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的代价：美国自欺欺人的经济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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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的代价：美国自欺欺人的经济退缩
作者：亚当·波森（Adam S. Posen）
译者：吴珂珂
法意导言
美国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任期间曾多次公开批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依存关系以及全球化带给美国的诸多弊病，宣扬保护制造业和经济独立可以带回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孤立主义以经济傲慢为支撑，被称为经济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议程的核心。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美国政府正试图重新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时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美国经济学家亚当·S·波森在《外交关系》发表《怀旧的代价》一文，详细分析详细分析了全球化潮流之下美国逆全球化的表现，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信奉的三段论的谬误以及带来的对劳动者、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地区导向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实质无效性，同时，他还指出新时代下，美国需要拥抱经济变化和全球竞争，并寻求将个体与他们的工作分立的方式来保护人们，推行更普遍性的社会福利，在跨国公司的反避税、碳定价、提升劳工标准、坚持原则化的多边主义方面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和参与国际合作。
美国制造业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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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中已经出现一个新的共识：美国已经轻率地以牺牲工人为代价追求国际经济开放，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经济不平等、社会痛苦和政治冲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现在都在提倡“为中产阶级的贸易政策”。但实际上，这类政策似乎意味着关税和旨在从不公平的外国竞争中拿回就业机会的“购买美国人”项目。
任何关注美国民主的存续以及社会正义的总统必须评估其关于克服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者本能地相信如下的三段论：民粹主义所生气的是，唐纳德·特朗普被选举为总统主要是经济转移的结果，经济转移主要是自由放任全球竞争的结果，因此，最好的获得民粹主义选民支持的方式就是坚决反对不受限制的全球竞争。许多决心要夺回工业工人阶级的支持基础的民主党人，以及许多将该三段论作为政府已经在中心地带出卖美国工人的证据的共和党人都认可该三段论。对于任何政客来说，游说已经发生去工业化的地区似乎是一条确定的选举之路。
然而，这种三段论的每一步都是错的。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不是经济焦虑的结果，而是感觉到相对地位下降的结果。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美国政府从未追求开放和融合。相反，美国越来越将其经济体隔离于外国竞争之外，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则继续开放和整合。保护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只能使小部分劳动力获利，而将实质上的成本加诸到其他部分的劳动力身上。同时，尝试这样做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回报：毕竟，即使美国重新退出全球贸易，但愤怒和极端主义已经抬头了。
实际上，通往正义和政治稳定的道路也是通往繁荣的道路。美国经济现在需要的是更多地接触来自国外的压力，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或者试图拯救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的努力。美国政府需要制定国内法规以足以使工人相信一个不依赖于当地的就业前景的未来，而不是妖魔化国际竞争带来的变化。安全网需要被进一步拓展，并且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群-无论他们是否有工作以及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在国际上，华盛顿方面应该订立增加美国内部竞争以及提供税收、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协议。是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美国从国际经济中自欺欺人的退出而不是全球化本身使得美国工人遭遇了失败。
