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推荐 | “党指挥枪”背后的故事
法意 | 导言
中国现代军队的建立历程十分曲折复杂。传统国家常备军崩溃后，在内外压力下形成的近代军队呈现了“兵为将有”的私人军队形态。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外部先进文明的持续军事挑战，军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维护政治体的统一和秩序。这导致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着重于内部稳定而非对外战争，主要目的是强化皇权对军队的掌控；同时古代中国军队军事训练和日常差役“差操不分”，本质上是军队、警察、差役的混合体。历史的来看，古代中国皇权对军队的控制程度，通常与军队的战斗力成反比；随着帝制中国的成熟和完善，皇权对军队的控制愈发加强，这样严密控制下的传统国家常备军，根本无法面对内外敌人——尤其是拥有先进武器、严密组织和精良训练的西方专业化近代军队——的打击的。
在两次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中，以八旗、绿营为代表的传统国家常备军彻底崩溃。面对急迫的内外威胁，清政府不得不允许各地“自募勇营”。在这种被动的应急制度选择下，形成了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模式”，这种制度变迁模式与日本等国在相对和平条件下主动学习西方军制的路径有本质差别。“勇营模式”下的军队由“大帅”建立，兵必自招、将必亲选，粮饷并非国家拨发，而是自行“就地筹饷”；军队内部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只听“大帅”号令，他人根本无法指挥，朝廷令旨的权威还比不上大帅“一纸”私函。这种以“勇营模式”为代表的晚清近代军队，其基本建军原则是“兵为将有”，本质上并不是西方式的近现代国家军队，而是基于传统农耕社会的私人军队。
清末军制改革形成的北洋军事集团，不仅直接继承了淮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军队模式，更在民初政权交替中演变为军队控制国家政权的军阀集团。北洋军虽然在外表上引进了西方现代化军事装备和军制体系，但其军事组织的实质还是“兵为将有”的私人武装：军队的存在目的是为统兵将领维护和争夺私人利益；军队内部仍主要是依靠私人关系的层层控制模式，下级对上级、士兵对长官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民国初年，私人军队更实现了对从中央到地方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控，军权成为控制地盘和财权的基础，近代中国产生了“军绅政权”（即军人为主导、地主乡绅为基础的政权）这一特殊的军阀政治模式。
中国国民党试图仿效苏联建立“党军”以克服私人军队弊端和军阀政治，但在取得全国政权、实现形式统一的过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权迅速膨胀，最终在1932年战胜代表党权的胡汉民、汪精卫，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在此过程中，蒋介石逐步建立对军队的私人控制，一方面以“黄埔系”为班底培植嫡系军队，另一方面大量收编地方军阀武装，因而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又形成了诸如中央军、新桂系、晋绥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等一系列新军阀集团。现实中的国民革命军嫡系“杂牌”分明，指挥、管理、待遇都天差地别，各派新军阀仍然占据防区、自筹军饷，甚至爆发过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这样的大规模内战。即使所谓的“中央军”，本质上也是以黄埔师生关系为主要纽带的蒋介石私人军队，并不接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这一点在蒋介石历次“下野”时暴露无遗。除部分精锐部队外，国民革命军在组织纪律、官兵素质等方面都与现代军队相差甚远。直到蒋介石败逃台湾“整编国军”后，国民革命军才逐步转化为现代军队。综上所述，1949年前的国民革命军并没有摆脱中国近代军队的基本模式，仍是一支“兵为将有”的私人军队。
历史地来看，中国近代军队本质上都不是现代国家建构所需要的现代军队。虽然全面引进了西方军事装备和组织结构，在形式上有了很多现代军队的特征，但骨子里是以“兵为将有”为主要特征的非现代军队，与前文所述的现代军队五个特征相比均有较大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军队效忠个人的传统建军模式，这与从属于抽象政治共同体、服从于特定政治组织的现代军队有本质差别。
从本质上讲，“兵为将有”的中国近代军队是传统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军队的组成人员仍主要是农民，近代军事精英也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地主和自耕农。军人都生长于传统农耕社会结构，其中所有社会关系都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联系都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因而只有同乡、同学、师生、幕僚、姻亲和结义拜盟等私人关系才是传统社会中最熟悉和最可靠的联结纽带，近代军队“兵为将有”的基本模式就是基于这些传统纽带建立的，曾国藩建立湘军时如此，蒋介石培植“黄埔系”时也是如此。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军队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其既不能抵御外敌、维护独立，很多军阀反而成为外部势力的“帮凶”；更直接造就了近代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使统一建国这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难以实现。可以说，“兵为将有”的性质直接决定了近代中国军队的特殊形态和历史作用。对于近代军队模式的历史影响，陈志让有两段精辟的总结：
（一九一二年以后的军绅政权）对新兴事业的摧残，又把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延迟了三十年……中国真正有计划的现代化的工作在一九四九年才真正开始。
基于对近代军队组织特征和历史影响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兵为将有”为基本模式的近代中国军队不是一支现代军队，更无法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要建立一支现代军队。
面对内外敌人——特别是“兵为将有”的军阀集团——对中国统一建国的阻碍，中国迫切需要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使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和很多后发国家一样选择了“以党建国”的模式，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承担中国现代“建国”使命的革命政党。
