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雅典帝国双城记 ——两个同盟、两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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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崛起：斯巴达300勇士主题曲
法意 | 导言
波斯大军的入侵，希腊各城邦暂时搁置彼此嫌隙，先后在斯巴达和雅典的带领下，艰苦奋战，最终迫使波斯撤军。这让曾经威震四方、不可一世的波斯人颜面扫地，波斯帝国的锐气遭遇重挫，其在东地中海的威势也被大大削弱。而对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来说，击败之前一直令他们望而生畏的波斯，从最初的喜出望外，到之后的踌躇满志甚至矜夸骄慢，雅典人开始调整并确立自己在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地位。波斯战后五十年里，随着雅典实力的增长，雅典人也在心理上逐步自我调整，他们开始以大国公民自居，并很快确立了本邦在希腊世界的“三个自信”，诚如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所宣示的：雅典海军勇毅果敢、无远弗届、所向披靡，其威名令敌人闻风丧胆；雅典民主选贤与能、自由公开，成为其他城邦争相效仿的典范；而在文化上，雅典人独立自主、温文尔雅且多才多艺，雅典已然成为“全希腊的学校”。
萨拉米斯海战使雅典人认识到，海军在雅典未来帝国事业中将是决定性的，谁控制了海上，谁将拥有地中海的霸权，而整个希腊的命运也将取决于海军。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人以巨大牺牲换取了最为辉煌的胜利，战胜波斯成为雅典人时刻引以为傲的政治“桂冠”，在雅典，从政治精英到普罗大众，他们在心理上普遍形成的刻板印象是：雅典在战争中蒙受的巨大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是雅典人为整个希腊人的自由事业所付出的代价，雅典凭一己之力使希腊人避免了波斯人的奴役，它是整个希腊的“救星”。在雅典人看来，其它希腊城邦本应对雅典心存感激，意有亏欠。然而事实却是，其他城邦对雅典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嫉怨仇视，指桑骂槐，甚至宣扬所谓“雅典威胁论”，这种“雅典威胁论”反过来投射在雅典人心理上便会被本能地转化为“威胁雅典论”。在希腊世界，雅典人顿感自己陷入了普遍的敌意之中，而为自身安全计，雅典采取任何出于自卫目的的举动（强迫同盟国捐纳、镇压同盟国暴动、加固城防、扩充海军等等）都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对于雅典人的这一心态，修昔底德通过前432年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会上雅典人的“声明”做了最为充分的揭示：
这里，雅典人对本邦为希腊人的共同事业所做贡献的枚举，与其说是一种事实描述，还不如说雅典人借助所谓“历史”对雅典人当下政治地位某种宣言式的自我评价。而随着雅典综合国力的上升，这种自我肯定最终使雅典人傲慢骄横、矜武任力。希波战争的胜利成就了雅典人曾经的军事荣耀，也成为雅典人当下的精神羁绊。希罗多德笔下波斯帝国的盛衰非但未成为雅典人的镜鉴和不断反省的素材，过去的胜利反而不断促使他们放弃节制，自以为是，虚骄浮夸，正如上述那位雅典人在自己的声明里所宣称的：“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违反人情的地方；只是帝国被献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以后就不肯放弃了。三个很重要的动机使我们不能放弃：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是首创这个先例的，因为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有统治的资格。” 希波战争之后的五十年里，雅典人因缘际会，在获得权势的同时，他们也开始迷信权势。前416年，雅典远征弥罗斯，修昔底德通过那场令人瞠目的辩论将雅典人这一对权势的迷信暴露得淋漓尽致，而正是在这一年，雅典人开始筹划西西里远征，雅典帝国也自此走上覆亡的不归路。正如当年在雅典广场向希腊贵族青年讲述波斯战争传奇的希罗多德所忧心的，雅典帝国最终还是未能避免重蹈波斯帝国覆辙的悲剧命运。