全球化撤销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总的来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从国际经济退出了。对于全球化是美国政治困境的源头的所有主张，其实现实是相反的：当国际竞争下降时，紧张局势反而随之上升。事实上，美国比其他高收入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都已经广泛地增加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遭受着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端主义。这并不是说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美国工人不产生影响。这实际上说的是，即使美国政府一直反对全球化浪潮，上述影响还是发生了，这也说明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答案。
几十年以来，随着各个国家放开经济，全球贸易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作为全球GDP的一部分，进口总额加上出口总额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从199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61％。在这之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总量大幅下降，但是后来贸易总量逐渐爬升，并在2019年上升到经济崩溃前的水平。但是，美国却在逆势而上。美国的贸易和GDP的比率和其他国家的比率相比上升得更为缓慢-从1990年的20%到2008年的30%-始终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在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该项比率落到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同一的水平，但是美国的该项比率至今尚未恢复（至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当然，作为一个拥有大型、先进且多样化的经济，并被众多海洋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隔离，美国的贸易量自然会低于平均水平的经济体。但是，美国没有按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速度进行对外开放背后不存在本质原因-尤其是考虑到很久之前中国、印度、东欧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就飞奔进入全球市场的进程。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趋势便和老生常谈的美国工人严重受累的故事背道而驰。众多争论之后，经济学人已经就1999年之后来自中国的竞争导致的制造业流失的就业机会的上限估计值达成了共识：在1.5亿（劳动力）的工作地点中最多流失了两百万（就业机会）。换句话说，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应当为每年替代了约13万名工人负责。流失的部分在数量上相当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小部分，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在发生着大约6000万个工作岗位的离职。虽然在年均水平的年份中，这些工作岗位离职总数中的三分之一是自愿发生的，其余部分则是由于个人情况，每年至少有2000万（劳动者离职）是因为停业、重组或者雇主搬迁位置。想象一下就业机会从内部城市的流出或者秘书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被技术替代-这些损失，对于受影响的劳动者来说，与国外竞争造成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相比，在当地的局部影响和最终影响上并没有任何差别。换句话说，就中国竞争造成的每一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而言，其他行业中相似地就约有150个工作机会流失。但是，这些被替代的劳动者却得不到美国民众对前述情况的百分之一的同情。
一个因为中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或多或少比因自动化或因工厂搬迁到另一个州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更值得得到支持。许多工作都是不稳定的。对于中国贸易影响的强烈抗议忽略了更多的经历着持续不断的焦虑的低薪工人的感受，同时这样的观点也没有考虑过去的工人面对国外竞争导致的失业时可能采取的手段措施。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得到如此多的政治关注？这可能和受中国影响的工人主要是白人并且住在的郊区或小镇的事实有关-这些工人的形象正好契合了一个男人在中心地带从事繁重和大量工作的怀旧形象。