后发国家之所以选择“以党建国”的模式，是基于后发国家革命政党与西方宪制体系下选举性政党的本质差别。西方政党是在现代国家建构完成后出现的、在已经基本确立的宪制体系下活动的政治组织，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和维持执政权力。相比之下，革命政党生长于现代国家建构尚未完成的转型社会，因而其承担了在建立现代国家和宪制基本结构的“建国”使命：通过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整合各类政治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自由；依据长远的、全面的社会改造目标和方向，主动推动实现工业革命和社会改革，建立现代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经济财政体制和意识形态体制。对于革命政党而言，夺取政权只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任务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国家政权只是完成“建国”任务的工具——虽然这个工具必不可少。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党建国”的历史进程，只有高度精英化和组织化的中国共产党有实力和意愿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将处于前现代的社会组织成现代国家的力量多种多样，有英美式的商业组织，也有德国式的官僚组织，而在俄国、中国、墨西哥以及后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革命政党，这就是所谓的“政党主导型现代化道路”。近代中国的诸多政治力量或是缺乏推动社会转型的意愿（如支持“军绅政权”的地主和军阀，以及北伐后转化为社会上层精英代表的国民党），或是缺乏建构现代国家的力量（如民族资本家和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因而都无法承担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使命。只有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拥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社会进步意识，又具有列宁主义政党特殊的组织优势，还适应了中国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总体趋势，并能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建立革命理论、确定革命策略，因而能将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组织成执行“建国”使命的政治精英集团，并以党为核心在社会中下层展开广泛的政治动员，从而承担起建构现代国家和宪制的历史任务。
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性环节，建立现代军队是任何一个希望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国家建构尚未完成的状况下，不可能出现支撑和平转型的宪制框架。特别是在“兵为将有”的近代军队掌控政权的大势下，没有武装的政党都只能在掌握军事力量的政治集团间“选边站队”，根本无法成为独立的转型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要想实现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就必须建立一支全新的现代革命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用强大的革命军事力量实现“建国”任务。因此“以党建军”是中共“以党建国”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建立现代军队的历史任务。
任何事物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现代军队脱胎于以农民为主要来源、以“兵为将有”为基本模式的近代军队。为建立一支全新的现代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最终建立起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使命。在“以党建军”的历史过程中，1927年的三湾改编和1929年的古田会议是关键的历史节点，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全名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是中共现代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要研究中国现代军队的建立，就必须对《决议》加以深入分析。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但由于早期起义多依靠国民党旧军队和农民武装，多数起义稍遇挫折就因叛变或溃散而失败。面对险恶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探索党领导现代军队的方法和途径。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秋收起义军余部进行整编，史称“三湾改编”。此次改编的核心是第一次建立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对军队的直接领导，第一次在部队各级建立党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部队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讨论决定；同时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由党组织书记担任同级党代表，负责党务、政治和群众工作，与军事长官共同指挥部队。毛泽东后来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支部建在连上”使党作为政治组织第一次能够直接掌握士兵群众，后来成为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成为中共“以党建军”的组织基石。
三湾改编虽然确立了军队中党组织的地位，但党和军队的关系、军队的性质和任务等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1929年下半年，从井冈山转战赣南的红四军就一系列原则问题发生争论，这次争论成为了古田会议召开的契机。此次争论以毛泽东、林彪为一方，以朱德和当时的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为一方，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1、红军的领导体制实行党的领导还是军队领导，具体反映为在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前委）之下是否设立专门的军事委员会（军委）；2、红军的内部关系是自上而下的集中为主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为主；3、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包含政治工作——特别是建立根据地和宣传组织群众——还是专注于军事工作。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与会代表支持了朱德的主张，改选持“调和主义”态度的陈毅接任前委书记，并决定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党内争论情况，毛泽东则离开红四军去闽西做地方工作。听取汇报后，中央政治局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负责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起草了“八月来信”和“九月来信”，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要求“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仍应为前委书记”。