将希腊世界归于一统，在成就帝国霸业的同时，结束长期以来城邦或城邦集团之间的纷争，树立永久和平，斯巴达早在波斯战争期间便已放弃了这一雄心，不图外务，专事内政，尤其是防止希洛人随时可能发起的暴动。雅典后来居上，活力尽显，摩拳擦掌，不仅有称霸之雄心，也具备称霸之实力，波斯战后五十年雅典的迅速崛起，文治武功堪称翘楚，在希腊世界建立“Pax Athena”（雅典治下的和平）——类似后来“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当时雅典人的脑海里已经初显轮廓，在《战争志》第一卷，伯里克利在几次演说中，已经大致勾勒出未来雅典帝国的基本蓝图。然而，斯巴达却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巨大阻碍，而雅典也最终未能逾越斯巴达这道坎儿，长达二十七年的消耗战将希腊世界推向灾难的深渊，斯巴达雅典在希腊世界上演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双城记”，最终两败俱伤，各城邦继续四分五裂，彼此虎视眈眈，以邻为壑，希腊世界分崩离析。
从军事对比来看，对于雅典来说，要战胜斯巴达，其难度极大，斯巴达可以说是雅典针锋相对的劲敌。而这场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规模空前，首先在于战争双方实力旗鼓相当，优势与劣势相权：斯巴达属于传统的陆上强国，其重装步兵在希腊世界闻名遐迩，而雅典则是新兴的海上强国，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雅典已经取代了科林斯成为新的海上霸主，正是这一力量对比决定了战争过程中双方的战略抉择。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他们都极力发挥各自的军事优势：战争一开始，斯巴达即派遣重兵从陆上大举入侵雅典本土，骚扰乡曲，毁坏土地和庄稼，而雅典则避其锋芒，将乡间人口迁入城内，坚壁清野，加固城防，同时派遣海军沿伯罗奔尼撒半岛巡航，伺机登陆并骚扰斯巴达后方。雅典于前425年占领派娄斯（Pylos），前424年攻陷锡西拉（Kythera），前415年占领弥罗斯（Melos），而斯巴达于前422年攻占色雷斯要塞安菲玻里（Amphiplois）。在这样的战略对抗格局下，战争双方互有胜负，雅典在海上获得优势同时，却在陆上不断陷入被动，斯巴达占领色雷斯给雅典致命一击，而雅典在派娄斯让斯巴达一蹶不振。正是这一僵持不下的战争形势，才使《尼西阿斯条约》（前421年）得以签订。随着本土战争日趋陷入胶着，雅典不得不从海上进一步寻找战略突围可能，远征西西里正是在不得已的情势下雅典主动做出的战略转移，在本土战事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雅典冒着同时两线作战的危险，开辟第二战场，这对财政状况日益吃紧的雅典来说，无疑是一场豪赌式的军事冒险，成功所带来的回报与失败所要付出的代价都格外巨大。对战争双方来说，要在战争中率先赢得主动，则要看哪一方在维持自己已有的军事优势的同时，弥补自己的劣势，而斯巴达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胜利，在于从战争一开始，斯巴达便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建设自己的海军，而到战争后半程，在科林斯、叙拉古以及波斯资金的支持下，斯巴达的海军实力得到大幅提升，并逐步在海战中赢得主动。
△希波战争
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来看，雅典帝国的兴衰留下了太多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素材，雅典帝国事业的中辍不仅是雅典人的悲剧，也宣告了希腊世界缔造内部和平尝试的破产。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他也是希腊人，他为雅典人扼腕，更为希腊人痛心。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修昔底德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绝望：这场战争或许是希腊人“通过战争结束战争”的最后机会，而这一契机一旦错过，希腊人所要遭受的灾难非但不会随着雅典的失败而结束，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的不幸和劫难才刚刚开始。
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在组织形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前454年，雅典即将提洛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同盟国捐纳完全归雅典人自由支配，雅典人用它扩充海军，修建庙宇、港口、城墙以及其他市政设施，此举遭到来自其他城邦以及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对此，伯里克利曾经理直气壮地反驳称：“雅典并不欠各盟邦的钱财，雅典替他们打仗，赶走波斯人，各城邦没出一匹马，一支重甲兵，只出了些钱罢了，这笔钱已经不属于出钱的人，而是属于取用的人了，我们已经付过取用的代价，我们城邦把军费准备充足之后，应该可以把这些财富用在这些建设上，他将使雅典的名声永远流传，它将使财富变成活跃的事业，从中出现各种工作，供应各种需求，激发每一种技艺，推动每一只手，使全城邦的人几乎都能得到工资，它靠自己的资源，既装饰自己，也养活自己。”