美国的按人种区分的失业情况（2000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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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这种工人的关注成功地阻止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自2000年以来，出于外交政策而非经济原因，美国政府已经和很多非常小的经济体如巴林、中东的约旦、哥伦比亚、巴拿马、秘鲁以及拉丁美洲中部的国家进行了交易。总的来说，这些交易对美国经济的开放性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在过去的20年中，只有2012年美国-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与韩国的这一交易，才要求了采取可量化的自由化措施，甚至包括为美国制造的轻型卡车提供更多保护。美国和日本在2019年达成的协议是如此的有限定性以至于它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可以显著地促使美国经济开放，但是这个协议在特朗普任期内的第三天就被否决了，许多民主党人都为此而欢呼。和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相比，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提出了更多对美国汽车生产的保护。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则正在往相反的方向移动。欧盟自200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13个新成员国，从而实现了和任何地方相比最为深入的经济一体化，其中包括很大程度上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它与日本、韩国签订了类似的贸易协定，与加拿大、新加坡以及越南签订了更多的协定，这个方面欧盟足以与美国相匹敌。日本不仅加入了TPP的前身，还通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向中国和韩国开放了其经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也签订了这两个协定。唯一一个比美国从国际贸易撤退还多的高收入民主国家是英国，从欧盟退出后，它的经济发展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预料的一样糟糕。但是即使是它，它也迅速谋求加入TPP的前身。
美国经济还通过另一种方式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撤退：通过阻止外国公司在美国设立工厂、办公室、研究设施或者网点。“绿地投资”作为优于公司收购、合并或跨境公司买卖的一种形式的投资活动而众所周知，这种投资形式仅需改变所有权，而不创造任何新的就业机会。实际上，绿地投资往往和高薪工作岗位和研发支出密切相关。但是，自2000年以来，流入美国的绿地投资已经大幅下降了，从2000年每年13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每年4亿美元。一系列民族主义政策受到了谴责因为这些政策增加了对技术转让和境外控制权的任意限制的风险。
移民问题上也同样体现了美国脱离全球经济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特朗普上任前即已开始。净流入美国的移民总数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在那十年内，流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包括无证件的人群）按照每年4.6％的速度不断增长；下一个十年内，增长速度变为了每年2.5％；在那之后的十年中，增长速度变为了每年1.3％。其中的一部分下降是由于“推力”因素变弱，例如随着墨西哥的工资增加了，墨西哥人向北走的动力便下降了；还有一部分下降是由“拉力”因素变弱了，例如美国反移民情绪的增长。不管是什么原因，事实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一直越来越抵制外籍工人的到来。
这些趋势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美国，即使贸易壁垒增加了，移民已经减半了，不平等和本土主义情况愈发严重了。华盛顿方面已经给了生气的、主要是白人和男性的摇摆选民在国际战线上他们想要的，但是他们仍然很生气。同时，很多美国低工资的服务人员-主要是女性，以及很大比例上是白人，处境更加恶化了。
制造业的执念
怀旧对于进步的时间表来说是不利的。这对于社会政策是正确的，对于经济政策也是同样正确的。政治家们对制造业中“好的就业机会”感性的执念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这样的执念也不利于解决长期以来的不公正待遇。
在德国和日本的出口产品和美国产品形成严重竞争的50多年以来，美国的专家和政治家已经开始哀叹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了。他们进一步主张，只有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的生厂商才能暂缓其与德国和日本、之后的墨西哥和韩国、现在的中国的竞争。精英阶级背叛普通大众的观念通过民族主义政治中再现的背后捅刀子的神话中获得了共鸣。这也同样是被误导的。
德国和日本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制造业贸易而且获得了整体的贸易盈余，但在过去的40年里，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已以与美国相同的比例减少了。实际上，制造业就业份额已经在所有高收入国家中急剧下降，无论其贸易盈余与否。的确，上述国家中仍有一些国家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比美国的比例更高，但即使在顶级的制造业国家中，目前的相关比例也低于19%。（美国的相关份额最后一次保持在19%为1982年，现在，这一份额大约为10%左右。）在中国，该份额最高在2012年达到30%并在那之后就持续下降-即使这个国家针对制造业有着最广泛的补贴和政府保护。