在中央来信精神的指导下，1929年12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该决议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的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的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分决议做成。其中《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整个《决议》的核心。
《决议》一开始就提出，红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种不正确思想的根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从本质上看，党要反对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传统农耕社会的思想形态。如前文所述，这种思想形态就是产生近代军队“兵为将有”模式的思想根源。中共的“政治建军”，就是从政治上将农民改造和整合为能够为党完全领导的革命力量，建立一支绝对听党指挥的现代军队。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克服传统农耕社会的思想形态，铲除“兵为将有”的思想基础，首先从思想上明确党领导的现代革命军队的建设方向，这就是《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决议》将“单纯军事观点”作为第一个要反对的“错误思想”加以批判，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革命军队的性质，即“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提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种军队服从政治的观点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其起源则是塑造西方现代军队的克劳塞维茨军政关系理论，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军队建设自然从一开始就符合现代军队的特征。这种“政治建军”原则，也成为中共军队作为一支现代军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的最大区别。
“革命的政治任务”历史地来看就是建构现代国家，这种任务首先是政治性的。《决议》将其总结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其本质就是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以实现革命党的政治目标。正因为要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红军就绝不是单纯打仗的军队，在从事军事工作的同时还需要承担“革命的政治工作”，具体包括建立根据地、建设地方党和政权，以及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等，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这些任务一方面是对传统社会中分散个体的政治动员，使其成为现代化转型的主动参与者；另一方面更是直接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和治理结构，包括现代政权体系和作为现代国家官僚体系“制度替代”的党组织体系。这种政治动员和组织建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在《决议》看来，“革命的政治任务”是“红军存在的意义”，是“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基于“兵为将有”的基本属性，近代中国军队的任务只是夺取并维护地盘和权力，从而实现将领的个人利益，完成此项任务的唯一手段就是战争；因而近代中国军队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战争进行的军事活动，其性质自然也只是单纯打仗的军事集团，自然也就产生了“单纯军事思想”。秉持这种思想的近代中国军队，必然不可能实现革命政党的“建国”使命。《决议》关于“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的表述，就可以理解为红军与中国近代军队相比，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红军是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革命力量。正因为革命军队的此种本质，“兵为将有”的近代中国军队模式就党被视为“军阀主义”加以批判，党就必须通过党组织、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牢牢掌握军队，防止军队被个人掌握，蜕变为阻碍革命任务的工具，这决定了政治工作作为革命军队“生命线”的重要地位。
革命军队的本质决定了革命军队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种领导是党组织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因而《决议》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都作为“党内错误思想”加以批判，而产生这些思想的原因都是由于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传统观念。由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一般而言难以具备自我教育和提升的可能，农民的民主只能导致落后战胜先进，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任务。因而必须要由掌握现代化知识的政党加以“引导”和“灌输”，用代表现代大工业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肃清农民固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使之成为推动现代国家建构的革命力量。《决议》要求红军必须以党为“领导的中枢”，必须防止“党与军队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要求党加强军队内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采用少数先进分子决策、多数落后成员执行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自上而下地对军队本身进行教育、改造和整合，使革命军队能为革命党推动现代国家建构服务。