在《战争志》第一卷，修昔底德透过四场辩论生动呈现了两大战争同盟之间的微妙差异，基于雅典在其同盟诸邦中的压倒性地位，事关同盟各国对外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定，都由雅典公民大会做出，同盟诸国在其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对雅典来说，所谓的同盟国实际上只不过是雅典的附属国。这一权力高度集中的所谓同盟固然有其优势，即它能够避免同盟各国之间在战争时期议而不决、彼此掣肘，节省谈判成本并迅速做出决断，但其劣势则在于：由于同盟诸国在事关切身利害的重大议题上没有决定权，致使潜在的分歧经常被表面上的一致暂时掩盖，雅典同盟各国被迫承担大量贡款，却不能参与同盟重大决策的制定，正是他们产生不满、伺机反叛的温床，前428年，密提林趁雅典瘟疫无暇他顾之机，起而叛离雅典，此举无疑触动了雅典自身安全的敏感神经，前427年，围绕如何处置密提林，雅典专门召开两场公民大会，克里昂与戴奥多都斯展开唇枪舌剑，即是明证。雅典要维持日益沉重的战争财政，势必不断加大向同盟国征收贡款的力度，而这反过来会强化同盟各国的离心倾向。对于雅典的这一政治“软肋”，斯巴达可谓心知肚明，在战争过程中想方设法策动雅典同盟诸国叛离雅典，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在色雷斯战区将这一策略发挥到极致，而随着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的战事急转直下，斯巴达也趁机加大了策动雅典盟国反叛的力度，这一战略思路使雅典疲于应付，战事全面陷入被动。
与提洛同盟相比，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相对松散，同盟最高决策机构——同盟代表大会常驻斯巴达，但决策由代表大会多数议决，这一表决机制的基础在于：斯巴达与同盟主要国家（如科林斯、伊利斯、彼奥提亚等）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像雅典与其同盟诸国之间那样明显。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这一相对“民主”的决策机制，使得斯巴达获得了希腊世界“自由”捍卫者和“解放者”的令名。由于雅典同盟诸国大都不愿提供军队，甚至也不愿意提供船舰，两害相权，他们更愿意提供金钱，而雅典索性利用盟国交纳的贡款扩充海军，包括建造船舰，雇佣水手，这导致雅典与盟国之间经常因贡款数额和缴纳期限产生争端，对于盟国围绕贡款而发起的任何暴动，雅典不遗余力，一概残酷镇压，这就使雅典在盟国乃至整个希腊世界越来越不得人心，在他们心目中，雅典行事霸道，专断任性而且贪得无厌，对盟国经常“狮子大开口”，对不附首听命者动辄武力相向，颐指气使。这样，雅典俨然成为提洛同盟的代名词，同盟事务成为雅典国内事务的一部分，雅典人在希腊世界行使日趋霸道，其它城邦对雅典的恐惧和敌意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情绪反应。战争前夕希腊的舆论普遍同情斯巴达，而斯巴达也以“希腊的解放者”自居，修昔底德这样写道：
“舆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方面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以内援助他们，既用言词，又用行动。……一般的情绪对于雅典人是很恶劣的，无论那些想逃避他们的控制的人们也好，或者那些恐怕受到他们管辖的人们也好，其心情大概是这样的。”
对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伯里克利的如下评论可谓中肯之论：“他们没有一个慎重考虑的中央政权可以做出迅速果决的行动，因为他们都有平等的代表权，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只关心它自己的利益——其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因为有些国家特别急于为它们自己报复一个敌人，而其他国家并不那么焦急，以免自己受到损害。只经过很长的间隔时期后，他们才举行会议；就是在会议中，他们也只花费一小部分时间来考虑他们的共同利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处理他们个别的事件上。” 前432年，同盟代表大会上科林斯代表的发言便证实了伯里克利的上述论断。 由于斯巴达对同盟诸国实际的控制力有限，在斯巴达缺乏足够的制衡手段的情况下，一旦同盟内部诸强之间围绕核心利益发生分歧，同盟的集体行动很容易遭致搁浅，甚至将同盟推向解体的边缘，如前422年《尼西阿斯条约》签订后，斯巴达不少同盟国由于不满其中的相关条约义务（如交还战俘、归还城池等）拒绝接受条约，而斯巴达迫切需要换回派娄斯一役（前425年）中被雅典俘虏的一百二十名斯巴达高级军官，转而与雅典单独媾和，自行签订五十年同盟和约，此举引起伯罗奔尼撒同盟诸国的强烈不满，科林斯遂策动中立国亚哥斯（Argos）牵头，联合门丁尼亚、伊利斯、卡尔西斯，组成新的攻守同盟，并于前420年抛开斯巴达与雅典单独媾和，致使伯罗奔尼撒同盟一度濒临解体，直至前418年，斯巴达派遣重兵，在门丁尼亚战役中大败亚哥斯，进而对其他盟邦形成威慑之势，同盟才得以勉强维持。
