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雨流芳丨修昔底德的正确打开方式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转载请后台联系。
法意 | 导言
在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不仅有充满形式美感的建筑、雕塑，更有充满智性的史诗、悲喜剧、哲学、史学。哲学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推至空前的高度，而史学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笔下被发挥至极致：史学与哲学、历史与理论、政治史与政治哲学、特殊与普遍、实然与应然、事实与观念、现实与理想，共同构成古希腊人洞察人类事务以及人自身的两条关键路径。两条路径在形式上齐头并进，内容上相得益彰。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要进入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修昔底德无疑是登堂入室的最佳导引。为此，如何通过研读深入修昔底德文本？便成为上述努力的关键议题。
△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出身雅典名门，生卒年代不详，曾受教于修辞学家安提丰，曾在卫城广场和其他雅典青年共同聆听希罗多德讲述希波战争传奇，与政治家伯里克利、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交游甚密。依据其著作提供的零碎信息，研究者推测修氏大致生于前470年左右，雅典与斯巴达战争（前431-404）期间，修昔底德正值壮年，他亲历雅典瘟疫，在色雷斯拥有金矿，曾担任雅典派驻色雷斯地区的海军将领，前423年与斯巴达交战中因援救不力而遭放逐，转而著述自己正在经历的斯巴达与雅典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
修昔底德被放逐，恰如史迁遭腐刑，皆意有郁结，发愤著作，述往事，思来者，修氏笔下的地米斯托克利、亚西比德，恰如史迁笔下的伯夷、叔齐、屈子、韩非，两位著述家驰骋古今，寄寓心意，思索命运浮沉，探问邦国兴替，他们皆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样，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事实上，修氏战争史可以作为广义上的文学著作来读。中译本标题“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很容易误导现代读者。
实际上，该书本来并无标题，且修昔底德行文中也从未使用“historia”一词，只有“sunegrapse”，意为写作、记录、编纂，探究，而“historia”是希罗多德使用的，现代英译者往往直接将该语汇转译为“history”（历史），然而希罗多德使用“historia”却不同于后来历史科学中的“历史”，其意为“探究”（enquiry），即由科学观察和调查研究而获得的知识，有选择性的叙述（打听的情况），其词根有“看”或通过看而达到“知”的意思。为此，晚近修昔底德英译者在标题中索性去掉“history”字样，改用“ThePeloponnesian War”或“The War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汉语学术界有人主张用《战争志》或《修昔底德·史记八书》等，皆旨在避免上述误解。
尽管希罗多德被尊为“历史之父”，但现代历史学似乎更加认同修昔底德，据说是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更为“客观”，依据是修氏对希罗多德不点名的批评：即在修昔底德看来，作为散文编年史家的希罗多德关心更多的是如何引起听众的兴趣，而不是说出事情的真相，修氏宣称自己“只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可惜这又是现代历史学者的一场误会，因为修昔底德紧接着就坦承，占据四分之一篇幅的演说辞大部分是自己依据特定场合的要求而替演说者创作的，而我们阅读修氏著作，似乎觉察不出这些演说与特定场合有丝毫的违和感，也不会觉得叙事脉络因这些演说而中断，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甚至荷马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多地是文学样式上的差异，他们之间在文学精神的继承性似乎更值得关注。
△ 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之间在文学精神之间的继承性更值得关注
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荷马之间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它们的写作主题均围绕战争展开，如果说忒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发生在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希腊人的一场空前的内耗，其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为深远，为此，修昔底德这样写道：