现代化的基础和实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国家建构只有依靠现代工业文明的“新人”才能完成。中国近代军队既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装备，更在形式上引进了西方的军队组织，但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一支现代军队？正是因为组成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仍然是农耕社会中的地主和农民，因而“兵为将有”的私人军队模式是农耕社会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社会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要想建成一支现代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推进现代国家建构，光靠引入现代军队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是远远不够的，更必须探索一条能够“塑造”现代军人个体的建军模式。
作为确立中共军队建军原则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不仅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更对军队内部建设有着详尽规范。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决议》体现的中共军队内部建设模式围绕的主题，就是将农民“改造”为现代军队的军人，通过现代军队组织对农民个体展开全方位的“规训”（discipline），塑造一大批适应现代国家建构需要的“新人”，从而从思想上肃清“兵为将有”的观念，为创建现代军队和建构现代国家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在《决议》本身的逻辑中，这条建军路线可表述为通过“思想建党”实现“政治建军”。
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知识和视野，农民的改造绝不可能由农民自我完成，因而必须要由掌握现代化知识的革命政党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对其加以“灌输”。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消除传统农耕社会中农民固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所有军人具有现代国家建构所必须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掌握现代国家和军队所需要的现代知识。基于这种由革命政党向非党军人、由少数先进分子向多数普通群众灌输知识的改造模式，《古田会议决议》要求中共军队要以党为领导核心，采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将所有主张军队独立于党的“单纯军事观点”和自下而上的“极端民主化”、“游击习气”都作为“错误思想”加以反对。这种党凭借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自上而下对包括党员在内的军人的思想“灌输”，就是“思想建党”的最重要途径。
基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高度分工协作的特征，现代国家和现代军队在人与人关系方面的重要特征就是高度的组织化。只有党组织才能打破农民源于熟人社会的血缘、地缘偏见，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军人整合为统一的革命力量。《决议》重申了三湾改编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强调要让革命政党通过组织直接掌握每一个军人；并提出“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通过深入到连队乃至班排的党组织、党员，通过具有独立地位和高度权威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革命政党的教育改造能够直接触及每一个军人个体，使军人个体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的组织结构，在党组织中使分散的农民个体转变为具有纪律意识、协作意识的现代军人。
中共军队改造农民的基本手段是“思想建党”，其背后是一整套来源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知识结构——毕竟革命政党遵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对于一支识字率不到一成的农民军队，《决议》却强调军队内部要进行政治形势、文化知识、军事知识乃至国际形势的教育，教育内容既有“识字运动”、战术技术这样直接有利于战争的知识，也包括“苏俄红军”、“社会进化故事”、“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类农民军人闻所未闻的内容；对于以农民成分为主的军队党员，党内教育更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研究”这样纯粹现代化的知识。这样的教育内容决不仅限于适应眼前战争的需要，其背后是一整套用以塑造“新人”的现代性知识结构。
革命政党进行“思想建党”，运用现代性知识对农民军人特别是军人党员的改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试图使农民军人掌握适应现代国家建构的知识结构，这一点是绝大多数中国近代军队不可能完成的。正如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说：“毛的真正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支承担了改造农民、塑造“新人”任务的现代军队，其培养的新式军人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式精英。这批精英成为中国现代精英群体的重要来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创建了一支具有现代组织结构和知识背景的推动力量。
基于《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彻底改变了“兵为将有”的近代军队模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军队。凭借着“党指挥枪”带来的“特有政治优势”，这支军队在与中国近代军队和西方现代军队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的“百年战争”，完成了统一建国这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奠定了当代中国宪制的军事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现代军队更塑造了一大批新式精英，在各个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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