修昔底德指出，与波斯战争相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时间更长，给整个希腊人造成的痛苦更大，它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这次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价值”。 修氏这里无疑在暗示自己著述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关怀：即这场战争不仅宣告了雅典帝国的终结，也标志着希腊人通过联合缔造内部和平尝试的破产，雅典的努力也许是希腊人的最后机会，之后的历史不幸确证了修氏的这一隐忧。斯巴达虽然取得战争胜利，但也元气大伤，底比斯后来居上，力图称雄希腊，结束希腊世界分崩离析、兵连祸结的局面，但不久便无果而终，后来还尝试过建立“近临同盟”（Amphyction）和“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但都由于内部纷争和北方强邻马其顿的撺掇，终以失败告终。
希腊人缔造内部和平和秩序的尝试屡屡受挫，这成为十八世纪北美实现新的联合的“反面教材”。1776年《独立宣言》宣布北美英属十三殖民地从此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而新独立的十三个国家共同面临列强环伺的窘境：北部有英国，西部有法国，南部有西班牙，如何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美利坚联盟（Confederacy/League/Union），防止因为内部纷争被周遭列强撺掇利用，分而治之？成为摆在北美各邦人民面前的头等议题。希腊政治史为合众国的缔造者们提供了更加直观的镜鉴，在《联邦论》第十八篇，帕伯琉斯（麦迪逊）引述米洛特神父的话时这样写道：“如果希腊人的智慧，能与他们的勇敢比美，他们就会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同盟，打败波斯军队后，便能在和平中挺立起来，实行改革，建立紧密同盟。可惜，他们没有采取这种显而易见的做法，反之，被胜利和光荣弄得飘飘然。雅典和斯巴达，先是相互争雄，后是彼此为敌；相互为害之烈，比薛西斯的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相互嫉妒、相互惧怕、相互仇恨、相互伤害，结果，酿成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拉开战祸的雅典，变成废墟，人民沦为奴隶。……一位希腊命运的公正观察者说，倘若希腊能结合成一个更为严格的同盟，或许就能保住同盟；不致陷入马其顿的网中，有可能构成一道屏障，堵住罗马人的铁蹄。”
△雅典和斯巴达
《独立宣言》宣布诞生的这十三个“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共同的安全需求，但缺乏稳定的制度机制将它们紧密地联合起来，1781年《联盟条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旨在建立一个由北美十三邦组成的“永久联盟”（perpetual Union）：即“美利坚联邦”（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而1787年召集制宪会议的直接动机在于加强并巩固这一联盟。既然旧的联盟用帕伯琉斯（汉密尔顿）的话说就是“施政乏力，没有能力维系住联邦（Union）”， 联盟议会（Congress）没有足够的手段确保联盟共同的安全和福利，《联邦宪法》将通过新的宪政机制确保上述目标的达成，正如该宪法序言所宣示的：“我们联邦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Union）、树立正义、保障内部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保证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幸福，特此为美利坚联邦设立和奠定这部宪法。”