任何人，只要着眼于事实，这场战争的规模超过历次战争。……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有些是外族军队做的，有些是希腊国家自己做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有些是实际的战斗中，有些是在国内革命中。……广大地区受到猛烈地震的影响；日蚀和月蚀比过去从来所记载的都频繁写；在全希腊各地区有广泛的旱灾，继以饥谨；有严重的瘟疫，它所伤害的生命比任何其他单独的因素更加多些。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
在古希腊叙事文学传统中，荷马史诗作为一种诵唱艺术，在形式上采用标准的六音步格律，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叙事体，为希腊文学传统带来了一场革命，但为了便于在广场上直接向人讲述，依然保持了口头形式，而修昔底德则开始使用较为规范的书面语形式。但读者切不可忽视他们之间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贯性：即他们都在讲述战争，却并不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力图揭示战争这一非常状态下人性与政治的丰富图景；他们的文本都贯穿着明显的悲剧母题，希腊悲剧的核心是英雄与命运之间的持续性紧张，无论是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希罗多德讲述的波斯帝国、还是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帝国，均渗透着浓厚的悲剧基调。如果柏拉图的三十六篇对话可以被视为充满思辩的“哲学戏剧”，那么修昔底德的长篇战争叙事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政治戏剧”。
修昔底德的戏剧手法使他将传统的希罗多德式“听众”转变为“观众”，而行文中大量演说辞的运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内在思想（logos/speech）与外在行动（ergon/action）彼此彰显，人物与事件相互映衬。修昔底德将希腊本土和西西里作为戏剧舞台，而舞台的两大主角正是斯巴达和雅典，它们分别代表希腊政治的两个极端：从制度形式上看，斯巴达实行贵族政体，雅典实行民主政体；从城邦品性来看，借用梁启超先生的概括便是：斯巴达主干涉、重阶级、善保守，而雅典主自由、重平等、善改进，斯巴达右武、刻苦，而雅典则右文、乐利。两个城邦之间彼此对衬，贯穿修昔底德战争史叙事始终，有关这一对衬的理论意义，笔者将另文讨论。
△ 斯巴达王与战士们准备上战场
修昔底德对宏大的战争线索的驾御能力令人叹为观止，与希罗多德文本中不时的回转插叙式叙事方式不同，修昔底德将编年体对时间序列的强调与本末体对事件因果的强调有机地结合起来，战争叙事采用“复调式结构”：即小事件共同推动大事件，故事从低潮到高潮逐步展开，事件、人物、场景之间依次转换、前后左右彼此烘托，战争双方战略战术选择与背后不同个人及其派系势力之间的较量互为表里。修昔底德这里采取的正是古希腊悲剧（如：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叙事手法，从一开始预埋“伏笔”，设计“悬念”，经过逐步演进直至大事件全面爆发：例如西西里远征无疑是修氏整个战争叙事的转折点，这类似于悲剧的最高潮，修昔底德在第一卷就有交代，即在斯巴达与雅典正式宣战前，在科西拉与科林斯围绕伊庇丹努的争端中，雅典之所以选择与科西拉结盟，其中一个重要原由在于科西拉的地缘优势，它是前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去的沿海道路中转站，而西西里也是伯罗奔尼撒人从北非输入粮食的重要通道，因此仅仅从军事战略看，雅典必然会对西西里的保持持续警惕。在战争进入第十六年陷入胶着状态的情况下，雅典最终选择入侵西西里，发挥自己海军优势，寻找战略突围，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当然其中还包括各种具体因素的综合作用：如西西里城邦集团之间权力平衡被打破、厄基斯泰在本城邦于西西里处境不利的情况下采取外交欺骗手段寻求雅典支持、亚西比德个人的政治野心等等。
如果将修昔底德战争叙事视为一部悲剧作品，那么西西里远征既是悲剧的最高潮，也预示着悲剧的终结，恰如俄狄浦斯发现真相而自残双眼。按理说，修昔底德写到第七卷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便可收笔了，但他还继续写了第八卷，而该卷的写作风格与前七卷大相径庭，这让许多研究者颇感困惑，有关这一章在全书中的地位笔者将以“修昔底德的‘第八卷问题’”为题专门讨论。
雅典之所以在前415年孤注一掷倾巢出动远征西西里，寻找战略上的军事突围，这是雅典人在老贵族尼西阿斯和政治新贵亚西比德的两种“帝国”主张激烈辩论后所做出的抉择，修昔底德对公民大会上两人的唇枪舌剑做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尼西阿斯主张雅典应避免卷入西西里地区事务，守土抗战，通过战略消耗逼迫斯巴达主动与雅典媾和；而亚西比德固然有个人野心，对此他自己也直言不讳，但他主张的主动出击、以攻代守，这一策略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鉴于雅典之后的远征全军覆没，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往往认为，雅典此次远征是公民大会（甚至民主制度）做出的错误决定，他们宣称，如果雅典秉承战争初期伯里克利的坚壁清野战略，就不会导致这一无可挽回的后果。然而，细心的读者只要注意到战局的发展和雅典当时的处境，上述论断只不过是所谓“后见之明”罢了。
