样。与此同时，面对内地未来反腐败、法治中国建设和完善民主制度，我们急需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在这方面香港已经发展出良好的治理模式，值得内地学习其长处，同时香港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等弊端，也为我们克服体制弊端提供了试验田。
如果能够实现香港定位的战略转型，那么香港爱国爱港阵营的主体就需要从工商界人士转移到中产专业人士。他们作为现代城市治理的主体，不仅要发挥其在治理香港中的积极作用，而且有必要将他们吸纳到国家体制中，让他们在内地城市治理、国家法治建设和民主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无疑会激发香港中产专业人士报效国家的爱国热情，也为香港的未来一代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使得香港年轻一代摆脱香港的小圈子，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
3．充分尊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与内地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于内地的国家认同观念或爱国情怀，真正做到“用香港行得通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认识中国文明，关心全球命运”的国民教育活动。“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源于香港不同于内地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现实，因此香港的国民教育问题，必须尊重香港已经形成的现代核心价值，充分肯定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之类的香港核心价值，不宜人为地将“爱国主义”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也不宜将在爱国爱港阵营与追求民主普选的泛民主派简单对立起来。在国家认同以及爱国主义问题上，要学习周恩来和邓小平当年在香港问题上的宽广胸怀，要求香港人感怀中华文明的历史，珍惜中华民族的血肉同胞之情，尊重“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的主权。
正因为如此，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必须“用香港行得通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2012年特区政府推动国民教育课程之所以引发“反国教运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教科书中某些观念和素材不符合香港实际，差不多用内地2 0世纪的老话语来教育今天的香港一代，这无疑不符合香港实际。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不是用“硬销”的方式来让香港年轻一代认识国家发展。而应当从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定位出发，着眼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推动“认识中国文明，关心全球命运”，使香港年轻一代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明对于未来全球化的贡献，重新思考在未来全球化格局中，“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人类文明作出怎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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