只有大约16%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从事制造业。那其余的并没有那么幸运地从事制造业中的“好”工作的人呢？这并不是一个闲来无事的问题。即使假设政府在优先级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提高制造业就业的份额到超过一小部分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了发达国家后这样做。理想的就业情况的增长不是一个仅关于愿望的事项，追求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和任何行业一样，制造业会对激励措施做出回应，贸易保护主义给制造商增加了可观的成本。这些成本将被转嫁给那些在被征收关税的进口产品花费更多的美国公司上。结果，这些公司在和其他产品竞争时，以及自己的产品遭遇外国报复性关税时处境更加艰难了，因此就业机会也被破坏了。贸易保护主义也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了可观的成本。这些成本尤其对较贫困的家庭产生了冲击，这些家庭把他们大部分收入都花费在了受影响的产品上，例如汽车，服装，食物和家庭用品。作为三个曾在奥巴马的白宫工作的经济学家-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凯瑟琳·拉斯（Katheryn Russ），和杰伊·尚博（Jay Shambaugh）–认为“关税作为一种累进税，对妇女和单亲家长影响最大”。
美国关税对经济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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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也以另一种方式扭曲了刺激经济措施。制造业公司因为“太大而不能倒下”而受到政治上的保护，他们和经济危机前的银行一样存在道德风险，无论是采取大众汽车和其他德国汽车制造商一样的方式在排放测试欺诈并排放有毒气体，还是像波音公司一样否认737飞机上的设计缺陷并导致事故。就像美国汽车工业在1970年代曾证实以及中国重工业现在在证实的一样，企业的政治特权至少破坏了生产力，通常也会破坏环境。
而且，制造业工作中的恋物主义并不是中立的原则。做着危险的事情来生产大件产品的男人的形象似乎可以以某种方式引起怀旧选民的共鸣，这是提供人类服务的妇女形象所不具有的。这是一个很性别化的观点：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中只有30%的是妇女，而压倒性的大多数一直都是男人（即使是在罗西·罗茜（Rosie the Riveter）的战时时代）。当制造业萎缩时，最先受到冲击以及受到冲击最重的是服装业本来就不那么高薪的工作-这一行业中女性工人的比重更高。
制造业相比有色男性而言，更偏爱白人男性。黑人和拉丁裔工人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中超过了三分之一，所以人们期待他们所占的比重超过他们所做的制造业工作所占的少于25%的比重。平均来说，和从事相同工作的白人工人而言，黑人和拉丁裔工人获得的薪水也更低。无论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有利于制造业就业就是有利于白人男性工人-这是这一政策在这一人群中很受欢迎的部分原因。
最终，就坚持“好工作”（无论是否在工厂，作为规范制定者，或者在贸易中）这一观念而言，最糟糕的事情是它分散了对大部分低薪的美国工人所面临的现实的关注。很多人，不仅仅是没有证件的移民，在非正式的部门进行工作，从事着提供有限保护和几乎不受保障的工作时间的、更不用说任何发展前景的不稳定工作。当“好工作”无法被交付给人口中重要的小部分人时，把制造更多的“好工作”作为中心理念是不现实的。专注于那些已经有优势的人而不是追求有利于很多服务部分和兼职人员的经济政策是不现实的。
位置，位置，位置
那些担心贸易混乱的人和那些对受其打击严重的社区表示关注的人是重合的。这些社区的原型是俄亥俄州或宾夕法尼亚州的众多城镇中的一个-这些城镇的主要制造工厂转移到了境外，并对雇主附近已建成的当地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在这些社区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所遭遇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深远的、不断增长的。这类痛苦随着类鸦片药物的流行以及这些社区中大量的退伍军人及其家人面临的持久的战争伤害进一步恶化了。
任何有同情心的人类的自然本能，更不用说反应灵敏的政治家，是试图改善这一情况。首先防止就业岗位减少似乎是改善前述情况的一种方式，当难以防止就业岗位减少难以做到时，接下来就需要努力复兴这些受到严重冲击的社区。
相应地，近年来，政策研究者在很多文章中都主张认识到当地社区的重要性并帮助其重建复兴。被选举的政府官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去这些地方朝圣表示他们的关注和同情，然后跟进有针对性的政府援助。