事实上，西西里远征本身并非战略上的失误，这一点修昔底德也不否认，他指出雅典的失误在于未能及时援助。雅典远征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致命的在于雅典选择了最没有远征意愿的尼西阿斯担任首席将军，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极力推动远征战略的亚西比德刚刚到达西西里，便因雅典城内赫尔墨斯神像事件而被召回受审，致使西西里远征——这一事关雅典帝国生死存亡重大军事战略的实施最终交给了一位从一开始就对这一战略并不看好且毫无热情的尼西阿斯手里，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颇为吊诡的是，眼见自己的主张的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尼西阿斯转而夸大远征所需兵力，借以拖延甚至迫使公民大会取消远征计划，然而尼西阿斯这一反向策略非但未能阻止，反而使雅典为这次远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
不过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不考虑其他干扰因素，雅典任命的三位远征军统帅尼西阿斯、亚西比德、拉马卡斯，在军事上应当说是一个最佳团队组合：尼西阿斯的老成、亚西比德的才干、拉马卡斯的果敢，假如亚西比德不被召回并在中途叛逃至斯巴达、尼西阿斯在西西里的战术稍微积极主动一些、拉马卡斯未过早阵亡、尼西阿斯及时撤军……所有这一切早已成了令人遗憾的假设，雅典帝国在雅典人的精明筹划中一步步走覆灭的不归路，雅典人的智慧最终还是未能扛得住命运的戏弄。记得斯巴达在战争前夕曾经派人到德尔菲去求问神谕，神谕的回答是：只要全力以赴，胜利终将属于斯巴达人。雅典帝国就如同悲剧中的英雄，在竭尽才智与自己业已注定的命运辛苦缠斗之后最终将这一命运兑现。鉴于此，我们不妨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作为一部“悲剧诗”来读，修昔底德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诗人。
△ 雅典的公民大会做出了远征的决定
修昔底德既有戏剧家的叙事技法，也有哲学家对政治世界的深入洞见，因此，有研究者将修昔底德视为足以与柏拉图比肩的政治哲学家。不过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家相比，修昔底德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于：叙事过程中在个人判断方面保持足够节制的同时，将自己的政治理论潜隐在大量的事实描述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细节，对文本结构保持足够的尊重，对作为史家的修昔底德保持充分的信心。
在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中有两条重要线索：一条是以斯巴达与雅典两个战争同盟之间的正面交锋，另一条则是希腊世界大多数城邦内部贵族派与平民派之间的党争，前者是“正面战场”，后者可以被称为“背面战场”。正面战场叙事旨在揭示战争背后权力与恐惧之间的循环，城邦出于自我保存被迫先发制人，为了和平被迫发动战争。修昔底德的正面战场叙事向读者传达的正是如下洞见：战争并非通常认定的发生在偏好战争一方与偏好和平的一方之间，而是经常发生在力图避免兵戎相见、维持和平的两造之间，因此，战争是否发生往往并不取决于战争双方各自的主观意愿，而是经常取决于双方对彼此力量对比和动机的判断，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对此做了概括：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由于雅典势力的增长从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双方都希望维持现状，相安无事，然而双方在战争的旋涡中却越陷越深，这与修昔底德文本呈现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即“背面战场”密切关联。前435年，伊庇丹努城邦发生革命，平民党驱逐贵族党，后者转而在临近蛮族的支持下试图复辟，而城内平民党在寻求科西拉的援助遭拒的情况下，转而向科西拉的夙敌科林斯求援，并得到后者的鼎立援助；然而就在伊庇丹努宣布臣服于科林斯的当口，科西拉坐不住了，迅速派遣舰队进攻伊庇丹努，声称要恢复流亡贵族的权力；对此，科林斯立即做出反应，装备舰队驰援城内的平民党，双方交战，科西拉完胜，伊庇丹努投降，科西拉此时便得陇望蜀，借助新获得的制海权，破坏科林斯殖民地琉卡斯，袭击科林斯同盟国。作为科西拉的殖民母国，科林斯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遂扩充海军，以图一雪前耻，对此，在斯巴达同盟和雅典同盟之间一直保持中立的科西拉倍感恐慌，于是向雅典寻求支持，科林斯见势也派使者前往雅典，试图说服雅典保持中立，若有可能将雅典拉到科林斯一边来，双方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公民大会经过两轮投票，最终决定与科西拉结盟。为了避免与斯巴达已有和约发生龃龉，雅典将其与科西拉的同盟明确为防御性的：即只有当雅典、科西拉及其同盟国遭到外敌攻击时才有效。