为此，1787年北美立宪与其说是一场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实验，还不如视其为联盟建构（Union-building/League-building）尝试更为恰当，即通过怎样的机制平衡南部与北部、大邦与小邦在联盟中的影响力，从而保证联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也只有从这一角度观察，美利坚联邦在整个西方政治史中的重要意义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与此同时，修昔底德文本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方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八世纪美利坚联邦的缔造是西方三千年政治传统在近代的一大创举，1787年《联邦宪法》无疑是一部西方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集大成作品，作为立法家的帕伯琉斯们不仅拥有自苏格拉底以降西方政治哲学所承载的理智智慧，更不乏修昔底德以降西方政治史所蕴涵的实践智慧。
如果将修昔底德《战争志》视为一部史诗悲剧，那么斯巴达和雅典无疑是这一悲剧舞台上的两大主角，他们彼此对立却又相互反衬，斯巴达人尚武轻文，不著一字，却留下了许多不断激发后人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传奇：重装步兵、温泉关、列奥尼达……。耐人寻味的是，在雅典著作家笔下，斯巴达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经常被奉为典范，借以反思雅典，探讨理想城邦现实可能性的实证素材，无论是柏拉图《理想国》、《法律篇》，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都不难发现当时斯巴达城邦的影子。斯巴达推行寡头政体，雅典则实行平民政体，基于各自同盟稳定性的考量，他们分别强迫各自的同盟国也实行与本邦一致的政体，而随着战争日趋白热化，雅典到处破坏寡头城邦，斯巴达则到处压制平民城邦，希腊世界因此分裂为以雅典代表的“民主阵营”和以斯巴达为首的“寡头阵营”，从政治军事到意识形态，这一两极对峙格局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被强化。
修昔底德并未直接列举两个城邦宪制的具体条文，也未如哲学家那样从概念入手条分缕析现实和理想的政体类型，而是从它们各自的实际运转中呈现政体的现实样态：寡头政体守成审慎，而平民政体趋新急进，如同样是私通波斯案，斯巴达监察官在处理国王波桑尼阿斯（前478年）过程中格外审慎，这与雅典公民大会在处理地米斯托克利过程中的草率躁进适成对照；斯巴达社会等级森严，斯巴达人（Spartiates）、边民（Perioikoi）、希洛人（Helots）彼此界线分明、等级森严，希洛人被迫作为城邦奴隶，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斯巴达人对他们实行铁腕统治，对其暴动进行残酷镇压。斯巴达不筑城墙，但其目的在于培育公民的勇武精神，对外敌入侵时刻保持警觉。为了保持传统风俗，斯巴达严格限制人员出入国境，在他们看来，外界的奢靡之风往往对斯巴达人构成诱惑，极易败坏斯巴达人的淳朴民风。与此相对，雅典社会崇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分配公职首先依据一个人的才德而非出身，雅典城墙高厚，却能开放包容，通过不断降低公民权资格标准，广招天下英贤，鼓励社会竞争，多能多得；斯巴达人强调个人对城邦的绝对服从，公民谨守祖宗礼法，不越雷池半步，组织纪律严明，人民性情单纯，寡言内敛，不事张扬，行动尚武果敢，民风敦厚朴素。而雅典人则趋新顺变，与时俱进，高扬个性，崇尚自由，注重文教，人人能言善辩，民风安逸奢侈。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政治人物个个栩栩如生、表情丰富、个性鲜明，读之如在眼前、活灵活现：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德谟斯提尼、克里昂、尼西阿斯、亚西比得，而斯巴达政治人物包括监察官、国王、将军在内，大多（其中伯拉西达除外）形象刻板，拒人千里。修昔底德在描绘战争双方时虽然篇幅上相当，但雅典无疑处于更加显要的位置，修昔底德的著述立场不偏不倚，但细心的读者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著述家对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前途命运深深的忧患意识，而雅典民主制度在伯里克利去世后所发生的迅速畸变更是令修昔底德难以释怀。