问题在于确实存在政府成功复兴因工业衰退而处境困难的社区的一些珍贵实例。地理位置不决定最终的命运，但地理位置确实是经济历史在很多方面的具象体现，同时积累的历史是难以克服。成长于1970年代的波士顿附近，我记得小学所教我的劳伦斯和洛厄尔（Lawrence and Lowell）纺织厂流失就业岗位以及复兴这些城镇作出的努力。到今天，这些城镇仍然是他们以前的模样-而马萨诸塞州这个具有宽大的心态、在国会中具有足以提供联邦的高级代表的州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同样地，中西部城市也仍然如此，匹兹堡已经转型回充满活力，而底特律已走过可怕的经济和社会低点的最糟糕时期，但前者必须经历工业的完全翻转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人口翻转，后者距离充分就业和完全复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完全未实现复兴的城市和城镇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两个（复兴的）城市的数量。
国际上的故事甚至还要更加具有警示性。在德国和意大利，欧盟输送到衰败地区-前东德，意大利南部的财政支持以美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持续了数十年。然而德国和意大利低迷地区的城市和城镇在就业率或人均收入方面仍未追赶上比他们更繁荣的同类城市和城镇。日本拥有以执政党针对城郊地区实施的政治拨款项目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同样也没能复兴低迷地区。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从较小的城市搬到了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乡村地区。在英国，英格兰北部失去煤矿和造船厂的苦难一直是历届政府“升级”该区域以使其足以与富裕的东南地区和伦敦相匹配的努力重点。但与之相反的是，就像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样，更年轻的、更具有技术的人都离开了这些地区而去了机会更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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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的图景也出现在了中国。它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吸引着国内其他地区的工人。较低收入的北部、西部内陆地区未能在收入或就业方面追赶上东南沿海地区。而且这还是在一个多年以来以空前的规模保护重工业、拥有大量的制造业贸易盈余并且有一个政府愿意通过法令限制国内人口迁移和产业布局的国家所发生的。
没有人仅仅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而应被抛弃，也没有任何一个社区注定要衰败。但政府也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即使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也根本没有有效的方式来拯救失去了主导的雇主（企业）或产业的社区。任何通过政府行为来复兴特定地区的承诺很有可能带来失望、沮丧以及失败后的大发雷霆。
就像始终关注制造业就业机会一样，寄希望于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工人总能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同一种工作也需要故意忽略美国大多数低薪工人的实际情况。这一观点将不必为了经济原因更换工作或住所视为一种平常的且易获得的特权，而这一特权作为奢侈品在最近几十年主要由居住在乡村或郊区的白人所享受。二十世纪以来，美国黑人中产阶级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从南部的大规模移民。拉丁美洲人为了追求工作和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迁移也并不少见。（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望自己不受（移民）干扰的人中大部分其实是迁徙得更远的移民的后裔）人们不应该忽视如今美国乡村地区和铁锈地带（Rust Belt）（从前工业繁盛今已衰落的一些地区）的苦痛，也不应该轻视搬出这些地方的人们会留下的社会联系。但是现在也正是时候承认迁移活动是有必要的并且常常有利于低薪工人的现实。
当前态度的危险性还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学家发现在美国的许多地方仅有一种或几种主要的就业选项。就像在生产方面的垄断地位使公司能够提高家庭用品价格，在当地劳动力方面的垄断地位使公司能够降低工人薪酬-而且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因此，政府扶持当地雇主的政策可以使该雇主能够利用劳动力，同时根据研究表明，少数族群和妇女被利用得最多。更广泛的社区也会被利用：这些知道自己的离开会摧毁一个城镇的公司也可以从当地政府那边获得最慷慨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在某些实例中还能获得实质上的对环境和安全法规遵守的豁免。
即使针对地区的援助政策曾经有效，但是在很多积累的会促使这些政策失败的力量之下，现在并不是大规模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气候变化将彻底改变一个国家哪些地区适合发展各种产业和职业：农业区域将发生转移，以及碳集中的产业将会减少工作岗位。疫情将可能持续存在并且更频繁，同时也可能改变就学、交通和卫生保健的方式。技术的影响将更加不具有确定性。由COVID-19疫情引发的远程工作激增使得衰落城市的人们更容易找到工作。（与此同时，被广泛接受的虚拟会议使得远距离地维持社会联系更加容易，这也使得人们更容易为了工作进行迁移。）尽管如此，远程工作的兴起可能还是与低薪和教育程度低的工人无关：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他们的职业大部分都要求他们亲自赚取薪酬。