雅典参加了科西拉与科林斯之后的第一场海战，双方打成平手，尽管雅典认为自己的介入只是履行与科西拉防御同盟义务，并未破坏与斯巴达同盟已有的和平条约，但在科林斯人看来，雅典此举实属破坏条约的挑衅举动。雅典深知科林斯人不会就此罢休，必会伺机报复，因此索性化被动为主动，以期占得先机：位于色雷斯地区的波提狄亚本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却是雅典同盟纳贡国，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防止科林斯人趁机策反波提狄亚以及附近城邦叛离雅典，雅典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要求波提狄亚拆毁城墙，交纳人质，驱逐科林斯委派的地方官员。波提狄亚一面劝说雅典不要改变现状，同时和科林斯人前往斯巴达，寻求后者的支援；在斯巴达和科林斯的鼎立支持下，波提狄亚公开叛离雅典，雅典派兵镇压，初战告捷，雅典转而围攻波提狄亚。科林斯在雅典面前屡屡受挫且颜面尽失，自然情绪激烈，在科林斯人看来，雅典围攻波提狄亚，破坏了已有的和约；而雅典也不甘示弱，认为科林斯和斯巴达策动自己的同盟国暴动，属公然挑衅之举。双方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常会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外交辩论，最终斯巴达同盟决议和约已经被破坏，应即宣战。即便到这个时候，斯巴达仍然希望能不通过战争达到遏制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向雅典提出如下三个和平条件：解除波提狄亚之围；厄基那脱离雅典控制获得独立；撤消对麦加拉城邦实行经济封锁的“麦加拉法令”。针对斯巴达提出的条件，雅典内部意见分歧，伯里克利认为即便雅典接受这些条件，那也不是在斯巴达的命令下接受，否则斯巴达会认为雅典因为怕了才让步，会提出进一步的非分要求，因此他主张：雅典可以撤消“麦加拉法令”，但条件是斯巴达应解除针对雅典及其同盟国人员入境的禁令；雅典可以允许在双方和平条约之后加入雅典同盟的城邦独立，但条件是斯巴达也做出相应的让步；双方目前的争执应按照当初条约的规定在平等基础上通过仲裁解决。看来，在这种外交氛围中，双方除了进行战争，似乎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至此，双方订立的《三十年和约》仅仅维持了十四年（前445—前431）。
前431年，斯巴达同盟底比斯趁夙敌普拉提亚发生内讧之机，与城内党派里应外合，偷袭普拉提亚，妄图在《三十年和约》正式解除并公开宣战之前占领该城邦。但底比斯的先头部队在城内遭遇重挫，普拉提亚向雅典寻求支援，底比斯向斯巴达寻求支援。自此，斯巴达与雅典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战争成为一场代价高昂的豪赌，双方不断压上更多的赌注以期换回先前遭受的损失，战争的粉碎机转速越快，给双方造成的损失越大，停战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战争第八年（前423年）的休战和约和第十年（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在签订后不久便由于双方彼此疑窦重重而成为一纸空文。战争本身获得了自我运转的动力，这时的战争似乎与战争参与者无关，事实上，所有战争参与者都被战争机器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
△ 表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艺术作品
通过对希腊世界这场空前规模战争得以发生的因果链条的细致描绘，修昔底德向读者提出的问题是：究竟谁应当为战争负责？在政治世界，人们渴望和平，但战争却成为常态，和平成为战争的间歇。两个同盟之间的战争与城邦内讧彼此交织，伊庇丹努发生平民派与贵族派党争进而发生革命，科西拉和科林斯介入，普拉提亚内讧让底比斯有机可乘，进而雅典和斯巴达被卷入，而雅典和斯巴达最终到波斯人那里寻求支持，城邦内部革命引发地区冲突，地区冲突最终在东地中海世界演化为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而随着战争的迁延，雅典自身也陷入了党争的旋涡，西西里远征前夕，雅典城内赫尔密斯神像遭毁容事件引发的党争，不仅葬送了政治新星亚西比德的政治前程，更将雅典帝国的霸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修昔底德有关“背面战场”叙述正是我们理解修氏政治理论关键环节。由于出身和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城邦社会必然形成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双方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经常发生分歧：贵族派主张建立贵族寡头政体，平民派则主张建立民主政体；贵族派认为只有比例（几何）意义上的“平等”才符合正义，而平民派则认为只有算术意义上的“平等”才属正义；贵族认为德性、财富应当作为分配统治权的依据，而平民则主张只要有自由人身份，统治权应平等分配；贵族派与平民派在品性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贵族派傲慢，平民派贪得。如何在贵族与平民、富者与贫者、少数与多数实现和平？正是任何政治共同体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议题，为此，理论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亚维里、托克维尔殚精竭虑力图洞察其中的真谛，立法家如梭伦、老布鲁图、美利坚立国者则致力于寻找切实可行的政制设计方案，以图消弭党争的破坏性影响。