任何制度的运转，一方面取决于该制度在建制上的权力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作为制度操作者的人的状况，而一种制度的长处背后往往隐藏者它的短处，其长处发挥极致的时刻，也正是该制度的短处迅速暴露的时刻。修昔底德通过对伯里克利去世前后雅典民主制度截然相反的表现的细致描绘，为读者思考这一复杂且微妙的政治学理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伯里克利（前495—前429）时代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其影响力执希腊世界之牛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雅典自由开放、兼收并蓄的民主制度，对于这一点，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国葬演说中做了最为直观的描绘。但修昔底德同时提醒我们注意的是，雅典民主制度要发挥其固有的长处，离不开伯里克利这位贤明且廉洁的领导者，他为雅典民主制注入了理性和明智，使公民大会不被多数人一时的激情和任性左右。斯巴达大军压境，国王兼统帅的阿基达马斯派使者前往雅典城，试图威逼雅典屈服，伯里克利将斯巴达使者拒之城外，不让其接近公民大会；斯巴达军队入侵安提卡，破坏雅典郊外财产，伯里克利早有预判，斯巴达国王无论是出于私人交情还是政治需要，在经过自己的地产时若不予破坏，这无论如何都会引起民众对伯里克利的恶感，伯氏深知雅典民众的脾性，为了提前消除民众对自己固守城垣战略的怀疑，他在公民大会上宣布：假如自己的财产未被斯巴达军队破坏，他愿意将其捐献国家；眼见斯巴达军队驻扎在距雅典只有六英里的阿卡奈，雅典城内群情激奋，民众开始对伯里克利指责漫骂，认为他们目前的困境都是伯氏消极防御策略的苦果，伯里克利对自己的军事主张坚信不移，为了避免雅典人由于恼怒而误入歧途，他不召集公民大会或其他形式的会议；斯巴达第二次入侵安提卡，在战争和瘟疫的双重困境下，雅典民众再次将愤怒转向伯里克利，对此，伯氏早有预料，他及时召集公民大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消除民众的愤激情绪，将他们引向温和而自信。可以说，雅典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及其自身开放性优势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伯里克利这样的“哲人王”式的领导者，职是之故，修昔底德说雅典在名义上实行民主政治，但实际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里，“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
在民众面前，伯里克利既不会媚俗逢迎，更不会倨傲自大，在他们盲目自信时他提醒他们保持谨慎，而在他们灰心丧气时他不失时机恢复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对于伯里克利这位雅典民主不可或缺的领导者，普鲁塔克这样评论道：“他那招人嫉妒的权力，曾被称为专制独裁，如今看来，却是政体中的中流砥柱，他能使城邦当时所遭受的种种败坏和邪恶缓和下来，减到很低的限度，把它们掩盖起来，不让他们成为不可救药的祸害。” 在战争第二年即前429年，伯里克利因身染瘟疫突然离世，这意味着雅典民主从此失去了其长期赖以凭借的支柱，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自身的优势非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其劣势却在政客们的私人打算和私人野心的推动下随着战争进程不断放大，伯里克利去世后的雅典政治家们要么结党营私，彼此倾轧，不择手段，携私报复，要么为了个人或集团的好处不惜以城邦公益为牺牲：尼西阿斯德行高贵却胆小怯懦，性情内敛却格外虚荣，致使他在战时汹涌的民主声浪中骑虎难下，疲于自保，他通过夸大所需兵力以阻止西西里远征的下下策略，非但未达到目的，却在客观上促使雅典倾巢出动，导致后防空虚；皮革匠出身的克里昂笼络民众，纵横捭阖，操弄民意，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在政治上寻找进身之阶；亚西比得野心勃勃，公开贬低民众，标榜吹嘘，自视甚高，不懂节制，处处树敌。在民主政治面前，雅典新一代政治家进退失距、举措失当，不仅个人政治前程被葬送，雅典一度近在咫尺的帝国事业也在他们手里被毁于一旦。
鉴于雅典民主制度在雅典帝国事业中的失败记录，十八世纪的帕伯琉斯们在缔造美利坚帝国的实验中将其引为前车之鉴，麦迪逊指出，以雅典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制经常成为党争的温床，“直接民主，从来就是骚乱和对抗的竞技场，个人的安全和产权，从未得到保障，总体来说，直接民主制，都是短命的，而且死得暴烈。” 而美利坚人拟议中的共和政体将开辟与纯粹民主制完全不同的政治前景，它实行代议制，即“政府的所有权力，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人民大众；由胜任官职的人执政，任期有一定的限制，或行为良好得继续任职。” 