保护人们，而不是工作
政府对人民的责任是把他们作为个体对待的责任。国家可以帮助人们及其家人迁移到有工作的地方。政府可以资助更快速的交通以便人们可以在可行的范围内通勤更远的距离；可以帮助人们为新兴产业的工作做准备，并帮助人们找到匹配的工作；可以更改分区法律以促进就业机会增加的区域附近增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可以为年迈的、身体不好的或者只是过于固守旧土而不能搬离的人提供安全网；可以复制大多数欧盟国家活跃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制定政府计划增强人们寻找就业、改善工作准备，以及帮助人们工作的激励。
美国的经济政策太新自由主义的地方不是在贸易上，而是在国内问题上。政府太担心更强大的安全网可能会抑制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政府过分依赖于把调整激励和微调作为政策的主体，因此，政府在直接支付个人的保健、教育和培训、交通和育儿的费用上做的太少了。政府没有严格执行防偷漏税、环境性倾倒垃圾、拖欠工资和不安全的工作场所的法律。由国会在3月份通过的美国人救援计划，包含了多项符合正确宗旨的措施，尤其是扩大了儿童税收抵免的范围，现在该税收抵免普遍适用于年收入不足150,000美元的夫妇或者年收入不足75,000美元的个人。但是，这些规定中的很少部分将在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之后继续实行。
现在需要的是保护个人和家庭的普遍性福利，而不是仅仅针对就业岗位和地区。政策需要帮助人们看到和他们所处的地域无关的安全性，而不是加强将国家划分为用于定义人们身份的区域。美国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变得更好。为了实现那个目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应该扩展适用以便健康保险真的是可获得的。退休金计划应在所有雇主之间进行合并以减少雇员们换工作的成本。临时、兼职工应该获得和全职员工大多数相同的法律保护，他们应该被允许像许多全职工人一样累计其资历、储蓄金和福利待遇。这些政策可以促使各种类型的美国工人自由竞争，并使他们更容易换工作。这些政策也会通过消除雇员在给定的地点或根据对象不同的状态诱捕员工的能力促使他们在提供更好的薪资待遇的基础上争夺工人。
就像最低工资上涨所带来的一样，上述变化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减少一些对低薪工人的需求。但是为工人和经济带来的净利益是客观的。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联邦政府只是将劳工标准提高到美国某些州的水平和大部分有竞争力的高收入的经济体的水平会导致失去数百万个工作。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大多数西欧国家都有更严格的劳动法规、更慷慨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计划-并有适龄的劳动者强制参与率-这些标准都等于或者高于美国；和美国相比，这些国家对于低技能工作有远高得多的薪资待遇。鉴于在美国，和使用劳动力产生的收入相反，资本拥有者产生的收入比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正在急剧上升，同时鉴于公司的利润率非常高，政府有足够空间在不严重损害就业的情况下重新分配收入。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现行法规的执行。负责执行健康、安全、劳动和环境法规的机构长期以来资金不足，同时他们对违法行为收取的罚金设定得也过低了。结果，污染者和拖欠工资者仅仅将罚金视为商业经营的一项成本。正如学者安娜·斯坦斯伯里所宣称的，劳工法规的执行不足不仅大大降低了低薪工人的收入和恶化他们的工作待遇；它也会干扰最低工资的执行因为雇主会有更强的欺诈动机。
当现行规范的更强力执行和更严峻的处罚携手并进之下，美国政府应该终止旨在帮助仅因为贸易而事业的人群的贸易调整性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和其他项目。这些项目在多条前沿战线皆遭遇失败：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项目帮助工人更快地找到新工作，它们也显然没有淡化对人们贸易的愤怒，也未能成功振兴不断衰败的工业城镇，这些政策没有为工人或为贸易在国会中创造任何持久的政治联盟。
正如一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在今年早些时候所指出的，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独特地关注因贸易而失业的工人，而不关注其他原因导致的失业”。多数欧洲国家每年花费GDP的0.5％至1.0％帮助失业的人群找到工作，而美国仅花费了上述数额的十分之一。这正是错误的方式：美国政府在侮辱与贸易有关的职业变化，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同时，美国政府也通过取消经验证的如再培训、工作匹配和支持计划来欺骗劳动者。