通过对“背面战场”的描绘，修昔底德揭示城邦党争演化成革命的具体“症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第三卷的“科西拉革命”以及第八卷的雅典党争。城邦内党争往往与城邦外势力彼此纠缠，对于党争各方来说，为了自保进而消灭政敌，必然会寻求外邦的支持，而对利益相关城邦来说，在城邦内党争各派中拉拢政治盟友甚至改变政体，从而扭转城邦相关的政策走向以为己用。在科西拉内战期间，对立双方往往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挟私报复，极端行为和极端言论得到称赞，谨言慎行却被认定为懦弱的表现，成者自当为王，败者活该为寇，法律形同玩物，道德沦为笑柄，城邦因为内战陷入残酷报复、人人自危的野蛮状态。从后果来看，内战与瘟疫有着高度的近似性，读者不妨将修昔底德在第二卷有关雅典城内瘟疫的描述与本卷有关科西拉内战的描述对观：在瘟疫中，生命本身变得不堪一击，一切的价值、尊严、荣耀、信仰都失去意义，既然前路不可预测，难以把握，索性放浪形骸，及时行乐，任性自为；同样，在内战期间，平素人们不敢为或不便做的，现在都可以毫无顾忌，放手一搏，视同胞为寇仇，引敌国为友朋，私人恩怨、党派歧见被转化成爱国与卖国、正义与邪恶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有关科西拉革命及其后果，修昔底德这样写道：
这次革命是这样残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间的一个，所以显得更加残酷些。当然，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在和平时期，没有 求助于他们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每个党派总能够信赖一个同盟，伤害它的敌人，同时巩固它自己的地位；很自然地，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在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引起许多灾殃——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经管残酷的程度或有不同……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
在修昔底德文本中，科西拉革命无疑是之后雅典内部党争的预演，有关雅典党争及其灾难性后果，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从内讧（伊庇丹努）开始，到内讧（雅典）结束，修昔底德战争叙事可以被视为一部内战史；雅典帝国如何由极盛一步步走向崩溃？其中的核心症结——党争的根源及其后果尤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而这恰恰构成修昔底德战争叙事的核心；如何防止内战，使贵族与平民、富人与贫者、少数与多数和谐相处？作为政治史家的修昔底德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致力于呈现城邦党争的具体“症状”，这也正是修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哲学家的区别所在，后者更多地致力于“开药方”。在这一方面，修昔底德更接近于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对他们来说，诊断疾病往往比治疗疾病更关键，或许修氏的“药方”就在他的“诊断书”中。
对于两千年之后的读者来说，只有通过修昔底德慧眼洞察古希腊城邦面临的这一“顽疾”，便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大量有关政体议题讨论的现实针对性。有意思的是，修昔底德战争史与亚里士多德分别都有八卷，是巧合，还是亚里士多德有意为之？合理的猜测便是：亚里士多德通过自己的著作在与祖辈学人隔空对话，若将修昔底德文本与《政治学》第五、六对观，便不难发现两者所关注议题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从这一点上说，修昔底德如椽之笔可以作为我们进入古希腊哲学家理论视野的桥梁，通过修昔底德，古希腊人在他们的政治世界面临的困难及其后果得到的全景式的呈现，也只有通过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尤其是内战叙事，我们才能深入理解柏拉图文本中呈现的哲学与政治、哲人与城邦之间的对立及其后果，即发生在前399年著名的“苏格拉底案”。修昔底德文本后两卷对亚西比德的行迹和遭际做了细致的叙述，亚西比德是苏格拉底最为著名的学生之一，他是战争后期雅典政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如果说有人能够使深陷战争困局的雅典获得转机，自然非亚西比德莫属。然而造化弄人，正是这位雅典未来的希望之星在关键时刻一手将帝国事业送上了走向覆灭的不归路。而作为政治家的亚西比德与作为哲学家的老师苏格拉底之间的复杂关系，将是一个意味深长、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的话题。
| 本文与通识联播联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