通过将大共和国与小共和国、人民主权与各邦主权结合起来，麦迪逊认定，在控制党争方面，新的美利坚联邦将会比民主政体更加有效，其原因有二：代议制能够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提炼和扩大公众意见，在选择公共福利的合适保护人方面，大共和国要比小共和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野心家或阴谋家更难成功；共和政府比民主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广阔的领土，能够包罗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使得不讲正义和图谋私利的多数难以形成，难以采取一致行动。然而，遗憾且耐人寻味的是，帕伯琉斯的这一空前系统的理论反思和立法实践，并没有使新的美利坚联邦完全摆脱党争甚至内战的阴霾，在帕伯琉斯之后不满百年，作为党争的直接后果，南方与北方长达四年（1861-1865）的血腥战争一度使美利坚联邦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一“更加完善的联邦”又一次面临再造共和的严峻挑战，这一任务最终落在了林肯这样的伟大政治家肩上，这当然是后话。
△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神庙前423年深冬，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鏖战已经进入第八年，双方在色雷斯地区的拉锯战正趋白热化，而此时的修昔底德正带领七条战舰驻扎塔索斯，一日，他突然接到驻守雅典战略要地安菲玻里的攸克利将军的增援请求，修昔底德火速前往，然而，足智多谋的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捷足先登，先发制人，在修昔底德舰队赶到前夕率先促使安菲玻里城缴械投降。安菲玻里让雅典在色雷斯战区全面陷入被动，修昔底德遭受牵连，他被克里昂等人指控犯有“叛逆罪”，最终被处二十年流放，命也夫！命也夫！流放期间的修昔底德心存郁结、发奋著述，游历希腊各邦，寻访战争当事者，甄别传闻，考核事实，探索政治事件之真相，寻绎邦国兴替之真理。
修昔底德寻访古迹，切近事，极人变，抚今追昔，探问雅典帝国兴衰之因由，忧心希腊未来之命运，站在迈锡尼依稀可见的废墟之上，修昔底德不由想起大诗人荷马，追忆诗人笔下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继承了强大的迈锡尼帝国，缔造了当时最为强大的海军，他威服四方，成为希腊世界的当然主宰，他利用自己的威势，征募了规模空前的远征军，进攻忒洛伊，希腊人在他的带领下，团结一致，经过浴血奋战，终将强大忒洛伊城夷为平地，这是“全希腊共同行动”的见证。尽管修昔底德向来对诗人的夸张手法颇有微词，但在这一点上他对荷马坚信不移：“迈锡尼当然是一个小地方，当时的许多村镇，我们现在看来都不是那么大，但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一个可靠的证据来否认诗人们以及普通传说所说到这次远征军的武装力量。”
在修昔底德心目中，雅典完全有可能在希腊世界树立迈锡尼曾经的威势，建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而能够将雅典帝国推向这一顶峰的首选伯里克利，可惜造化弄人，伯里克利在战争第二年便死于瘟疫，命也夫！命也夫！荷马尽其诗情，追忆阿伽门农的勇武，歌颂希腊人的团结和坚韧，而修昔底德却亲眼目睹希腊人自相残杀，希腊世界分崩离析，而自己热爱的祖国雅典却在内部党争的旋涡中一步步走上覆亡的不归路。前413年，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全军覆没，修昔底德以近乎悲叹的语调写道：“这是这次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照我看来，是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他们是全军覆灭；他们的痛苦是很大的，他们的毁灭……是整个的毁灭，海军、陆军——一切都毁灭了。” 这里，细心的读者不难感受到，当修昔底德写完第七卷即西西里战事的时候，他已悲伤至极，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按理说，《战争志》作为一部史诗性的政治悲剧，修昔底德可以就此搁笔，但他还是强打精神，继续著述“第八卷”，而这一卷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苏格拉底那位著名的学生亚西比得，如果说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还有人能够使这个伤痕累累的帝国重现生机，自然非亚西比得莫属。修昔底德力图在亚西比得身上寻找重建雅典帝国秩序的希望？还是通过亚西比得政治人生的起落浮沉、颠沛流离，寄托修昔底德本人以及家国命运的悲凉？抑或兼而有之？
|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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