美国负担得起欧洲的方法？是的。美国联邦针对高收入者、公司、继承的税率，始终位于或接近最低水平-大大低于几乎所有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税率。就像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曾做的那样，因为高得多的税率，其他国家成功获得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税率高到一定程度会抑制投资和就业，但是现在的美国相距这一点甚远。那些美国的纳税人在过去的20年中看到了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大幅上升，增加他们的税收不仅是正当和政治稳定的，而且也能用于支付占GDP3%或5%的联邦劳动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扩张。在经济上升期，额外的财政收入可能是通过工资税获得的收益，这给工人的感受是，伴随着社会安全感，他们在把钱投向一个他们可以拿回所支付费用的项目。
有改变是好事
美国一直有一种以经济效率为名而牺牲正义的流行观念，所以现在是通过纠正从全球化中撤退来纠正这一不平衡的时候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叙述。美国已经退离世界经济20多年了，在这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的经济活力一直在下降，同时，国内的不平等程度也比美国开放时期增加的多。工人的流动性更差。企业力量变得更加集中。创新放慢了。虽然有很多因素造成了这种下降，但这种下降很可能被美国退出与全球经济接触加强了。自1月份暴民接管美国国会大厦以来，美国不得不认识到，在多年向其他人宣扬和平民主的选举的重要性之后，美国也不能免于政治失败。同样地，在几十年宣扬封闭的经济体的停滞不前和腐败时，美国自身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且以美国工人为代价。
实际上，许多国家/地区采取国际开放的方式来刺激停滞不前和分化的社会中的经济变化：考虑下日本的明治维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的改革，邓小平在中国的市场化，以及南部和东部欧洲国家加入欧盟。这些都是蓄意进行的改革运动，并不是剧烈的变动，在这些运动中，市场被允许撕裂。这些国家坦诚了他们与国际比较中的不足并承认了他们以前制度中的腐败和偏见。这些国家不得不接受那种经济变化正在赋予大多数公民力量并解放他们，中央政府必须在社会支持中扮演一个作用更强的角色，如果不是被鼓励，工人必须被允许迁移到城市，转移到机会所在的地方。
尽管美国当然不是在威权政府下的准市场经济体，但它需要认识到它距离它在经济领域中的理想状态和潜力还有多远，以及和世界上的同伴和竞争对手在很多方面更优秀在哪里。就如同在面对种族主义暴力采用“这不是我们”的论调对于美国人太容易了，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具有竞争力或者机会最多的经济体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形式。一些政客可能想用美国领导力作为重新参与全球经济的动力，但是现在美国需要的仅仅是伙伴关系。美国需要顺应国际标准，从其他国家汲取经验教训，接受竞争是改变的源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正如它鼓励其他国家去做的一样，美国已接近国际的经济一体化。贸易交易被认为和外国的开放市场以及通过竞争改革经济有关。很长时间以来，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然后，它对于国内存在不利的影响-把美国视为是开放的，而把世界上其他部分视为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公司从国外面临的竞争问题被视为不公平贸易的结果。这些看法现在已经脱离了现实。是美国需要外国的压力和激励。
美国应该有一个建设性的国际经济政策，而不是谴责全球化力量的弊病的防御性政策。这样的政策将从承认美国还没有因华盛顿的精英们受限于轻率的经济对外开放，同时世界的其余部分世界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正在继续发展整合开始；全球化无论如何都将会继续，贸易面对美国退出将会比很多人愿意相信地更具有弹性。当在生产上存在真正的比较优势，带来较大的成本或质量上的差异时，购买者将找到一种方法来获取他们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没有任何单一经济体的关税制度可以控制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即使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世界的其余部分总是更大，错过的机会也总是能被其他人发现。
相反，美国应该积极寻求它曾经促使其他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所追寻的自身经济体的改变。华盛顿方面应该同意被有限制但被强力严格执行的规则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关注公司和政府的可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数字目标或机构的抱负。四个领域的潜在的国际协议尤为成熟值得美国借鉴。
第一个领域是跨国公司的税收。公司经常通过将他们的利润转移到低税收的司法管辖区来逃避税收，这种做法正在侵蚀政府执政能力与市场经济体的政治合法性。数字经济放大了上述问题，虽然大型科技公司并不是利用这些漏洞的唯一的公司。在这一方面，进展可能迫在眉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目前正在就打击公司偷税漏税的方法进行协商，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威胁要对大型科技公司生产的数字商品和服务征税。集体的国际行动不仅给了美国一个将税收标准增加至其他先进的经济体的标准的机会，也给了美国预防自己的公司偷漏税的机会。
另一个需要借鉴的领域是碳定价。美国需要碳税，世界也需要它来拥有一个碳税。美国经济应加快去碳化的步伐。虽然技术不断进步，私人投资决策正在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较高的不断上升的碳价格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了最好的前景。因为没有国内碳税，美国已经落后于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如果美国没有追赶上来，那么那些国家就会有正当的理由构建碳边界调整——一种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款以抵消其他地区（如美国）碳输入过低的定价。
华盛顿方面也应寻求劳工标准的国际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保护工人代表和工会的协议的更新从两种意义上说是积极的：首先，它有助于保障墨西哥工人的安全权，以及其次，它证明了如果各国关注的劳工权利的问题得到解决，美国劳工移动可以促进贸易交易。华盛顿方面现在应该扭转局势并促成与具有较高劳动标准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这会加强立法和法律执行的变化。此举也可以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禁止无偿的监狱劳动力生产的进口产品（例如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协议结合。
最后，美国官员应该采取我所说的“原则化的多边主义”。在这个策略中，各个国家/地区的团体走到一起形成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协定，其中的成员国的选取仅以完全遵守相关标准为依据。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政客们不太可能主张美国加入贸易协议，但有一些美国在此期间可以做到：在主要的民主国家联盟中鼓励采取这种方法，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和英国。即使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其他成员国有所进展，美国作为成员国也会通过使得其缺陷更加明显和迫使自己进行自己的游戏的方式受益。
所有的一切再见
美国需要拥抱经济变化，而不是怀旧。告诉选民制造业中的“好工作”是恢复他们的繁荣的关键，美国必须受到保护，使其免受全球竞争的观念不仅会误导人，也是破坏性的。
总体而言，那条路径将以就业为代价，进一步加深了针对低薪服务工人的偏见，对吸引选民离开右翼民粹主义基本无用。你不能通过保持本土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对地位的怀旧情怀来买通他们。同样，即使是将人们与当地的工作联系起来的复兴农村和郊区社区的善意举动，实际上会使他们从经济上更加脆弱，这反过来会煽动反动政治的火焰。
相反，政府应该寻求将个体与他们的工作分立的方式来保护人们。人们的工作应该变得对他们的幸福感和他们的自我价值不太重要，就像其他大多数高收入民主国家已经实现的那样。美国政府应该为所有人改善生活而不是用稀缺的“好工作”作为少部分人的特权。疫情和气候变化应提醒了在未来工作安排上应更具有适应性，在家中办公应该更具有稳定性。最重要的是，华盛顿方面应该使用国际标准和国际竞争来提升美国工人和美国公司，而不是将贸易引起的经济变化视为本质上是不公平的。专注于任何一个特定领域，或某个地方的某一家公司，只会分裂美国社会并给被忽视的工人带来调整后的不当负担。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负担已经存在了。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20/america-price-nostalgia
文章来源：
Adam S. Posen, The Price of Nostalgi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1.
作者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是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于2013年1月1日成为彼得森研究所（被展望智囊团奖和UPenn全球智囊团指数评为国际经济领域的顶级智囊团之一）所长。他最引人引用和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包括《恢复日本经济增长》（1998年）和《通货膨胀目标：从国际经验中吸取的教训》（1999年），与本·伯南克、托马斯·劳巴赫和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合著），以及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政治经济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最近关于美元和欧元全球作用的著作。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吴珂珂
浙江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复旦大学法律（法学）硕士，现为IPO、私募投融资业务领域实习律师，兼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历史的一粒沙落在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山，个体只有与时代同呼吸共脉搏才能不被洪流裹挟，才能享受作为一棵会思想的芦苇的自由。
技术编辑：韩 正
责任编辑：徐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